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亚飞，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摘要】新式学堂普遍存在重西学轻中学的倾向，使得传统旧学的前景堪忧，这不仅阻碍着学堂教育的全面展开，而且成为反对停废科举者的重要理由。清廷中央一面注重可以致用之新学，一面仍坚持“旧学不可弃”。朝野对旧学与新制如何兼容聚讼不已。张之洞在拟定全国学堂章程时力图通过提升旧学的地位和比重，构建一个远胜科举时代的旧学教育愿景，以彻底解决科举与学堂之争。癸卯学制旧学色彩浓厚应在这样的背景中理解。张之洞此举多被时人及后之研究者视为“守旧”,实则起到以退为进的务实效果，清末教育改革由此获得重大推进。不过，旧学虽进入新制且比重较此前有大幅提升，但张之洞仍秉承着其自戊戌以降“以简约方式保存旧学”的思路，坚持学堂教育要以西学为重。考察相关史事，可以管窥当时学堂与科举的复杂勾连，进而全面认识清季的教育制度转型。
一、清季办学的中西纠葛
清末士人在面对国家的衰弱时，形成了空前的办学共识。“新教育”既然承载着救亡图存的重任，于是兴学堂的同时废科举理应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和抉择，但实际上，质疑“新教育”和反对停罢科举的声音也同样弥漫朝野。这很大程度上皆与如何安顿中国传统旧学有关。若此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仅影响新学制的学科构建和知识配置，而且还整体制约从科举到学堂的转型。
当时趋新之风颇浓，在这一风气的推助下，新式学堂亦走上偏重西学的途辙。学堂中的旧学被西学严重挤压，导致教授效果不理想。中西学的比例偏颇，致使时人对学堂有“专重西学，不重经学”的负面观感。学堂被斥为“洋学堂”，入学者则被目为“洋学生”。以“洋”冠名学堂和学生，适表明新学大行其道而旧学边缘化。学堂本是承载图存救亡的希望所在，惟其办理不善，使得士人颇难取舍。办学出现弊端，不仅使学堂招致负面观感，还影响士人对停罢科举的态度。学堂办理不善成为反对停废科举者的重要理由。学堂办理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停废科举的进程，而士人对学堂的非议多集中于其轻忽旧学。在新式学堂弊端已初现的情形下，废科举与兴学堂之间形成一种骑虎难下的困局。
清季时人在面临学堂和科举的抉择时，实际是一种纠结而复杂的心态。在新学致用的主流认识下，中国旧学本已少有人问津，在新式学堂的传授情形也不乐观，若废科举而不对学堂的中西学比重进行调整，旧学势必进一步衰微。朝野士人对学堂办理成效的质疑和对旧学凋零的担忧，是后来张之洞在京修订学堂章程时遭遇的思想氛围。清廷在停废科举时也一度踟蹰难决，其考量之一即在于旧学的堪忧现状及其安顿问题。张之洞在拟定癸卯学制时的安排正切中了这个问题。
二、学堂课程不“远乎科举”
光绪二十九年，在湖北兴学有年的张之洞参与全国学务。张之洞修订的学章，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奏准颁布，是为癸卯学制。在京厘定学制的张之洞以科举为兴学的障碍。科举为兴学障碍应是当时士人共同的观感。此时，张之洞力主将停罢科举和兴办学堂二事并举，但在二者之间，他明确以后者为重中之重。无论是停罢科举，还是剔除“学堂之弊”，皆是为推行“新教育”开道。旧学荒弃即为一种突出的“学堂之弊”，因此如若张之洞制定的新学制无法妥善安顿传统旧学，势必落人口实，停罢科举恐怕一时仍难以企及。修订学章、规避学堂之弊也是在为停罢科举张本。
学堂办理不善，特别是“重西轻中”的办学趋向牵动着科举与学堂之争。新学制的中西学课程设置更是与此紧密相联。对此，张之洞的思路是：学堂教育轻忽旧学已遭受士人的严重诟病，而科举又是推行“新教育”的阻碍，惟停废科举又会因担心旧学式微而引起守旧之士的激烈反对，但若新式学堂下旧学教育的目标和实际效果皆远优于科举时代，则既可减少维护科举者的理由，又能在相当程度上改观对学堂的负面评议，进而推动“新教育”的发展，可谓一举两得。若要毫不费力地废除科举，势必要妥善安顿好旧学。
秉承上述思路，张之洞在新学制中大幅提升经史旧学的地位和比重，并多次将修订新章的旧学教育作为停减科举的重要依据，而在述及癸卯学制的旧学教育时，更是以科举时代为参照，竭力彰显前者的目标和理想愿景皆远优于后者。张之洞的调整不可谓不大，不仅整体上提升旧学的比重，而且独标经学的地位，更创设经科大学，这在分科治学的癸卯学制中显属特异之举。除此而外，张之洞还对旧学的“讲读研求”之法有较此前更趋细密化的详尽设计。
新学制“注重中学根本”正是反驳“不肯停减科举者”的重要依据。在大约同时的《请试办递减科举折》中，张之洞之所以将新式学堂拔高到全面超越科举的程度，正因癸卯学制不仅“于中学尤为注重”，且对中学各科“包举靡遗”，实际上是力图从根本上否定科举继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与此同时，又可消解科举停罢后“中学将无人肯讲”的疑惧。
在张之洞亲自拟定的《癸卯学制·学务纲要》中，他强调“科举所尚之旧学”，学堂无不优为。张之洞意在通过夸大其词的方式塞反对学堂者和反对废科举者之口，通过标举“新教育”的优胜之处，以推动停罢科举，兴办学堂。张之洞的苦心和用意并未逃过批评者的眼光。来自“对立方”的诘责，适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张之洞制定新学制时的思路和做法。在面临学堂课程“远乎科举”与“近乎科举”的两难抉择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三、“旧学不可弃”与新学制的拟订
当停废科举之争尘埃落定后不久，曾为张之洞幕友的罗振玉在《教育世界》上发表文章，主张亟应修订颁行不及两年的癸卯学制。尽管此时罗振玉对新学制的批评实已相当尖锐，不过他仍肯定张之洞拟定癸卯学制时“因科举未停，故窒碍之处甚多，其苦心结构，在科举教育并行之时，已称尽善”，实际上对张之洞面临“窒碍之处甚多”的处境抱有同情之理解。罗振玉认为科举未废时本“已称尽善”的癸卯学制，不适宜于“专一育才于学校”的学堂时代。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虽也承认“科举在今日诚可罢”，但仍认为癸卯学制“尤未妥善，必须重加订定，方可培植人才”。罗、恽二人皆主张重订癸卯学制以因应后科举时代的学堂教育，但取向和思路却截然不同。比较而言，罗振玉和恽毓鼎的意见显然一新一旧。
在无论是趋新者还是相对保守派看来，癸卯学制与其心中的目标均有不小的距离。当更趋新的一方逐渐掌握话语权势后，张之洞为推动教育改革而在新学制中对旧学做出的苦心安排，不但未得发覆，反而成为负面评议的集矢所在。张之洞在京修订学章时，对壬寅学制原拟旧学课程方案的重大变革，尤其是他对经学的注重，正是时人关注和争议的焦点，也是其“守旧”形象的重要“证据”和渊源。但若以中立之心看，张之洞对癸卯学制的旧学课程实付出了极大心血，其力图构建一个远胜于科举时代的旧学教育愿景，以便从根本上否定科举存在的意义，进而减少“新教育”推行的阻力和压力。此举虽从旧学入手，且对旧学有一定程度的偏重和倾斜，但若就其最终的落脚点和隐伏的理想愿景而言，或许可以说张之洞是在走“曲线趋新”之路。
张之洞此次为修订学堂章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其中的经学、文学二科更是张之洞的“最得意之作”。有意思的是，负面评议恰由张之洞的“最得意之作”而起。后之研究者一般将学章注重旧学的倾向完全视为张之洞的主张，这多少有些过于夸大张之洞在清季“新教育”中的话语权势。
学务作为清末新政最重要的“政事”之一，且“新教育”潜在的弊端和停罢科举可能导致旧学的进一步式微和士人的疏离，皆关系清廷政权的稳固，是当权者极为关切的问题。在处理罢废科举与兴办学堂的问题上，慈禧太后持相当审慎的态度。如若在学堂章程尚未规划周全时即遽然停废科举，极有可能引起朝局震荡，于己不利。科举的罢废和学堂的兴办在很大程度上以完备的新学制为转移。张之洞修订学堂章程时面临的压力可以想见。科举问题始终是牵扯新学制出奏的症结所在。后来张之洞竭力彰显癸卯学制注重旧学的特点，并将学堂与科举进行对照，强调学堂的旧学教育目标和前景皆远优于科举，如果考虑到慈禧太后的上述态度，张之洞此举既有针对维护科举者及“排阻学堂诸人”的用意，也可在某种程度上视为对慈禧太后上述顾虑和担忧的正面回应。
就在张之洞紧锣密鼓地草拟全国学堂章程时，舆论传出慈禧太后“于万机之暇，颇注意五经、四子等书”的消息。慈禧太后注重经书的举动，在科举与学堂之争相持不下时实有表态的作用，意在强调中国传统学问，尤其是经学在新旧教育制度转型进程中不可动摇的地位。进而言之，张之洞在京主持修订学章，慈禧太后对旧学的态度无疑是其重要的考量。
实际上，“旧学不可弃”正是当时清廷最高统治者兴办教育的重要指针。慈禧太后对“洋文”“算学”等新学的定位和看法姑置不论，至少她明确认定学堂当以“中国学问为重”。或可退一步说，如果张之洞所拟癸卯学制对旧学的安顿远不及慈禧太后的预期，实则很难得到她的首肯而迅速颁行全国。易言之，慈禧太后对癸卯学制的旧学教育规划大体是肯定的（至少不反对）。
因此，当时人及后之研究者多将眼光聚焦在张之洞身上，进而把“新教育”在建制层面对旧学的注重完全归咎于张之洞时，实则忽略了清廷中央的兴学取向对张之洞的影响。甚至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癸卯学制对旧学的注重及其对中西学的配置，也是慈禧太后等清廷统治者的办学态度和观念的体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张之洞的影响从癸卯学制中抹去，实际上，其中的不少建制皆延承张之洞早年的办学努力和学术取向。癸卯学制之所以能冲破各方阻力，得以奏准颁行，显然与慈禧太后的肯定和支持分不开。或可说，其中隐含的办学倾向是清廷中央高层与张之洞等学制拟定者共同分享的兴学观念。
张之洞在癸卯学制中大幅提升旧学的比重，时论有谓其“以学堂为书院”“学堂为科举之变相”，后人也多视之为“守旧”“封建”。但实际上，此举或可视为当清季的教育改革在科举与学堂、新学与旧学纠缠难解时，张之洞的“因病而药”。提升旧学（尤其是经学）的地位和比重，看似逆势而为，实则诊断出科举与学堂之争的症结所在。张之洞的苦心安排，是以退为进的“曲线趋新”，也是调停新旧时的务实之举。应该指出的是，张之洞本一贯秉承“国家”高于“圣教”的取向，而癸卯学制作为一种落实其“中体西用” 观念的制度，也把重心放置于“西学为用”上，进入学堂体制的旧学经其整合后，缩减了大量内容，显非传统故态。旧学虽进入新制且比重较此前的壬寅学制有大幅提升，但这均建立在学堂教育整体上以西学为重的前提之上。时人和后来者并未认识到张之洞的苦心孤诣。尽管今人在述及清季的教育改革时，多将兴学堂、废科举并称，但在研究中难免顾此失彼，将之打为两橛。实际上，停科举与兴学堂是一体之两面。张之洞将兴办“新教育”和停罢科举并举，通过大幅提升经史旧学的地位和实际比重，既能借此减少全面兴办学堂的阻力，也可以此塞反对废除科举者之口。此举确曾在推动停废科举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具体而言，在考察壬寅学制偏重西学而不重旧学的问题时，张百熙并未打算把壬寅学制的出台作为科举停罢的依据，而是视之为科举的补充。既然“科举与学堂并行”，科考作为“成功的阶梯”自可继续引导士子研求旧学，学堂教育则可更多偏向可以致中国于富强的西学，经史旧学也就不必占重要位置。也就是说，张百熙拟定壬寅学制时，虽为学堂教育的发展规划了蓝图，但并未走到废除科举以“专重学堂”这一步。后来张之洞修订学章时，则明显比张百熙走得更远，他努力以纳科举于学堂的方式，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科举与学堂之争。惟当时新式学堂普遍偏重西学，科举停废后“中学将无人肯讲”的忧虑弥漫朝野，张之洞不得不在新学制中提升旧学的比重以因应之。
需要说明的是，在趋新方面癸卯学制虽远不及此前的壬寅学制，但与西潮冲击前旧学涵盖的范围及其研求之法相比，进入癸卯学制的旧学内容已属“损之又损”，讲授方式也力求有别于过去。尽管如此，新学制的颁行仍未挽回旧学式微的颓势。宣统年间，学部对癸卯学制中小学堂的课程进行了两次调整，惟其方向不是继续提升旧学的比重而是相反。这样的调整显然与张之洞的忧虑相悖，此时他为保存国粹也另辟蹊径，转而乞灵于专门性质的“存古学堂”。与此同时，经过分科教学的条理后，旧学虽仍能在新制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已“从整体一块被划分为经学、史学、文学等科目课程”，其原有形态和价值难以维系。旧学与新制如何兼容并进的问题，仍值得后人继续思考和探索。
摘自《江海学刊》2023年第6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