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书剑，洪邮生，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摘要】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从一战后恢复元气的英国企图“重返太平洋”,这造成了英国与美日之间的战略竞争，其中以英美博弈尤为激烈。日本作为相对弱势国，觉察到英美矛盾上升的战略态势，于是在1927年日内瓦会议上趁机采取了制衡英美的外交策略，即在英美结构性矛盾的背景下，在提前修改《五国海军条约》问题上支持美国，而在巡洋舰议题上以斡旋英美矛盾为由提出突破《五国海军条约》的设想。谈判后因英美矛盾无法调和而破裂，日本渔翁得利，可以继续其无限制地建造辅助舰艇。在一战后多极权力转移的国际大变局中，日本在日内瓦会议中利用对手矛盾、两面制衡的外交具有重要影响，它助力了其海权扩张之路。日本海权扩张的暂时性成功与后来侵略战争的彻底失败，表明相对弱势国如果放弃既定的外交策略，而走向四面出击的侵略扩张道路，是注定要失败的。
1927年日内瓦海军会议是战间期4次大国海军军备限制会议中唯一一次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会议，这突出反映了与会国激烈的外交博弈。同时，在这次会议上，日本作为相对弱势国，在日内瓦海军会议上巧妙地通过外交手段阻止了英美两国将自身矛盾转移、以牺牲日本利益达成妥协，并且日本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英美调和者的角色。虽然会议破裂，但是日本却没有利益受损，反而在辅助舰艇方面突破了软约束。
在日内瓦会议上，日本虽然不满美国企图将《五国海军条约》的5∶5∶3的比例限制从主力舰扩展至辅助舰，但日本也非常警惕英国企图利用日内瓦会议在亚太地区重新获得对美国的海军优势。
日本最初的目的是促成新条约的签订，以达到辅助舰艇对英美七成的突破。日本作为三国中实力地位最弱的一方，并没有简单地采取跟随战略，而是在英美两国实力不断接近的情况下，在符合日本根本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有条件地选择了制衡战略，即总的来说是倾向于支持美国而制衡英国，同时在一些议题上，也借英国的立场制衡美国。尤其当英美陷入谈判僵局之后，日本游走于其间，一方面两边相帮，看似要促成协定的达成；另一方面两面制衡，阻止英国实现谈判目标，并借机促进英美矛盾进一步加深。虽然日内瓦会议破裂首要的原因在于英美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日本的外交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会议的彻底破裂。由此，日本就可以在不受条约束缚的情况下自由造舰，保证尽可能在事实层面达到辅助舰对英美七成比例。因此也可以认为，日内瓦海军会议的破裂并没有使任何国家受损，反而给予了美日充分的海权上升通道。
日本的这一外交策略也体现在迷惑性上。斋藤实以他在军备限制问题上的“公正”和“热心”赢得了英美代表们的尊重。美国海军认为斋藤是“一个好的爱国者和公正的人”，并说他有些亲美。英国一直认为日本的立场更倾向于英国而不是美国，但实际上这可能是英国一厢情愿的认知。虽然日本代表团最初愿意在英日协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但日本海军省拒绝了协议中改善比例的承诺，要求明确保证70％的比例，因为海军省认为这一比例对日本在东南亚的霸权至关重要。当时，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日本的重大转变，这或许是因为日本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人斋藤实强调，日本一再愿意妥协，同时巧妙地将谈判破裂归咎于美英之间不可调和的争端。虽然最后日内瓦会议并没有形成任何条约或者协议，但是英国依然保持了对日本的友好观感，这再次说明日本两面制衡外交策略的成功。
日本希望通过支持美国来抑制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海权“回潮”，尤其是当英国海权已经被部分地挤出太平洋之后，其“重返太平洋”将侵害到美日在一战后的既得利益，这是美日两国外交决策者和国内利益集团所不能接受的。虽然日本采取了均势／制衡政策，但并不意味着日本无条件地迎合美国立场。在日内瓦会议上，对于巡洋舰问题，日本一开始的态度比较中立，只是稍微倾向于美国的立场。日本支持英国在数量上限制大型巡洋舰的主张，但他们也看到了美国要求限制总吨位、让每个国家自由建造自己想要的辅助舰艇主张的价值：这将使日本有机会建造尽可能多的小型巡洋舰。在英美两国就巡洋舰问题达成协议之前，日本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两面外交策略，即在具体谈判中既拉拢美国制衡英国，又拉拢英国制衡美国。日本希望有效地限制总吨位，同时仍给予每个国家在分配的总吨位内建造它想要的辅助舰艇的自由。另外，日本通过和英国的私下磋商，一直谋求成为英美分歧之间的调和者。虽然会议没有达成协议，但是英美两国并没有对日本外交产生恶感，反而在双方发生严重分歧时，都寄希望日本扮演缓和僵局的角色。日本人虽然对结果感到失望，但在另一方面感到高兴——英国和美国的激烈分歧意味着他们在不久的将来联合起来反对日本的可能性很小。并且可以由此得出，在三国竞争中，相对弱势国采取两不相帮策略，甚至采取更加积极的两面制衡策略，那么主要矛盾的双方并不会将错误和责任归咎于相对弱势国，并且无论会议成功还是失败，相对弱势国都可以从中获益。
摘自《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原文约2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