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皓，上海大学历史系。
出洋士人笔下林林总总的“观象台”
对中国来说，现代气象台是舶来品。晚清时期，在欧美等国，气象台和天文台也常常设立在一起。出洋士人原本就没有现代气象的意识，要让他们识别不同性质的观象台，无疑是有难度的。很多出使日记都有关于观象台的描述，但是他们所说的“观象台”或“天文台”往往是一种大而化之的描述，需要具体分析才能判断其性质如何。
1868年，原总理衙门海关道总办章京志刚偕同原美国驻华公使、业已卸任并且准备归国的蒲安臣等人，以中国使臣的名义出使美国和欧洲。志刚一行于1868年4月1日抵达旧金山，此后乘轮船经巴拿马、古巴等地抵达美国东海岸。8月25日，志刚等人参观了波士顿“堪布里支之观象台”。使团中的张德彝对这次参观也有描述。他们所访问的机构包含天文台，至于是否包含气象台，则由于描述不足难以判断。
1876年，为纪念美国建国100周年而在费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共有37国参加，中国也在其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派烟台东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等代表中国参会，代表团中包括原在宁波浙海关任文牍事的李圭。7月中旬，李圭等人游览美国华盛顿，参观了位于城西的“观天台”。除了天文望远镜外，他特别描绘了“测日镜”。李圭等人所参观的机构除了天文观测和研究之外，还承担着重要的授时功能。1877年7月3日，首任中国驻外公使郭嵩焘参观了英国格林尼治观象台。格林尼治观象台具有天文观测、授时和气象观测等多种功能。郭嵩焘用汉字对音“阿伯色尔法多里”和“观星台”作为格林尼治观象台的称呼。此后，郭嵩焘又有两次访问英国和法国的观象台，在日记中分别称其为“天文堂”和“天文馆”。1879年4月11日，已经结束公使职务的郭嵩焘返回上海，当日在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林乐知的陪同下访问了徐家汇天主教社区。郭嵩焘一行在法国耶稣会士步天衢等人的招待下，先后参观了徐汇公学、徐家汇博物院、徐家汇藏书楼、徐家汇育婴堂、土山湾印书馆以及徐家汇气象台等机构。郭嵩焘对徐家汇气象台的描述非常详细。比较郭嵩焘对格林尼治观象台和徐家汇气象台的描述，可以看出两者的主要气象仪器在功能上较为接近。事实上，当时徐家汇气象台在仪器标准上丝毫不逊色于英法等国的一流气象台。主要原因在于，该机构是作为法国科学势力在华的延伸而存在的，即郭嵩焘所讲的此台与“各国天文台互相驰报”，因此需要在科学标准上与法国本土保持一致。为了提供与法国本土观测可资比较的数据，这些仪器和观测方法都是由法国气象学会所推荐和制定。有些仪器的罗盘是由英国制造，并且在运到中国之前经过了邱园观象台的校正。郭嵩焘对徐家汇气象台的称呼是“天文台”，这说明当时国人对“气象学”的认知，是在传统有关“天文”的言说范畴之内。
1867—1870年随英国基督教传教士理雅各漫游欧洲的王韬，在耳闻目验之后，认识到英国“尚实学”。王韬将“日月五星”和“风云雷雨”都视作“天文”的范畴，而且他所说的“气学”与马德赉所说的“气学”在内涵上完全不同。此后，游历和出使欧美日等国的士人，对这些国家的“观象台”也有很多描述，他们笔下的名称包括“观象台”“天文台”“观星台”“测量天象台”和“测量天星台”等。这些不同称谓的机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气象台”。“气象台”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出洋士人的笔记中，似乎是在1902年。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晚清在华西人对“气象台”和“天文台”是有着明确的区分意识的。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在《西学略述》中将“格致”之学分为“天文”和“天气学”等科，以上两门学科基本对应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和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艾约瑟的《富国养民策》初版于1896年，其中对伦敦“测验天气阴晴风雨局”的描述，是中文著述中较早的对现代气象台的运作机制和功用进行清晰介绍的文字，在认识的深度上大大超过之前的出洋士人。艾约瑟“测风雨局”和“测验天气阴晴风雨局”的说法，也从侧面反映了直至当时，中文世界尚且缺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的通用译名。
出洋士人对中西天象观之差异的反思和批判大体来说，直至20世纪初，外国的气象台并未引起出洋士人太多的关注，出洋士人对它们的描述往往止于游历的层面，观察最为深入的或许是郭嵩焘。然而，即便是郭嵩焘，限于知识结构，他也只能从仪器的角度对气象台进行较为详细的描述。至于气象研究的学理以及气象学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功用，郭嵩焘既不能理解也没有产生足够的重视。不过，海外经历毕竟对出洋士人的个人生活和认知产生了重要的冲击，从他们的笔记中，不难窥见传统观念的裂缝以及对中西观念的比较。
中国传统的天象观，具有很明显的神秘特征。一般来说，人们对待涝旱最基本的方式是祈晴祷雨。中国传统的气象认知和观念是与现代气象学格格不入的，两者相遇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和竞争。晚清出洋士人就是处于这种观念夹层中最早的一个群体，他们对现代气象台和天气现象的论述体现了一种混合性和过渡性，从中能看到旧学和新知的交融，而这也是反映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很好的样本。
大略而言，分析晚清出洋士人对气象的言说，可以从知识和观念两个角度来观察。先从知识层面来讲。游历海外的士人最先注意到的是现代气象学的实用功能，这方面最显著的莫过于天气预报。1840年以来，中国最早“走向世界”的报道或许是厦门人林鍼的《西海纪游草》。1866年，清政府派遣斌椿等人赴泰西游历，3月23日，刚刚登上法国远洋客轮的斌椿便注意到船员各司其职。1887年，潘飞声受邀前往德国东方学堂担任华文教习。1890年，他结束德国之旅东归。这段海外经历使他对使用风雨表预测飓风有较深的印象。1888年10月22日，正在美国游历的兵部郎中傅云龙注意到了当地的天气预报。
比实用功能的认知更上一层的，是尝试从学理和制度的角度进行观察。郭嵩焘在出使英法时，曾留意到太阳黑子影响气候的学说，但是他对此存疑。1887年，驻英公使刘瑞芬的随员余思诒护送从英、德等国新购的四艘巡洋舰和一艘鱼雷艇回国，对现代航海气象学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余思诒敏锐地注意到气象图的重要意义。值得指出的是，晚清出洋士人曾经留意到外国关于人工降雨的报道。
再从观念的层面来审视出洋士人关于天气现象的言论。这方面或许更能体现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中国传统的天象观，常常以天象牵涉人事。另外，中西方对占验的态度迥然不同，这对清代士人来说似乎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共识。这种意识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明清之际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占验、风水、卜筮等，都是天主教传教士“辟妄”的对象，他们写下了很多论著对这些中国习俗进行批判。还有一些出洋士人，以中国传统的占验来理解现代的天气预报。
在科学未明的时代，人们将天气现象视为神秘不可测的，因而在天气异常时祈神庇佑，中外皆然。需要指出的是，欧美等国的民众在遇到异常天气时也会诉诸祈祷，一些较为敏锐的出洋士人对此开始了反向的带有批判性的观察。这一点对留意中国基督教史的学者来说较为重要。
明清之际和晚清来华的传教士，常常以独断的态度指责中国社会的一些习俗，包括传统的祈晴祷雨和求神拜佛等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此外，传教士还以西学知识作为“辟妄诠真”的工具，试图从学理角度颠覆中国传统观念的知识基础。张德彝和张荫桓等晚清“走向世界”的士人群体，以亲身经历观察到了欧美等国的实际情形，这无疑改变了以往由传教士向中国传递信息——不管是宗教信仰还是世俗知识——的不对称情形，因此在吸收欧美文化方面也增加了更多的自主权。张德彝怀疑西人所说的“雷电皆系电气所致，毫无神灵”，称“西人亦未尝不畏雷击”，这可谓以“西学”之矛攻“西教”之盾。如果再进一步，则不难看到用科学理性反对宗教信仰的端倪。张荫桓对欧美人民遇险则祈求上帝的描述，也暗含着文化多元的潜在逻辑。因为从表面来看，在遇到异常天气时，以欧美等国的“跪求上帝”为是，而以中国的“求神拜佛”为非，确实不够有说服力。这些多少都预示了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欧美文化在民国时期的容受情形。
从文本的形态来说，晚清士人的出洋笔记，有些是私人手稿，有些则是公共出版物。前者一般具有较强的私密属性，如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公众在其成文后约一个世纪才能够得见，其内容自然可以视为作者心声的反映。后者则包括私人出洋笔记和官派出洋日记，然而不管是哪一种，由于有关气象学的观察和议论基本不涉及军国秘事，他们的相关论述大多带有无意识的色彩，而“本人无意中之记述较可信”。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晚清士人出洋的背景较为复杂。简单地说，促成他们远赴重洋的既有内在的动力也有外在的压力。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派遣使团前往外国，既是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也暗含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心理期待。出洋士人作为与外国有着实际打交道经验的个体，他们对这种经历的感知和认识要较同时人深刻得多。
事实上，晚清出洋的官员是心存顾忌的。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本来对出使一事很不情愿，时议甚至称他的出使为“辱国”之行。因此，我们在晚清出使日记中也能看到一些论证“华夷之辨”的文字。尤有趣者，是从“天时地气”的角度来“尊华黜夷”。认识到这些复杂的背景，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在晚清几十年前赴后继的域外游历中，国人对外国的气象台以及现代气象学缺乏实质性的反应。没有反应也是反应的一种，与有反应相比，它所折射出来的历史意涵或许更为深刻。蒋梦麟在《西潮与新潮》中指出，日俄战争之后，很多国人认为，经过日本同化和修正的西方制度和组织，比纯粹的西洋制度更能适应中国国情，因此国内的一连串革新运动都是取法日本的蓝图。但是追根溯源，日本的制度还是来自西方。于是也有人认为：“既然必须接受西洋文明，为何不直接向西洋学习？”中国现代气象学的发展，正是由蒋丙然和竺可桢等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所奠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直接向西洋学习”。但是在“直接向西洋学习”之前，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两个事实：一是上海的徐家汇气象台成立于1872年。也就是说，西方人早已经来到中国，并且长期为国人示范了现代气象学的实际功用。可是直至半个多世纪以后，中国现代气象事业的主导权才开始转向国人手中。二是在徐家汇气象台成立之前，海外游历的士人已经参观和描述了欧美等国的现代观象台。这意味着，出洋的国人对现代气象学早有接触，但是却迟迟未能产生实质性的反应。因此，马德赉在民国初年说国人“乃于气象一门，最为吾人日常境遇，反而阙如”，确实反映了气象学在近代中国落地生根的实际情形。此外还应注意，日本中央气象台的创立时间与徐家汇气象台约略同时，却迅速步入正轨。直至20世纪初，东游日本的中国士人才开始对气象台以及现代气象观测有所措意。事实上，“气象学”这个词就是从日本转口而来的术语。对此，人们或许日用而不觉。1902年，吴汝纶东游日本，与加藤弘之有过一番笔谈。加藤弘之指出中国人缺乏科学的思维传统。
从现代的观点来看，传统的中国是“巫医并称”“天文气象不分”。医学与巫术歧途，天文和气象分离，虽然事关“全国之智识”，但是回溯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将气象学这种“普通学”落实到社会的过程是十分曲折和漫长的。蒋梦麟在比较中国和日本的近代转型时，称“现代中国系平民百姓所缔造”，并且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基层开始，这个过程必然缓慢而且曲折。不得不说，这种观察是较为深刻的。
摘自《海洋史研究》第21辑，2023年6月，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