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卫东，安徽理工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东洋、西洋、南洋、北洋，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外域地理的指向统称，此等概念不乏演变，反映出中国人视野在不断望远，留痕了中国人全球观的历史进路。明清时代的中国人对新世界的看法既是接引域外之学的结果，也是国人与时俱进开放意识的标示。中国传统的“西洋”被解构，原来的“西洋”变成了“南洋”，新的“西洋”重构为更远方的“泰西”；“东洋”“北洋”部分超脱原有地理指称的意涵，而多了些政治文化的内容。凡此种种名同实异，在新陈代谢中国人东西南北洋概念的同时，也形塑着中国人放眼全球的新世界观。从长时段来看，中国从来就不是封闭的国度，愈益开放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基调。
一、“西域”与“西洋”的来龙去脉
东西南北四“洋”之中，西洋变易最多。首先是从西域到西洋的转义。古代的中国人由于东边洋海的隔断，“凿空”只能朝向西方，步履只能向西面延伸，汉代是大规模经略“西边”的时期。直至宋代，随着海外贸易的兴发，国人的眼界略开，不仅限于陆域，稍多关注海上。因此生成“西洋”用词，从“西域”到“西洋”，两“西”之间有着某种承继关联，均含“极远”的表意。然匪夷所思的是，如以中原为本位，“西域”与“西洋”的方向完全相反，“西域”确在西边，“西洋”实在东边。两“西”非但混不搭界，简直还是东西反向。“西域”与“西洋”一字之差，却反映出国人的行迹从陆地迈向了海洋。之后，“西洋”多指海上来，“西域”多指陆上来。经过几代学人的探究，“西洋”范围的初义形成和转义变换日渐清楚。一般认为，被后朝名实沿袭的“西洋”大致出现在元朝。此时的“西洋”实指南亚或东南亚。明代建朝仍袭用元代指称。与后世的“西洋”大相径庭。
明朝中叶以后，来华西人对中国“西洋”概念有了借用和换用，更准确地说是校正和重构，是旧用名的新解释。此前国人的“西洋”主要局限于亚洲范围，西人将“西洋”与欧洲相联，所谓“西洋欧逻巴国人也”，而且定名为“大西洋”。据学者考订，中文语境之“大西洋”名词最晚出现在明朝嘉靖年间，成书于嘉靖十五年（1536年）的黄衷《海语》中首先提及，但此“大西洋”地界指的是阿拉伯半岛一带，与此前的“西洋”范围相近，只是添加了一个“大”字。随后的指称却是另一番新天地，嘉靖四十四年叶权所撰《游岭南记》称佛郎机（今葡萄牙等）为“大西洋之一国”，所指已然是欧洲。待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批量来华，有意识地多方援引“大西洋”用词，使此词由生僻冷词转成习见熟词，还使“大西洋”除了形而下的地理概念外，另多了些形而上的政治文化潜意。利玛窦初入京师，自称从“大西洋”来，明廷对所称来路进行核查，礼部向皇帝报告，《会典》上只有“西洋琐里国”，没有“大西洋”。二者似乎不是一地。由此，在明朝官方文献中也出现了“大西洋”名词。利玛窦的身份证明和来路说道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却引入了一种新观念，导入了一个新世界，将中国人与前所未见的真正的全球形象相联结。不仅对人，而且对物。利玛窦于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601年1月27日）在向万历皇帝进献“土物”的清单中便不厌其烦地开列了诸多以“大西洋”命名的物品。利玛窦自称“大西洋”，是利用已有汉语词汇，以壮行色，力求中国人高看而已。有人便指出此乃“诳世”之言。怀疑归怀疑，可以确认的是，通过利氏，中国人逐渐明确外宾来自的“大西洋”与中国人以前认知的“西洋”迥不相同，且愈发远大。接续利玛窦，后来的天主教士们也以“大西洋”标榜来处。利氏辈传入的“大西洋”被某些中国人接受。
利玛窦逝后，墓碑镌刻“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亚国人”，此处的“大西洋”是大概念，“意大里亚”是其中的某个国，宏观微观兼备，指意更加具象。此新观念放大转移了中国旧有的“西洋”范围。
然而，利玛窦辈的称“大”在当时语境下被众多中国人认为是狂妄自大，是企图将“大西洋”与“大明”对等。鉴于大西洋称谓的敏感性，“大西洋”一词在明清之际有被“西洋”替换的趋势。特别是清朝鼎立后，1678年10月，康熙帝发出《康熙致西洋国王阿丰肃敕谕稿》，此处的“西洋国王”是葡萄牙国王阿丰肃六世，不用“大西洋”字样。清朝当局于1746年禁止西洋妇女进入中国大陆，只能停留澳门。1757年关闭厦门、云台山、舟山口岸，除了广州口岸以外，西洋人不得进入中国内地，全面实行闭关政策。此间有一条较为清晰的流变线索——对西洋人的防范愈来愈收紧。清廷组织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唯见“西洋”，不见“大西洋”。似乎是朝廷有意而为，也不尽然。民间的“大西洋”和“西洋”更见混用。直到鸦片战后，魏源付梓《海国图志》，其中的“大西洋”所指仍是欧洲各国，较有新意的是增列“外大西洋”多卷，专论美洲各国。继承魏源瞩目世界地理者不绝如缕。徐继畬1848年推出《瀛寰志略》，同样指认“凡中国之所谓‘大西洋’者”就是“欧罗巴”。但将“西洋”混指“大西洋”的现象的确被国人逐渐回避。而作为海洋专称的大西洋概念却生发开来，渐至形成所谓的“大西洋”专指海洋（此意至今沿用）。而“西洋”主要指欧洲。其实，在西方，“大西洋”与“欧洲”本有清楚的界划和各自的名实，来华西人借助中文名称后转义混用，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有其可以理解的原因。然而，国人对其冒用予以修订，更显现出对西方人文的有意识区隔和选择性认同，亦使历史地理概念回归本义正解，中西一致，实乃科学正义。伴随“西洋来宾”和来货的增多，“西洋”即“西方”的词意不仅与人事相连，还与物事串结，出现许多以“西洋”冠名的物件，较早出现的有“西洋布”。另如“西洋炮”“西洋楼”“西洋教”“西洋钟”“西洋镜”“西洋历法”等，还有略后一些的“西洋参”，即北美洲产的人参。从方位到方物，从地理位置到海外货品，洋洋大观，不一而足，个中变化可谓是微言大义，足堪管中窥豹。
鸦片战争前夕，“西洋”词汇在西方人口中愈来愈具有意识形态的包含，西人借此汲汲追求西方与中国的平等。
在此前后，又出现了“西洋”到“洋”的再次演绎。这次变易和前几次不存在时间上的递进，而是重叠时序并时流行，“西洋”行用愈益减少，“洋”某种程度上成为“西洋”的代名词，“洋人”也更多地专指西人。此次变易有地理范围扩大的原因，过去的“西洋”主指欧洲，后来的“洋”泛指欧洲、美洲、澳洲等；也有见多不怪逐渐省词的因由；还有以俯视的“夷”换成平视的“洋”的格物致知，在西人的抗议下，“夷”等带有文化贬损的字眼不再常用，而换成了中性的“洋”等字词。鸦片战争爆发，西人用洋枪洋炮轰开中国门户，以血火的残暴方式强迫中国人正视敌人的同时也更大程度地开放自我。“洋”愈发具有了文化价值判断的意义，一方面，大洋彼岸的欧风美雨吹拂之下，洋风愈炽，“西方”与“中国”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倒置，突出表现是“西”成了“洋”，“中”成了“土”，“洋”与“土”之间形成大众意识中的前高后低、前好后差的感觉，“洋”成了“高级”的代名词，浸透于衣食住行玩乐等生活的基本面。以至于人们开始追求莫名其妙又随处可闻的“洋气”。而坚船利炮更是国人“师夷长技”时甚为推崇的“洋器”。另一方面，近代中国毕竟遭到西方侵略。侵略者的烧杀掳掠占我家园更使“洋”沾染了价值定性的意念，“洋玩意”等习称便带有不屑一顾不入法眼的况味；“洋鬼”“洋奴”更是对“洋人”或依附“洋人”者的咒骂。褒贬之间，人们对“洋”的观感也呈现两极化，亲疏爱恨泾渭分明，更与传统的家国情怀联结。如此这般，具象实指中性的名词，变成模糊抽象见仁见智的观念，进而有了某种意识形态上无所不包的含意。
三、此“东洋”非彼“东洋”
从用词搭配来说“东”“西”每每联在一起，“东洋”一词当与“西洋”同时生成，这与汉语的惯用词序有关；东洋的转义频率却不如西洋。“东洋”一词，同样初见于宋代，福建等地官民将闽省以东的海域称为“东洋”。很明显，这主要指近海。迄元代，大德年间陈大露的《南海志》提到的“东洋”扩及南亚或东南亚以远，已是远洋。明天启年间，耶稣会士艾儒略撰成《职方外纪》，将赤道以北的北亚墨利加以东海域标注为“大东洋”。入清以后，“东洋”内涵续有变迁。
康熙四十年，清廷派杭州织造属下莫尔森前往“东洋”进行调研，该员回国后，进京向康熙帝报告，康熙帝决定重开中日海上贸易。此处的“东洋”专指日本。“东洋”即日本的新说渐次流行。到乾隆年间就更详细了。
名实的确立与普及要不断重复重申，方才约定俗成。刊行于道光初年的《海录》设有“东洋八岛”专章，但此“东洋”反倒不如前述的“东洋”来得到位，所指系西南太平洋诸岛以及澳大利亚等，愈发漫无边际。这是私人撰述，见识有限。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官书”仍是将朝鲜、日本等列入“东洋记”内。1848年推出的《瀛寰志略》复将日本归为“东洋二国”。
中国的“东洋”概念在外人中间引出不同反应，不一样的站位格物后的致知自然有所差异。欧洲人对“东洋”的文论更多地纠结于东高西低的观点。旧时国人执着于中国位于世界之中，西方人不认同“中央之国”的观念，他们以欧洲为基准，认为中国、印度等均在东方。从《马可波罗行纪》问世以来，西方人将东方视为发达的财富之地。但届19世纪初叶，在西人眼中，“东方”的地位已然降低。1833年8月1日，西方来华传教士出版了最早的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名径直揭橥“东西洋”，其意已不再是向中国人介绍早已流行的世界地理指南，而是有意将“东西洋”并列，此处的“东洋”不指日本，而指与“西洋”相对的东方中国。本意在强调东西洋的平等。批评“东洋”天朝对待“西洋”的不平等，这在办刊“缘起”中有所表述。这里，地理概念不再重要，反而是地缘政治文化意义凸显，这是较早将地理词汇换用政治文化词意的做法。
同理，对西方人提出的某些“东洋”或“东方”的概念，东方人也不完全接受，典型者如“东印度”，为了消除哥伦布等造成的误解，欧洲人遂将“印度”分为东西两部分。而中国人和日本人等则不接受“东印度”这个西方的地理名词，概因西方人的“东”反而是东方人的“西”，此“东印度”定向乃以西方为中心，中国人自古就知晓印度的方位所在是“西”。此错误的带有浓厚殖民主义色彩的地理称谓在1874年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解散而成为历史名词。中国的“东洋”概念传输日本后，反响尤大，且有与中国不同取向的意义转换。中国是从泛指东边大洋到具体指陈日本，从模糊到明晰；传入日本后，却从单指到多指，从狭义到广义。转义特别发生在明治维新开始以后，式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正好与日本从崛起到战败的历史时期相始终。此间，日本“东洋”的空间范围从单指日本扩延整个亚洲，此义的“东洋”实为“东方”，与意指西方的“西洋”一词相对应、对立、对抗。随着日本国势的增强，其所用的放大的“东洋”概念还含有“东方霸主”的意味。故此，大部分中国人并不接受日本人放大的“东洋”划分，并不自认中国是“东洋国”，并不自称是“东洋人”。在近代中国，“东洋”就是指日本。日方的扩大指称，还含有从不服气中国到称霸亚洲的历史背景和一脉相承的意识流，此表达在日本的风行，绝非偶然，从中似见“大东亚共荣圈”的影子。还要补充的是，日本的“东洋”概念沿着两条思路演绎，一是以日本为本位，将自诩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亦纳入东洋范畴之内；另一是以中国为本位，范围只包括中国及周边地区，却不包括日本。这在日本的教科书中表现较为明显。即或是以中国为本位的“东洋史”，也是为了方便侵略中国而要了解中国。1941年春，日方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概念不符合以日本为中心的国家理念，故而放弃，仍旧坚持包含日、中等国的大“东洋”理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败后的日本将“东洋”概念收缩，侧重单指日本。
“东洋”从中国转义日本，有些意思又从日本回传中国，呈现文化意义上的泛用。随着日本的发迹，“东洋”中的“洋”与“西洋”中的“洋”有了某种同义，含有了发达国家物事的意蕴，成了国人包含醋意不便明说而又暗自艳羡的“东西”。伴随日本对华侵略加剧，“东洋”在中国更生发恨意，抗日战争时期达到顶点，“东洋鬼子”成了日本侵略者的代名词，《打东洋》的歌曲响彻中华大地。
三、“南洋”的变迁
“南洋”概指隔南海相望的东南亚各国，是较早和中国发生海上交通的地区。凡事多是先有“实”，才有形容此“实”的“名”，“南洋”一词晚出于海交实践，约起自宋代，初义也不是后来的“南洋”，而是广东潮州及以南海域。元代又有所指。至元明两朝，为之一变，由近海延展远洋，此期的“东西洋”成为后来所指的“南洋”。至晚明，“西洋”改指欧洲，先前的“西洋”地界需用另外的符号指称，被后世沿袭“南洋”的新版概念行用。到清代前期，“南洋”一词的使用业已普遍，指即隔“南中国海”的邻国成为定论。
继后，“南洋”概念续有版本，重大的变化除了地理名称以外，还成为政治官称。后来定归两江总督专责，有“南洋大臣”之称。1859年1月29日，咸丰帝上谕，有“南洋大臣”之设。1864年湖北官书局刻印《南北洋合图》，其中《南洋分图》覆盖范围从江苏省北部淤黄河口南至广东省与广西分界处，属“南洋大臣”界区。清朝长期实行地方外交，特别是对西方各国的外交每每交与疆臣办理，“南洋大臣”被朝廷授命“办理各国事务”，继承先前两广总督“总理五口大臣”的职掌，管理的事务自然不限于此界区。此处的“南洋”已经不是此前地理范围的南洋，而应该将“南洋”二字拆开诠释，“南”为“南洋大臣”驻地，“洋”为举凡涉外“洋务”均由其管理。“南洋大臣”之设还引出了“北洋大臣”的设立，“北洋”概念的转变与“南洋”用词的先行变化有着前因后果。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迫使中国开放更多口岸，且条约口岸向北方延伸，若再由“南洋大臣”兼办全中国的通商口岸事务，范围过大，名实不副。故北方也设立管理三口通商的大臣，对此职任间或也称“北洋大臣”。但此时的“南洋大臣”一般放在“北洋大臣”之前，这一方面出于前南后北的汉语顺口，并且南洋大臣的设置在北洋大臣之先；另一方面，在称谓早期，南洋大臣比北洋大臣的职分要重，因为当时南方的开放口岸比北方多，比北方早，“南洋大臣”往往由两江总督兼理，前期的“北洋大臣”不过是专理三个口岸的大臣，由侍郎级别的官员充任，并没有属地辖区。此间，外洋情事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愈益凸显，南洋大臣即外洋见重的产物。朝廷也声明“南洋”等为地方督臣中特重的职分。至此，“南洋”出现多义，一是指中国国内南方近海区域特别是通商口岸，“南洋大臣”便据此义而来；再是指中国南海等地；更多的指国外的“南洋各埠”。比较起来，各洋之中，“南洋”的概念较早出现，较晚固化，其间有所曲折，印证国人的视域从近到远，复从远到近，随着其他“洋”的相继确立而对“南洋”再下定语。东西南北洋的内涵之间多有互动，彼此交叉，前后挪位，动态扩延，这些概念的演变中，体现出古代与近世、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交融和文明互鉴。
四、屡有变化的“北洋”概念
四“洋”之中，以“北洋”定格略晚，却变化极大。宋代，将两浙路温州及以北海域唤作“北洋”。元代的“北洋”应是淮东路沿海与京东路密州海域相接的部位。也就是说，至宋朝，东西南北洋的名词均已出现，各“洋”之间具备了逻辑上的完整性，这也是中国人的目光从陆地更多投注海洋的重要时期。不过，比较起来，四“洋”之中，“北洋”的边际仍较混沌。此亦正常，中国的极北多为广袤的内陆腹地，距“洋”较远。“洋”的范围颇不确定，显见对向北之海比较陌生。
至明朝，北洋向北方转移，形成了后世袭用的“北洋”地理概念。此间来华的传教士较多引介的是与其相关的“西洋”，并未关注“北洋”，晚明后，“西洋”一词多见，“北洋”用语却少，甚至到清代前期，地域仍含混。嘉道年间的“北洋”已经趋向专指中国北方近海——更多的是渤海、黄海。反倒是《海国图志》将“北洋”的周边极度扩大，包括了北冰洋及南面各海连接欧、亚二洲的部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部分海域，丹麦以西的北海东部及北美洲的格陵兰岛周围海域，还有挪威、俄罗斯、瑞典、丹麦、普鲁士等国的海域。该书的“北洋”范围时而指上述地区，时而又单指俄罗斯。考订出处，当与《四洲志》有关。
不料，“北洋”概念在近世出现了最大变化，一下子成为四“洋”之中最为流行的词汇。但这已经主要不是地理称谓，而是政治官称，其间有一个“脱胎换骨”的表里转变，名称“脱胎”于前，内里却已置换，名似而实不同。1861年1月20日清廷谕令将北方的牛庄、天津、登州划归新设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管理，此为“北洋”概念的演变缘起。与南北洋大臣呼应，这里使用的“北洋”显明已不是地理概念，而成了官称。惟此时，一般是“南北洋”并提，“北洋”不单独使用，只偶见于少量官书中。1864年当局将从江苏省北部淤黄河口以北至俄罗斯希鲁河（锡林河）河口，归属“北洋大臣”界区，即三口通商大臣界区，这只是徒有其名，三口大臣只管北方三口的通商事务等，并无实在辖区。
1870年，鉴于三口通商大臣没有辖属地面，地方官员不听节制，导致“天津教案”激化的教训。查案大员奏请将“三口通商大臣一缺即行裁撤”。上谕照准。由是任命直隶总督兼理通商大臣，行用“北洋通商大臣”名号。直隶总督的常驻地从保定移到天津。朝廷原规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分驻保定、天津，“半岁一移节”。但李鸿章就任“北洋”后，久驻天津成“北洋”常态。从保定迁移天津，有地缘上的重要意义，反映君臣关注点的转移，从省防到国防，从河防到海防，从内部到外部，从内陆到海疆的移步。明确在京城必经之途近距离地对外洋使臣设一道屏障的意思，不仅办理通商事务，而且办理整个中央外交。由此，北洋大臣的权限扩张。清廷简重臣担重任的意思很明确。表面上看，南洋与北洋大臣并列，实际上，外国使臣对南洋大臣认可度较低，该职初设时，试图与外使交涉，外使认为该职如同前设的广州五口通商大臣一样，是想将外国驻华使臣推至远离北京之地，故而拒绝与南洋大臣接洽。致使南洋大臣的作用较小。
北洋大臣的事业多与“外洋”有关，以中外交往为出发点，广涉各种“洋务”新政。随着与“外洋”交往的增多，涉外事务愈来愈繁，权限管辖愈来愈宽。先谓“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后呼“北洋大臣”，末了干脆简称“北洋”，用语日渐简化，说明词语的使用已经众所周知，蔚然普及。于是乎，北洋冠名趋时涌现。“北洋”某种程度上还成了新式“洋范”的代名词。从“北洋”生发繁衍极多，名实较前相去甚远。
随着甲午战争战事急转直下，李鸿章的“北洋”外交戛然而止。战时，袁世凯等编练新军，“北洋军阀”于此建基。主含义有了再变，此前外事的意味淡去，而成了国内派系名称，“北洋”的用语呈现某种“内卷”，摒弃此前的向外取向，主要是向内伸义。李鸿章的“北洋”，侧重外交或与外事有关的“洋务”；袁世凯的“北洋”，更多地具有了国内军事政治派系的含义，“北洋”成为20世纪初叶政坛重要派系集团的称谓。到民国，直隶的地域含义索性略去，地缘政治文化的初义淡去，而成为中国主要统治集团的简称，有“北洋”“北洋派”“北洋系”等通行代称，此时已没有多少先前北洋的本义，而是新概念意思上的“北洋”。至迟到1917年，“北洋军阀”用词出现。从地域到官职，再到派系，从外交到内政的各方各面，汪洋恣肆，洋洋盈耳，逐波溢出，名实的变化与放大，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演变的某些轨迹，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
五、从观世界到世界观
国人的观世界一定程度上随着东西南北洋的变意而扩容，并逐步形成容纳（融入）全球的世界观。在漫长年月中，深海是人类难以逾越的物理距离。届“大航海”来临，无边无际的海洋方才成为无遮无拦的通途。中国虽属大陆型国家，却也有广阔的海洋和绵长的海岸线，沿海居民自来“以海为田”，擅长舟楫。中国人定然不会单向度地观察，汉唐丝绸海路便远及波斯湾、红海、印度洋乃至地中海等。东西南北洋观念至晚在宋元出现，正是内外海交不再断篇而持续发展的朝代；明朝中期以降，不仅对旧有的地理范围进行了全新的区域整合，而且在“心理”层面上逐渐接受了各“洋”的名实存在，说明历史进程在此节点有了转型特质。国人的认知突破了区域界限向全世界进化，完整意义上的“全球化”与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被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或被动或主动地普遍接纳。
“东西南北洋”转义的结果是名实离间，名称依旧，实在远去，内含随视野的放大而不时变换意思。中国人的观世界受到外国人世界观的影响，是中外交流融合的产物，交流打开了锢蔽的眼界，融合加强了相互借鉴，人类文明赖此趋向同步和进步。东西南北洋以中国作为基点来分野，古时人们视域受限，只能各以自己所处来看视，先观“本体”，才是“他体”，说不上以“谁”为中心，只是也只能是以“己”而非“他”为中心，穷高极远而有所归，这是很自然的。届欧洲人发现“新航路”与中国人“下西洋”，在时空上不约而同而又若相符合，从不同方向同为开辟大航海时代的滥觞。自此以还，全人类的世界观开始交流互动。对明清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多元融合实以中西交流为主调，既有潜移默化地“代出”“代入”，又有文化的强力输入；既有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的双向交流，较多的是西学的单向输华，国人认识新世界尤其是接引新西学的结果。利玛窦辈导入了全球洲际的概念，一下子使中国人放眼世界，进而开启中国人新的“地理大发现”。同时，也不应妄自菲薄“中国元素”，在重塑中国人全世界观的进程中，既有外方移植的革故鼎新，也有中方自觉的吐故纳新。
伴随中国人面临的主要威胁和外贸对象从陆域转向海域，海洋与海国方才成为中国人的关注重点，“洋”也成为国人形容大海、大洲和大区域的常用冠词。东西南北洋的概念变迁印证着国人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逐段进路，传统的“西洋”解构成了“南洋”，新的“西洋”重构为更远方的“泰西”；“东洋”“北洋”也不断望远。如此一步步地将地球上的陆海包罗无遗地尽收眼底，进而形塑着中国人的全球观。前近代的中国人但知“天下”，不知“世界”，从而修正着中国人的新世界观。
中西交冲，语意转换，从地理概念的特指到凡与外洋有关人文物事的泛指。由此引申，名实皆有某种程度的转义。欧美来客泛称“洋人”，海外舶来习称“洋货”，中国赴外国者简称“出洋”。各种泛指最初含义似为中庸，转义后蔑视里有高看或不服，“开洋荤”“出洋相”“受洋罪”等习用词更隐含国人似褒还贬的复杂情绪。鸦片战争爆发，洋人以洋枪洋炮打开中国门户，国人观感异化再版，“夷人”变成了“洋人”，“夷务”变成了“洋务”，不仅是从周边放眼远方，从陆域展视大洋，而且蕴含着从低瞧变平视，乃至高看。
东西洋之间，西洋转义较早；南北洋之间，南洋官称在先。此顺序与接触“洋人”先后的中国地理分布有关，与外洋形势层级递进有关，也与触碰外洋利便的沿海地带较早成为中国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情况有关，开放与先进相联，此义充分说明了开放的价值。东西南北洋范围不断刷新，观念不断调整，至晚清基本定形，这也与近代国家概念、全球观念的形成保持同一步调。李鸿章尝有后人经常引述的“大变局”言说。随着人们能够无所遗漏地观世界，中国人也逐步放弃“东西南北洋”的传统表意，而愈来愈多地行用亚、非、欧、澳、南北美、南北极等举世通用名词。伴随种族平等理念和国别知识的深入人心，“洋人”等词汇也愈发少用，而以准确的国别冠名人等。“洋”字也回归本义，从陆地退入海洋，越来越多地用于极大海的特定冠词。此类关键词汇的不断趋新改易，印证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处在日渐放眼的格局，既是代际之间、东西方之间观念代谢的结果，又具演生变动未有穷期的特质。其时其间，中华民族表现出持续革新的意识，中国文化表征了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大气，中华文明保持着愈益开放的姿态。中国从来就不是封闭的国度，为因应内外形势的变化，有时亦出现闭关锁国的状况，但都是暂时的；从长时段来看，开放是中国历史的主基调，中国人民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摘自《清史研究》2024年第1期，原文约2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