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乐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清末科举改制，常考有关西史的题目。改制期间，考生答题时抄袭西书，拆解新报，持中史框架与本土语汇进行西史知识的“再生产”,其中充满了对西史的误读和想象。虽然时评对考生抄袭西书、新报多持否定态度，但此类西史读写客观上也对中西史学的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晚清中西国力的不对等造成了文化的不均势，一方面，考官、考生在进行历史比较时，不免以西方为参照系，对中史进行取舍，传统历史书写也由此逐渐“失位”;另一方面，学子在运用西史答卷的过程中，接触到“平权”、“民主”、“自由”、“进化”等新名词、新思想。这些西史问答深刻改变了他们的历史世界，客观上加快了中国历史“加入”世界历史的步伐，更影响了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化的进程。
1901年，清廷颁布并实行了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的科举新章，改制上谕规定“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生童岁科两考、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随之改革。二场策题所考“西政”“西艺”大多涉及“西史”。考官和学子不得不广览西史书籍，甚至旧派学人与乡村士子，也被迫与学堂学子、留学生一同步入新学知识体系，这在客观上刺激了国人对西方史地知识的需求。
一、新章西史试题
考求西学知识迫在眉睫，“非读其政学书则无以考其立国之本，非读其艺学书则无以察其致富之源”，而“西政之属，以通知四国为第一义，故‘史志’居首”。新章举人王葆心明确指出“东西政治，详于东西之史，宜阅见今编译之本”的备考方案。中国史学具有重镜鉴、贵贯通的传统，又受经世致用思潮“今必本夫古”的论述方式影响，问西方政、艺时，十分注重其历史沿革，要求考生由中逮西、援古证今。
概括而言，西史问答特点如下：其一，注重中西历史比较，探求当下新政富强之策。考题密切联系时务，以“有裨实用”为准则，紧扣“富强”议题，要求考生通贯西方政教源流，比较中西史事，为现实提供镜鉴。其二，史学承担了介绍各学知识源流的功能。因一般读书人吸收西学知识前已有中学根柢，接受新知时，自会以固有知识体系中与西学最相近的部分类比对接。在传统四部之学无法与西方科目径直榫接的情况下，史学走在诸学之先。其三，多数考生、考官西学水平有限，西史问答多是对西方制度、学术渊源的简明梳理。清代策问出题本有不得偏僻的惯例，又是改制之初，考官、考生均处于摸索阶段，获取西学知识主要依靠坊间译书，对西史认知尚不深入，故出题也相对浅显。其四，通西不“背道”。考官多恐此时风气初开，规程未定，少年士子“误入歧途”，注重对考生的思想引导。清政府制定章程之初，就发觉“在上者极力提倡西学，而人心渐与之俱化，一旦泰西有事，恐不免从风而靡耳”，如果忽视经义而重考西务，无疑是在“驱民离叛”，即使早对革命、平权、宗教等“异说”有所警惕，却依然无法阻挡经史易位与西学东渐之大势。
二、西史挪用与再生产
同治以来，夹带禁网渐宽，科举改制后士子带书入场更为常态。士子应答西学场的知识来源主要为新书、新报。其中，新书又以史书类最为畅销。时人多认为学子搜罗坊肆书报成卷将导致无法选拔真人才。一部力求公允的“信史”脱离原作者后，其暗含的价值判断常常被考生有意曲解或无限放大，以达到“以论带史”的答题效果。考生面对“中史”所无的新词，自要从“西史”中寻找答案。
科举改制的西史问答已使部分读书人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了“史学近代化”的进程，试卷中的议论发明展现了他们对历史的理解。科举考史不仅营造了浓厚的读史风气，也成为了接引西史的重要契机，更为近代史学的开新奠定了基础。
科举新章与学堂、留学并行，吸引新旧士人在其指挥棒下快速、高效、广泛地接引西学。读书人受新知识新思想熏染，对科举制度和清政府统治深感失望，对革命、变法、立宪、科学等思想愈发推崇；另一方面又难以摆脱传统观念中追求功名的意识，陷入朝廷对士人的羁縻。士子为功名故，积极、能动地介入对史书文本的想象、诠释、改造，其中所蕴含的史学新知经由科举改章而在士子心中潜滋暗长。
史学新词与史学思维为了迅速应对科举，考生通过对书报的寻章摘句，组成自己的答题“资料库”，按图索骥，糅进史论，敷衍成篇。对于初涉新学的士子来说，应举抄袭实则是吸取“文明空气”的导火线。西史问答的过程中，考生运用新名词难免常有误读、误用，而这种生搬硬套新名词入史的做法恰恰体现了当时两种消化西史的思维模式。
第一，“以中解西”，即用中史思维理解西史。史学虽为西方通行诸学科里中国固有且甚为发达之学，但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国史学不仅源远流长、一脉相承，且已有发达且完善的自我系统，士子在阅读西史时，难免会用中史思维消解西史中的异己因素。考题反映了中西会通之际产生的史学新议题。答卷中还出现了创造史学新词兼容西史的现象。新章鼓励以《周礼》《春秋》等经典重建世界秩序、通贯世界历史。场中文字本是敲门砖，答题与学术毕竟不同，在普通学子的理解运用下，试卷大多只呈现了简单的比附。然而，清末自觉“百事不如人”的背景下，人们在《周礼》中的法律、赋税、农学，《史记》中的图表、货殖等古书中，发现了与泰西现行政策的共通之处。这既能令士人保有文化上的自信，又便于接纳和理解新事物，缓和了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冲突。
第二，“以西释中”，即将中国史汇入世界历史。试卷中，中国古代“经典”和“圣贤”的地位需于世界历史中重新安置。他们将诸子朴素的唯物思想附会为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再将先贤纳入到同时代的世界历史潮流中，重新赋予历史意义。虽出发点是维护伦常名教和清廷统治，却不得不将中国纳入世界局势下去审视，以致策论文呈现“古今中西”的拉扯与撕裂。学子读西史、答西学，则需运用西方纪年、言西方史事，叙述无意中掺杂了以西方价值为中心的历史观。不仅将原本属于“皇帝家谱”的历史置于人类演化阶段的历史谱系之中，变为众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之一，还强化了具有未来指向的线性进化史观。考生运用新名词行文多显生硬。一部分学子只图博取功名，根据答题需要曲解原书语义，强古人以就我；亦有读书人潜移默化间对新思想、新概念进行梳理与吸收。其时，答卷运用新名词已成大势。史学新词成为此时科举场域中，读书人交流和表述的公共资源。
三、“西史”概念的植入与传统史学的转变
清末科举改制依托科举制度强大的影响力，自上而下发起对中西历史的会通之问。改革不仅与张之洞、陈宝箴、袁世凯等官员推行的清末新政息息相关，过程亦牵涉梁启超、刘师培、吕思勉、胡适等重要史家的读书经历，影响更波及广大读书人的史学思维，是中西史学交流中一条重要的渠道。张之洞明确将“西史”与“西政”“西艺”三分并列为西学的主要内容，表明了主流知识界对西史的重视，却独独未言及“西史”内涵，“西史”二字也并不见于新章上谕，名目上稍显失势，却又在试卷中有触目即是之感。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史学为中国固有且发达的传统学问，对“西史”的接受仿佛天然不设藩篱，其概念似乎不言自明；二是“西史”与“西政”“西艺”交融会通。历史学在当时被公认为是各种学问的基址，西史作为通达政、艺的手段，与晚清以来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潮相吻合。虽然彼时的西史伴随着西力东侵强势而来，但考题所遴选的西史却并非对西方史学全盘接纳，而是进行了有选择的吸收。
西史问答较为集中地展现了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形成之初，读书人对中、西历史择受与重构的整体情状，是近代史学转型期纷繁复杂局面的写照。考生、考官都难免会以强势西方为参照，在我国古史中寻找能与之比肩的历史时刻与思想资源，以作富强镜鉴。新章试卷所答内容常伴有对西史的误解，更有甚者以“考史”之名，行“反史”之实，操纵史书、生搬硬套，答卷充满了附会与冲突。随着西史东渐程度的加深，其与本土史学迥异的思想、概念、方法也随之传入，这也造成了“西史”概念在史学近代转型中的割裂感：中西史学看似对接最无隔膜，其实彼时所谓的“西史”是在与“中史”的对照中逐渐清晰的，且与后来的“西史”内涵并不完全相同。
中国古代，史外无学。在传统知识架构中，史学承担着究际天人、包罗万象的职责，古史著录莫不以“通”为贵，不仅与政教难以分割，舆地、掌故、天文、历算等皆为史学附庸。在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史学曾一时间因其包容性成为诸学之长，这是新章重视考察史学的原因。然而无法以考史取才各门新学的困境，亦昭示着以四部之学容纳西学的失败。考官、塾师、考生、学者、书商都自有一套应对和理解西史试题的方法，排除异质，吸收内化，其过程如“风化”蚕食，却在不觉间形成大势，陡然迎来了传统史学向近代转变的革命“山崩”。
摘自《湖北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原文约2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