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钰琳，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历史系。
一、作为传统航标的望楼
望楼，又称瞭望台、瞭望楼。古代城池中一般设有望楼，它是用以登高观察敌情的防御性建筑。明代为应对倭寇等海上势力的威胁，在沿海冲要与水寨信地布防，形成“沿海卫、守御千户所、营、水寨、烽堠”的海防体系组织。清代绿营防汛制度的确立，以千总、把总分领汛地，在沿边沿海沿江处所及关津要隘派兵驻防。在明清海防建置的时空背景下，中国海岸带坐落着大大小小的墩台、烽堠、望楼、炮台等军事地理景观，扼守主要海口，逐渐形成一道严密的海防线。以长江口的海防部署为例，这一区域在行政上分别属于南直隶松江府、苏州府，具有军事战略意义，因此逐渐确立严密的海防布局。
顺治三年（1646年），川沙堡改为川沙营，设守备、千总，派兵300名驻守。嘉庆年间，川沙营辖川沙、南汇、上海、宝山共49处墩汛。这些海防建筑本是为了防御寇盗设立，却成为海上人群近岸航行的重要标识。在传统时期的航海活动中，航海者会将沿途的岛、屿、礁等标志性事物，作为判断方向、确定里程的航路标识。航行途中，若无天然的望山标识，海上人群也会将沿岸的烟墩、望楼、炮台等军事建筑视为航路标识。明永乐十年（1412年）建成的宝山烽堠，是郑和船队与西洋贡船进出长江口、折南入海的航标。吴淞炮台位于黄浦江、长江汇流处，也作为船舶往来的航标。雍正十三年（1735年）苏松水师总兵陈伦炯于吴淞炮台插立标杆。宝山、吴淞炮台成为漕运船、商船出入长江港口重要的航路标识，在各种航海文献中均有记载。民间保存的针路簿是传统航海知识的表现形式，其中有不少关于宝山、川沙营炮台的航路叙事。
传统时期帆船的航海活动不仅仰赖岛、屿、礁等望山标识，也需要利用沿岸的望楼标识。望楼代表中国海岸线分布的海防军事地标，是帆船航行过程中重要的站点和节点。从陆地视角来看，望楼、烽堠、炮台等军事防御设施是一套海防体系，沿海重要关口设兵把守，防海求安；而从海洋视角出发，这又是一套航标体系，海上人群得以梯山航海。因此，将“望楼”放在航海文献的语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作为传统航标的属性。望楼标识已经成为渔民、船工航海记忆中的一部分，构成航海经验与航海知识，它们既是点与点之间的航海路线，也是帆船沿岸航行用以确定航海位置的参照物。
二、晚清不同主体的“灯塔”认识
较早向国人介绍西方灯塔的文本是明末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艾儒略首次将“七奇”的概念引入中国，其中一奇即罗德岛的“巨铜人”。清初，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在此基础上介绍世界七大奇迹，其中“铜人巨像”“法罗海岛高台”分别指的是罗德岛太阳神巨像和法罗斯灯塔，它们分别矗立在希腊罗德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海岸上，照耀进出港口的船舶。
艾儒略、南怀仁都具体描绘了灯塔的导航功能和文化景观，他们以“海外奇观”的方式加以包装，凸显异域色彩。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却对其中的神异景观更感兴趣，于是将其比附汉代东方朔的《神异经》。
王韬开始注意到“铜人巨像”“法罗海岛高台”作为灯塔的功能。王韬曾于1867—1870年旅居欧洲，结合本人的观察与体验，他对西欧灯塔的选址与构造有一定了解，并指出灯塔作为航海指南的重要性。清末同文馆学生张德彝对“灯塔”的认识主要集中反映在《航海述奇》等著述中，该书详细记载了张德彝在旅欧沿途看到的各国灯塔。1866年，张德彝和斌椿作为清朝第一个官方代表团出访欧洲，沿途经过东海关崆峒岛灯塔、越南海域灯塔、亚丁湾至苏伊士运河的铁塔，切身体验到灯塔充当航标的实际功用。1871年，张德彝第三次出使欧洲，在《三述奇》中对西方灯塔有一段详细描述。此时法国灯塔经历了一场照明技术革新，在灯具开发与光学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1822年法国物理学家奥古斯丁·菲涅尔发明菲涅尔透镜，1823年，第一套菲涅尔透镜安装在科尔杜昂灯塔上，大大提高了镜片折射的光束亮度，并陆续成为法国灯塔的标准配置。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德彝对灯塔的认识进一步清晰，他不仅追溯亚历山大港法罗斯灯塔的历史，而且具体介绍灯塔的建筑结构与管理方法，还对透镜进行了基本描述。
至此，灯塔成为早期出访欧美使臣眼中西方新世界的景观象征之一，频繁出现在他们的海外笔记中。在到达某个地方时，使臣多会记载当地的灯塔，灯塔叙述可见于李圭《东行日记》、王咏霓《道西斋日记》、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等著作中。使臣的海外游记之外，晚清国人对灯塔的认知还依托于传教士的教会杂志、英华字典，传教士在传播灯塔知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81年《画图新报》刊载《灯塔》一文，将灯塔功能与耶稣教义融于一体。1891年傅兰雅在《西灯略说》中系统介绍灯塔发光的科学原理，援引中国古代灯烛的历史，继而解释西方热学、光学与电学等知识。
此外，传教士编纂的英华字典对灯塔有不同的释义，一定程度上可以呈现国人认识“灯塔”的动态历史过程。传教士介绍西式灯塔时，试图在中文的词义、功能上找到与灯塔对应的实物，故而将灯塔的词义解释为中国古代已有的望楼、烟墩，便于国人的接受与理解。直到19世纪末，灯塔的词义才逐渐确定。早期西方传教士在向中国介绍灯塔时，为吸引文人的猎奇心理，多采用“海外奇观”式的书写，国人并不清楚灯塔的实际功用。19世纪中叶以来，清朝驻外使臣出访欧美各国，他们是最早接触海外航标的群体。西式灯塔既是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物，又是域外景观，自然成为海外游记的素材之一。清朝使臣基于自身的游历经验与知识背景去理解西方灯塔，海外游记成为国人接触灯塔知识的重要媒介。在晚清来华传教士的著述中，西方灯塔的概念与知识得以传播。为增进国人的理解，传教士将灯塔与烟墩、望楼建立关联，这一现象也就解释了条约中将“灯塔”译为“望楼”的缘由。
三、从《航标总册》看中西航海知识的交汇
中国近代灯塔建设是在中外条约推动下开启的。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中国沿海的重要港口开始设置简易灯塔。1868年船钞部成立，主要负责建设与管理沿海内河灯塔、灯船、浮标、雾号及其他各项航行标识，中国新式灯塔才正式由海关负责建造管理。到1894年，中国18个口岸已经设立灯塔、警船、浮桩268处，中国海域形成一套系统完备的灯塔网络。
灯塔被视为“海舟夜航之南针”，如何在中国形成一套规范近代航标运行的知识显得格外重要。不同航标发挥的指示作用不同，灯塔，用以标明沿海之危险处；灯船，驻于不能设置灯塔之岸边；浮标及灯桩，用以标明通向港口之航道及河流、港内应予避开之处。海关通过编印航标刊物，逐渐形成有关灯塔、浮标、警船的使用方法与运行规范。
《航标总册》为海关造册处编印的航标信息出版物，分中、英文两个版本，中文版称为《通商各关沿海沿江建置灯塔灯船灯杆警船浮桩总册》。现存的《航标总册》藏于哈佛大学图书馆以及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灯塔表是《航标总册》的重点，在航海活动中发挥导航的作用，它以列表的形式呈现。《航标总册》不同于传统时期针路簿等航海文献，通过静态的地理描述来为航海者提供定位，规避风险。灯塔表的记录不仅仅是简单的外观描述，还加入经纬度、光力、声音、颜色等因素，体现了新的技术应用到海上交通，为航海人员提供动态的航海信息。此外，航海信息是不断变动更新的，浮标、浮桩、灯船的位置会发生变动。海员、水手需要结合航海图与《航标总册》，对航标进行定位，一旦航标位置出现偏差，很容易造成海员的误判，从而增加轮船触礁搁浅的隐患。《航标总册》的每一版都在更新，航海者若没有及时接收到航标变动情况，很容易造成触礁事件。
新式灯塔进入中国的过程，也是航标知识传播的过程，不过，海关刊行《航标总册》还是保留了一些传统航海元素。首先，新式灯塔建立的地点与传统地标重合。其次，《航标总册》的地理描述参照传统地名，为方便中国海员利用，1877年海关造册处首次刊行中文本《航标总册》。最后，中文本《航标总册》对航标信息的说明主要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并且对灯塔地理位置的详细描述具体到行政区划，方便中国海员的理解与使用。《航标总册》也保留罗盘图以及罗盘使用说明。罗盘的内盘刻有不同的盘圈，既刻有二十四方位，也刻印东西南北方位，符合不同航海习惯的人群。
总而言之，海关编印发行《航标总册》是一套全新的航海知识，它在西方航海技术与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既是介绍近代航标设施的使用手册，又融合了西方近代光学、力学、声学、经纬度等知识，具有较高的精确性且不断更新。另外，《航标总册》也保留了一些中国传统的航海知识，如罗盘图、传统航标以及传统地名的沿用等，体现了中西方航海知识的交织并行。
望楼是帆船时代的航路标识，灯塔是轮船时代的航标设施，二者的相遇展现了中西方在助航设施、航海技术、航海知识方面的差异。然而，望楼与灯塔又是大航海时代中西航海文化、海洋文明交流的产物，二者之间具有共性。在传统中国的航海活动中，沿海高耸的望楼、墩台、烽堠等建筑也充当航标，因此，清廷在签订《天津条约》时将西方所定义的“灯塔”理解为“望楼”。在认知西式灯塔的过程中，晚清文人将中国已有的灯楼、望高楼比附灯塔，西方传教士将灯塔理解为光楼、烟墩、望楼。由此，望楼与灯塔在19世纪的中国产生联系。
海洋活动的流动性特点，使得中西两套航海知识得以相遇，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早期西方航海者进入中国海，在缺乏准确海图以及经纬度信息的条件下，他们依赖中国本土的引航员以及沿岸的显著标识。17世纪初荷兰人进入闽海，他们会利用传统航标进行定位，如将浯屿岛称为“有塔之岛”，并对岛上的水寨进行描述。1 8世纪开始，西方商人绘制内河水路图，也会着重描绘沿岸的营汛、炮台建筑，这都反映了西方海员早期的海上航行活动会吸收传统航海知识。19世纪以来，伴随着灯塔进入中国的还有一套规范航标运作的使用手册，这是一套西方航海知识，以海关造册处颁布的《航标总册》为载体。《航标总册》仿照西方灯塔表，加入经纬度、光力、声音、颜色等因素，体现了新的技术应用到海上交通，为航海人员提供动态的航海信息。
西方航海知识进入中国后，并未全然取代传统知识。民间的帆船航海活动仍旧延续传统的运作逻辑，直到20世纪80年代，海南与福建的渔民出航时仍旧使用更路簿与针路簿。我们难以断定渔民对近代航海知识的接受程度，但近代的经纬度、时间、光学、声学等因素的确悄然进入渔民的日常生活。在清末民初的航海文本《从上海到厦门针路》中出现了“白日看流，夜间候灯”的航海方法。尽管文中没有明确标出灯塔的字眼，但渔民沿途经过的地点多是灯塔所在地，说明灯塔已经融入传统的知识体系。另外，清末江西鄱阳湖的航标设施也将两套知识巧妙结合。瞭望台白天举旗、夜间燃灯属于传统的导航方式，阴雨天气鸣笛属于近代航标的做法，这也呈现了传统航海知识与近代航海知识糅合并行的一面。因此，灯塔进入中国的历史过程，亦是西方航海知识转移的过程，然而不能简单地将其概述为西方知识的单向传播，中西两套知识的交织并行更符合19世纪航海知识层累的实际形态。
摘自《海洋史研究》第21辑，2023年6月，原文约2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