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艳杰，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厦门大学东盟研究中心；杨金璐，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暨南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
【摘要】卡特时期美国与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谈判，是后越战时代影响美菲关系的重要事务和牵扯美国在东南亚核心利益的关键问题，同时也是检验美国“人权外交”效力的试验域场。在东南亚，卡特政府以人权问题迫使作为“民主橱窗”的菲律宾改善国内政治环境，却受到美菲军事基地谈判和传统安全利益的束缚。人权目标与军事安全目标的抵牾，导致卡特政府在军事基地谈判的政策上摇摆不定。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苏越同盟、柬越战争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美国政府决策层强调人权优先的呼声日益式微。在经历了围绕人权原则的内部争论，以及与国会的政治博弈后，美国对菲政策事实上重新回归传统安全轨道。卡特政府试图通过人权外交来重新诠释美国的对外政策，但在对菲关系上未能成功调和道义追求与传统冷战利益之间的矛盾。
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局势变化，特别是在越南战争结束和冷战局势有所缓解之际，美国面临重新定义其全球角色的挑战。尼克松－福特政府的反共遏制战略已经难以兼顾战略和道义的双重目标，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和呼声要求美国重新考虑其外交政策的动力和方向。随着人权问题的凸显和国际人权运动的兴起，推行人权标准为美国解决外交危机和道德困境提供了途径。卡特通过把人权置于外交政策的核心地位，将美国国内的价值观与国际事务相结合，回应了国内政治精英和民众对美国日益丧失道义追求的批判，同时满足了美国与苏联在第三世界的竞争中重塑国家形象的需要。在东南亚地区，美国试图通过率先改善核心盟友菲律宾人权状况来实现对东南亚的人权目标，而美菲围绕军事基地的谈判和美菲基于传统安全合作的战略利益，成为检验卡特人权外交决心和效力的“试验场”。纵观卡特政府时期的美菲军事基地谈判进程，可以看到其人权外交的初衷并非简单的“双重标准”，而是存在从理想主义目标蜕化为“双标”的变化过程。卡特政府一度将人权视为对菲关系的优先选择，但菲律宾的民族主义以及马科斯政府以主权诉求为武器进行的反击，很快让卡特政府的人权攻势面临困难。从实际情况看，卡特政府将以援助为手段维持同盟关系的传统策略，转换为以援助逼迫菲律宾改善人权状况，但其绕过军事基地谈判的做法并未奏效。为了打破僵局，美国与菲律宾政府都曾采取强势进攻与适度妥协的交替策略，并且事实上都做了让步，但效果甚微。当然，卡特政府并未因政策受阻而轻易放弃人权外交，其内部围绕人权标准的外交争论，透过蒙代尔副总统是否应访问菲律宾的内部激烈争论显露无疑，其背后折射出美国政府在处理对菲关系围绕人权追求和现实利益之间“挣扎”，证明美国政府内部确实存在将人权本身当作目标（而非外交工具）的政治力量。
在对菲政策中，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印支地区局势的紧张和苏联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出现，由于难以同时兼顾人权追求和传统安全利益，卡特政府不断降低人权标准在对菲关系中的地位。美国无力通过直接军事介入的方式制衡苏联以及同盟的攻势行为，由于兼顾人权追求和传统安全利益的政策空间日益狭小，卡特政府只能重新回归依靠传统的同盟关系维系地区利益的策略。具体表现形式为，美国所面临全球和地区安全压力越大，卡特政府对人权标准的妥协就越“宽容”。显然，在东南亚这样大国博弈和地区冲突严重的地区实施人权外交，所要付出的代价是卡特政府难以承受的。相比卡特政府在人权标准上的无底线式的“沦落”，美国国会的反应和行动似乎更能凸显理想主义外交对美国政治机构的深刻影响，它始终坚持将人权与援助挂钩，只是关联程度存在变化。最终，卡特政府在菲律宾事实上已经放弃了对人权目标的追求，但它又不愿承认人权外交的失败；拒绝直接会晤马科斯，虽然帮助其维护了人权外交最后的尊严，但无法掩盖其外交政策在菲律宾遭遇失败的现实。从结果看，卡特政府试图通过人权外交来重新诠释美国的对外政策，但在对菲关系上未能成功调和道义追求与传统冷战利益之间的矛盾。
摘自《厦门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原文约2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