【作者】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一时期三种相关思潮的基础上，后一时期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思想流派。其中，那些根据现实发展而不拘一格地吸取他人长处，提出新的解释，作出新的决策，并尽可能付诸实践的思想家所产生的影响最大。种种原因导致他们的新思想在总体上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其所引导的斗争实践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两代领导人的不同评价，也许可以从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和当时法国工业化和无产阶级的具体发展状况来理解。
一、法国新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19世纪初到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或明或暗地存在或酝酿着的社会主义思潮主要有三个流派：一派是由克劳德·昂利·圣西门创立的。另一派的创立者是夏尔·傅立叶。三是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渐渐复苏。
七月革命后，法国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公开化并迅速成长和传播。这种情况不仅与新的经济社会生活、阶级形成有关，也得力于相对宽松的环境。各类出版物的传播方式也五花八门。大体从1840年开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传播又跃上一个新台阶。社会主义一时成为潮流，被卷入其中的大体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各阶层中关注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另一部分是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尤其是在里昂，可以清晰地看到那里近代工人阶级的觉醒及他们提出自己要求的过程。
19世纪20年代，作为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及其城郊有3万织机，是此时欧洲大陆最大的工业集聚地，人称“法国的曼彻斯特”。丝织业养活了这个城市居民的一半。七月革命中，法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全力推翻了复辟王朝，但工人们很快意识到自己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此后几年间，这方面发展很快。
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和传播与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密切相关。当然，这一波社会主义运动与18世纪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时代的运动有很不相同的特点，因为经济基础不同了，前者主要基于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各种社会冲突。
新的社会主义思潮，经济上以工业革命的成果为基础，思想上以批判盛行的进步观念为基础。不过，对理性或对主流进步观念的批判，并不是否定进步，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进步。像圣西门、傅立叶这样的社会主义者，都有自己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都对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分期，都是一种向前看的态度。
与18世纪相比，19世纪上半叶法国新的社会主义思潮还有两个特点：一是仅从规模上看，大革命时期，空想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的流行其实很有限。二是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主义思潮是在浪漫主义运动的氛围中产生和成长的，也可以说，那时的社会主义是浪漫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就像18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浪漫主义运动对启蒙运动，既是一种继承，又是一种反叛。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主义思潮与浪漫主义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至少，它有助于对未来的社会展开各种各样的想象。浪漫主义既有反对18世纪理性主义的一面，又有继承的一面。
总之，19世纪上半叶法国出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新的思潮。吕德将其新特征归纳为：一种共和主义学说的设计，一种更平等的社会的规划，所有权受到质疑，第一次接近假定夺取权力的各种问题。
二、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流派和基本倾向
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共产主义原理》中，把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分为三大类：一是“封建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二是“现代社会的拥护者，现代社会必然产生的苦难，使他们不得不替这一社会的存在耽心。因此，他们力图保持现代社会，不过要消除和它联系在一起的苦难”。三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和共产主义者同道”，他们“或者是不够了解本阶级解放条件的无产者，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此，只要他们“不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和不攻击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就应当与他们联合起来，但要正视双方之间存在的 “分歧意见”。根据这种分类，共产主义者属于当时社会主义思潮的第四类。恩格斯主要是从分清敌我的角度进行分类的。
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和马克思又对此作了更加精准的归纳，其目的都是为更好地辨别革命运动中的敌友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版的法国《大百科全书》中的“社会主义”条目，较全面地介绍了相关思想流派及其思想渊源。总的说来，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三派思潮在七月王朝期间发生了巨大变化。1825—1829年，即圣西门去世后的几年间，圣西门派的核心成员安凡丹、罗德里格、巴札尔共同讨论并撰写了《圣西门学说释义》。不过，圣西门门生的努力尽管使其导师的学说适应了新的现实，但显然还很不够。不少人离开了圣西门派，其中的佼佼者不拘一格地采纳他人之长，形成了新的思想体系。1848年革命前的十年成为傅立叶派的全盛期。巴贝夫派也经历了质变，其影响不断扩大。
1 830年后，夏尔·泰斯特、路易·勃朗、瓦耶·达让松加入了邦纳罗蒂的队伍。邦纳罗蒂为了在“道德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的名义下建立一个新的巴贝夫派，降低了接纳新成员的标准。但这些新来者都有自己的想法。尽管如此，邦纳罗蒂与夏尔·泰斯特、瓦耶·达让松组成了三人团体，成为宣传巴贝夫主义的中心。1845—1848年间的“共产主义－唯物主义者协会”由清一色的巴贝夫主义者组成。
当时大部分信仰共产主义的作者都来自于巴贝夫主义的传统，不过在新的形势面前，巴贝夫派也不能避免分裂的命运。被称为共产主义者的卡贝在1840年开始反对巴贝夫的暴力思想，主张非暴力即通过建立伊加利亚来实现共产主义。德萨米是巴贝夫主义传统中最有思想的人，一度与卡贝合作，但不久后两人因为对暴力的不同立场而分道扬镳。共产主义作者中，还有“最咄咄逼人”的皮佑。他在1840年提出“既非城堡，也非农舍”的主张，体现了其平等派的观点。里昂也有一群博学的共产主义者。到1848年，卡贝的俱乐部吸收的人数比其他组织多，在法国的追随者将近10万人，大部分是工人。但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他的影响迅速衰退。真正继承巴贝夫暴力精神的是布朗基。
综上所述，1830年前的法国三大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在七月革命后，其领导人都先后经过换代或改组。其中，一些人着重继承导师们的思想，并根据现实情况作出某些改革，但他们的影响一般不及后起的思想流派或思想家。后者或多或少都曾受到三大流派的影响，或曾经是其中某派的成员，但他们不拘一格地接受其他派别的思想，为创立自己的学派服务。卡贝、路易·勃朗一度为圣西门派的成员，但深受巴贝夫派共产主义的影响，同时又排斥其暴力革命的主张。在这一历史大潮中，最有影响的那些人物，没有一个会真正一丝不苟地继承其派别创始人的衣钵，而总是不同程度地兼收并蓄，面对新的形势提出新的看法。
三、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特点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评价中，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现象。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重要来源。马克思写下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及《法兰西内战》，证明了19世纪法国的政治斗争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意义。但恩格斯又曾谈及，法国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论对他们理论形成的帮助比较有限。可见，恩格斯认为，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作用主要发生在其初期，而英国的影响则比较持久。
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代表人物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们对圣西门、傅立叶的看法以肯定为主，而对1830年革命后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批代表性人物如布朗基、卡贝、普鲁东、路易·勃朗等的看法，则是以批判为主。为了批判普鲁东的《贫困的哲学》，马克思还专门写了《哲学的贫困》。在那一代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或思想家中，获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好评的似乎很少，而且获得好评的几个人在当时的影响都不大。如果把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分成两代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前一代人的评价比较高，而对后一代人则以否定为主。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什么重视19世纪法国的阶级斗争，但倾向于否定其19世纪中期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呢？出现这种貌似矛盾的情况，与当时法国社会的具体发展特点是分不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评价是从创建科学社会主义需要的角度出发的。按通常说法，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有三个来源，但应该看到，他们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一般以当时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及相应的无产阶级发展程度最成熟的英国为基础。法国在工业化、国家制度的发展方面均落后于英国，尽管其无产阶级的斗争精神非常可嘉，但其成熟程度毕竟不如英国。这些情况当然要影响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代表人物的思想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两代领导人的不同评论，应从时代赋予这两代领导人的不同任务来理解，还应从当时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某些特殊性来理解。以圣西门、傅立叶为代表的老一辈人，也许可加上邦纳罗蒂及更早的巴贝夫，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揭露当时无产阶级的悲惨状况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弊病，提出关于新的社会的某些重要原则，比如不同程度的财产公有，并对新的社会的基本现象和运行作出描述或估计，进行论证等。但在实践的层面上，他们做得非常有限，这是下一代领导人的任务。这种变化，既源于无产阶级的觉醒，也离不开相关思想家或领导人的努力。
总的说来，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主义运动新一代领导人没有必要重新论证前辈详细讨论过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根据现实发展的需要，对已有理论作出修正和补充，分析面临的任务，并通过斗争尽可能把自己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付诸实施。虽然两代领导人或两代思想家的工作，都是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尚发展不足的产物，但19世纪中期的资本主义已远远超过19世纪初，这就导致两代人有不同的客观任务和侧重点。后一代领导人必须更加贴近现实并进行相关实践，这是他们的历史责任。又由于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所提出的许多设想和改革办法可能很快就会过时，这使得第二代领导人的许多观点或措施具有临时性的特点。但尽管如此，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构成了整个发展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如果说法国的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历史条件之一，那么我们就得承认领导或组织这些运动或斗争的思想及相关的革命家们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尽管严格地讲，他们的思想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确是历史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对它们的批判是为了指明方向，把已经拥有一定斗争经验的工人阶级引向更正确的道路，而不是完全否定它们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思想的传播及相关思想家的领导，那么法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将会更分散、更没有组织、更没有目标、更不可名状。受法国特定的历史发展状况的约束，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那时法国社会主义运动有自己的特点。了解这些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上面提出的问题。
首先，运动的集中度似乎比较低，斗争的力量显得相对分散。这是法国大革命造成的社会深度撕裂的一种表现，但这使法国思想家们除向广大群众宣传自己的思想，提出一般性的号召外，还得花费很大精力互相攻讦，而且对聚集更大的力量缺乏信心，组织工作也因此做得不太好。法国社会过度撕裂，党派、政见异常纷繁复杂，导致各方理论走向极端。相关人士为了说明自己的理论与别人不一样，往往更多地强调自己主张的东西，置其他观点于不顾。这种情况也表现在实践中，各方的共同语言不多，很难形成较大的党派或政治派别，常常出现某种“单打独斗”的局面。即使像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大家暂时有一个共同的斗争目标，但一旦取得初步成果，就会变得四分五裂。当然，内部意见纷纭、争吵不已，是当时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特点，但可以说，法国在这方面最为典型。
其次，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高度关注政府的形式。这种关注是法国的特产，因为在19世纪前四分之三个世纪里，法国的政权形式始终难以固定下来。它的一个副产品是无政府主义的产生。法国七月革命后，建立共和国的声音强大起来，直到1848年革命中建立了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很短命，但并不妨碍当时的社会主义者非常热心地介入建立什么政府的讨论。当法国爱丽舍宫酝酿政变并准备建立独裁政体时，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还在忙于设计这样一种新的政府形式。1850年，有人翻译出版了德国法兰克福议会成员Ｍ．里廷豪森在1848年提出的关于建立“直接政府”的论述，同一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孔西得朗的小册子《解决办法或人民的直接政府》。这时，赖德律－洛兰开始靠近普鲁东的无政府主义，于1852年选举前夕写了一份声明，标题是“不再有总统，不再有代表”。织工出身的立法议会议员约瑟夫·伯努瓦怀有同样的思想，1851年他支持编写出版的一本大部头的书，书名就是《直接政府——共和国的市镇和中央的组织》。不信任政府而走极端，导向无政府主义，这是法国特定国情的产物。
最后，法国大革命和工业化造成某种严重的道德真空，拯救道德成为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思想极为重要的出发点。前面提到，邦纳罗蒂希望在“道德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的名义下建立新巴贝夫派，这体现了他对道德建设的关心。马隆讲到19世纪上半叶各派社会主义思潮的共同点，乔治·魏尔比较法国和德国在这方面的差别。这些社会主义思想家所关注的当然不是传统道德，而是新社会所需要或与工业社会相匹配的道德。曾任圣西门秘书的孔德晚年创建了“人道教”，圣西门的继承人安凡丹等把这个思想流派变成某种新的崇拜，都与他们对道德的高度评价分不开。这样看待道德问题是法国的产物，重视这个问题固然与法国的特定国情分不开，但这一点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并不是关键性的，因为与经济相比，它处于次要地位。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1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