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绪芹，南京体育学院。
【摘要】1937年末，南京沦陷后，日军对南京城包括茶馆在内的商家进行大规模的烧抢，而且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给南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与社会混乱，其中茶社等公共娱乐场所受破坏与劫掠程度更是惨烈。受此影响，茶馆业经营状况急转直下，管理秩序混乱，行业生存艰难。同时，汪伪政权通过税收、监督等行政手段对经营者进行盘剥与限制，茶馆业开启艰难生存阶段。南京沦陷期间，茶馆文化的内涵经历了深刻的转变。原本以品茗、诗词唱和、棋艺切磋为主的休闲空间，逐渐成为日伪当局宣传殖民思想和奴化教育的场所。茶馆内的戏曲表演和话题讨论被迫迎合日本占领者的口味，传统民族故事和爱国主题被刻意压制或篡改。日伪政权还利用茶馆进行情报搜集，监控抗日地下活动，茶馆成为潜在的危险之地。然而，即便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茶馆作为民间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然顽强地存在着，它们既是日常生活场景的反映，也是民间情感与抵抗精神的象征。尽管表面上看似沉寂，但实际上一些茶馆已然成为民间抵抗力量和地下抵抗组织的隐蔽联络点和情报交换地。可以说，茶客间的微妙互动中隐藏着反抗的火种，体现了中国人民顽强坚韧的民族精神。总之，即便在这种艰难环境中，茶馆文化并未完全消失，许多底层民众通过保留和传承传统技艺，以及暗中传播民间智慧，使茶馆成为一种隐形的文化抵抗载体，这种扭曲与演变揭示了南京茶馆业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复杂性和韧性。
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南京城内大肆烧杀抢掠，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给南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与社会混乱，其中茶社等公共娱乐场所受破坏与劫掠程度更是惨烈。由于伪政权执行日本统治者以战养战的策略，对茶叶等物资横征暴敛，茶叶的流通受到伪政权的层层把控和盘剥，沦陷区内物价飞涨，进一步加剧了茶社业经营的困难，茶社的经营举步维艰。
一、沦陷时期南京茶馆业的恢复与经营
（一）沦陷后南京茶馆经营的恢复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为摧毁中国国民的反抗意志，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展开了暴力的血腥屠杀，整个南京城笼罩在日军恐怖杀戮的血色之中。市面商业萧条，只有来来往往的军车。茶馆经营者，多逃避乡间，馆舍普遍被洗劫一空。南京市经此一难，经济元气大伤，短时期内难以恢复。出于维护日本殖民统治秩序的需要，伪政权着手进行南京的战后恢复工作，召回逃亡的士农工商各阶层人士返回南京从事生产生活。由于伪政权的逼迫，商人们返京之后无法生存，只能向伪南京市政府呈请继续租赁茶馆旧地，以重操旧业，维持生计。
（二）伪政权对茶馆业管理的墨守与变迁
南京沦陷后，奉行日本殖民统治意旨的伪政权，在侵略者的羽翼之下，伪政权对南京进行殖民统治与资源掠夺。具体到茶馆业的管理上，一方面伪政权对以往国民政府的管理办法，有一定程度上的沿袭。另一方面，由于政权性质迥然不同，在伪政权的管理之下，其视茶馆业为“稳定”社会秩序、发展殖民经济的工具。因此，在涉及殖民统治者利益的问题上，伪政权的做法与南京国民政府有着本质的区别。比如凡是申请在茶馆经营戏曲活动的，必须向伪政权报告，经其派员审查合格，方准开办。茶社建筑的改变以及增设，也需要得到伪南京工务局与警察厅的查核通过方可实施。除去开办之时审核和民众举报外，伪南京特别市政府，也会不定期派员检查各个茶社的安全与卫生情况。
（三）伪政权对茶馆业的经济掠夺
1940年，日本加紧对华物资统制，不仅普通民众生活受到影响，连伪政权自身的财政状况亦趋于崩溃。伪南京市政府为解决政费不足，决定整顿“土店售吸所、茶社、浴室、旅馆”等行业，设置专门的营业税，派员征收。1941年，伪政权成立了各级稽征局所，对茶叶、棉麻、皮毛、纸张等征收营业专税。凡在南京市内从事茶叶贸易的商家，均被伪政权用纳税单与分运单所控制，茶叶的流通均在伪政权的掌控之中。关于茶叶捐款的征收，在伪政权统治时期也一度发生过变化，并不断侵蚀着商家利益。而且在伪政权的巧取豪夺之下，朝令夕改的税捐政策不但使民众受损，伪政权的基层代理人亦蒙受损失。
二、伪政府对南京茶馆的管理与控制
（一）茶社租约的延续与变化
以1941年前后的白鹭洲公园茶社和莫愁湖公园茶社为例，前者承租申请受到伪政府部门变更的影响，在成功协定租约后，该茶社订立的租约内容还带有一定程度的代管性质，其公园的建筑、花草等设施均由茶社担负维护之责。茶社的器具虽由负责人自行筹备，但其所有权仍属于承租者。可以看出，单纯经营茶社，在当时是不容易的。对于后者莫愁湖公园茶社来说，虽于1941年5月向伪政府签订承租合同，但茶舍的经营权限远少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如不在经营条件上予以退让，租约很可能不被批准。
（二）伪政权对戏曲说书业务的管束
茶馆业经理人出于维持生意的需要，早在恢复茶馆经营之初，便纷纷向伪政权申请在茶馆内添设戏曲活动，以招徕宾客。接到商人的登记申请，经社会局与警察厅根据呈报信息实地核对无误之后，方可开设，如有信息不符之处，则由社会局指出整改。经上述一番审查手续通过之后，方准茶社营业。而且伪政权对茶社这样的公共场所演出戏目把控严格，倘若茶社演出伪政权所禁止的戏目，一经发现将被处罚。茶社私自举办公共活动，亦不被伪政权所准许。总之，南京沦陷后，随着茶馆业的恢复，戏曲表演活动亦逐渐在茶馆等公共娱乐场所出现，但此种戏曲活动的规模与内容均须经伪政权审核，特别是日本宪兵队的许可，才能开办经营，茶馆经营者并不能擅自做主。
（三）广告捐与非法经营
伪政权并不禁止茶社广告，但张贴广告需要向伪南京市社会局登记，并缴纳广告捐，方予许可。伪南京市工务局将广告捐设置为甲、乙、丙等，根据商家的不同状况，分等缴捐。普通茶社也有难以承担，而向伪政权呈文请求更改的情况。此外，凡在墙壁设置广告者，必须按照工务局所规定的期限，来提交申请，如果逾期，也要承担罚款。伪政权的殖民统治之下，在合法的经营项目之外，另有许多非法的经营行当。比如禁毒政策完全被伪政权摒弃、娼妓行业被公然大力提倡，极端败坏社会风气。在茶社之中，经常出现投机倒把活动，甚至茶社经营者亦参与其中，茶社一度成为非法活动频发的场所。
三、同业公会的组建与伪政权意志的渗透
（一）茶叶行业公会
1940年4月汪伪政权成立了伪南京特别市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对茶叶同业公会等组织进行指导监督及训练等活动。茶叶同业公会除去遵照伪政权指令，进行“经济调查”与行业管理外，由于其成员本身具有商业盈利属性，且该组织乃是介于“国家”与个体商人之间的集体利益代表，其对于伪政权不利于行业发展的政策，能够发出申诉的声音，维护行业利益。而伪政权亦需要通过同业公会这样的社会团体来维护行业秩序，因此在涉及其行业利益的政策制订中，颇愿相关的公会组织参与，其根本目的在于利用公会组织来推行政令，为攫夺资源提供便利。
（二）茶社行业公会
在汪伪时期，茶社行业公会组织的申请，稍晚于茶商的同业公会。发起人沈品三在提交申请时声称为了同业发展以及“谋共同福利起见”，遵照人民团体组织程序，发起组织茶社同业公会。然而随着1942年物资统制政策的开展，物价飞涨。伪政权开始在南京市实施限价政策，干预商业活动。由于伪政权的盘剥与控制，茶社行业公会除在联络同行方面发挥一定作用外，并没有形成对行业发展的保护作用。
总的来看，南京沦陷，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茶馆作为民间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然顽强地存在着，它们既是日常生活场景的反映，也是民间情感与抵抗精神的象征。日伪统治期间，南京的茶馆业深受政治局势和政策调控的影响。在南京沦陷期间，茶馆文化的内涵经历了深刻的转变。原本以品茗、诗词唱和、棋艺切磋为主的休闲空间，逐渐被日伪当局利用为宣传其殖民思想和奴化教育的场所。在这种艰难环境中，茶馆文化并未完全消失，许多底层民众通过保留和传承传统技艺，使茶馆成为了一种隐形的文化抵抗载体。这种扭曲与演变揭示了南京茶馆业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复杂性和韧性。
文章摘自《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原文约2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