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伟庆，中山大学历史系。
【摘要】黥兵制是在兵卒身体上强制性、规范化地留下标识的一项制度。晚唐五代时期,黥兵经历了从临时之举转变为经久之制的制度化过程,并为宋太祖所因袭,成为宋代祖宗军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时通过在正兵脸上刺写军号,以保存募兵时通过考核生成的士卒分等结果,进而限制军队在频繁调动过程中易于产生的兵员混淆、管理紊乱等问题。南宋初期黥兵的规定权是宋廷收兵权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收兵权后,为适应军队编制变化,新的黥兵规定推行。南宋中后期,出于动态把握军费的财政考量,起初不刺的效用群体和兴起较晚的新军势力均被纳入黥兵的对象范围中。通过这一募兵中的重要环节,宋代兵卒由民到兵的身份转化最终完成。在这一物理烙印下,兵卒这一职业身份与国家对士卒的支配权力得到可视化的确认及强调,宋廷得以将国家兵卒与职业兵卒这两重观念植入正兵群体。黥兵制展现出宋王朝在军事政治实践中推进军队专业主义化的尝试和努力,也为唐以降兵卒职业化这一长时段议题的思考提供启发。
黥兵制又称招刺制，是宋代兵制中极富特色的一环，其以宋代大多数正兵为黥刺对象，贯穿有宋一代的兴衰终始，是以宋代募兵又被称为“招刺”“刺填”等，而所募之兵亦有“黥涅”一类别称。
从制度梳理的层面看，前贤时彦已对黥兵制的黥文内容、刺字部位及变迁过程进行一定的探讨，呈现出大致清晰的制度轮廓：黥兵制肇始于晚唐五代的军事征伐，为宋太祖所因袭，北宋军队中，招刺的黥文内容主要是军队番号，禁军、厢军主要刺面，乡兵、蕃兵、弓手等部队的实施情况较为复杂，但一般认为主要刺手背。南宋时黥兵制度发生较大变化，禁军、厢军在额上刺六点，屯驻大军中，军兵主要在手背上刺写姓名，效用则通常不刺字。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需要对黥兵制的实行及变迁进行更为细致的梳理，并将其回置到宋代军政体制的动态运作中进行思考，同时关注文身、刺配与黥兵之间的异同与互动，以探究黥兵这一施行于以宽仁著称的赵宋一代的“不仁”制度背后所蕴含的“技术原理”，乃至由此出发管窥宋代基层兵卒的统制问题及募兵体制下国家与兵卒的关系。
在有宋一代的兵制框架中，黥兵制的重要性不可小觑。北宋正规军的黥兵制度普遍施行于召募正兵，并以指挥为黥刺的基本单位。这一制度可补充军籍之不足，使得募兵时通过考核生成的军队分等结果得到更好的确认与保存，削弱了兵卒冒名、混渚的可操作性。于禁军而言，它限制了军队在更戍、行营等制度运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兵卒混淆、纪律整顿、凝聚军队等问题，进而有助于通过指挥使这一中间枢纽纾缓“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难题。于厢军而言，规范黥兵使得召募兵卒与刺配军人得到迅速而又明晰的区分，有助于厢军将校初步读取辖下兵卒的危险性差异，以更为高效地防范或应对潜在的危机。
南宋时，军队经历了从溃散到重组的过程，兵制亦发生重大变迁，与之相应，黥兵制度也出现较大变化。通观南宋时期黥兵制度的变迁过程，黥兵制度的改易及施行往往与军事局势的动态变化关联密切。南宋初各方军事势力脱离宋廷的直接控制，在黥兵时往往自行其是。至绍兴十一年（1141）收兵权后，与新的军事体系相适应的黥兵新制推出，由于南宋的军队编制形态相较北宋更为多元，包含军号等信息的黥文内容亦呈现出更强的多样性，但屯驻大军等战斗力量与厢军等劳役力量之间以及屯驻大军中待遇有差的效用与军兵之间的黥刺规定往往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南宋面临军事压力巨大与赋税区域缩小的双重压力，军籍虚占所造成的财政负担不容忽视，是以总领所等财计机构在屯驻大军的黥兵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正是在借助黥刺军号以堵塞军费漏洞的财计考量下，不论是起初不刺的效用抑或兴起较晚的新军，均不免被纳人黥刺对象的范围中。
黥兵是募兵中的重要环节，回到宋代推行募兵制的宏大背景之中，或者亦有利于深化对于这一议题的理解。通过对身体的黥刺，被刺者同时被赋予两重观念：一是职业兵卒的国家角色认知，且是居于多层分类的军队体系中的某一层级之兵卒的自我身份认知；二是国家一兵卒的统制关系强调，黥刺身体的行为背后蕴含着国家掌控兵卒身体的权力，这一权力通过规范的标识变得可视、并在可视的过程中不断得到重复性强调。
从职业兵卒的身份形塑来看，在北宋人的话语体系中，“黥涅”“黥面”“刺面”等词常常被视为兵卒高度职业化的标志。通观两宋黥兵制度沿革，其具体黥刺部位及黥文内容虽几经更迭，但在理念上却一以贯之：一是分类，作战力量与劳役力量始终存在分野；二是分等，作战力量中的等级差异亦可通过身体标识进行表现。若兵卒发生身份类型或军队等级的差异变化，亦需要通过加刺、改刺重新进行身份的确认。
就国家对兵卒的统制关系而言，北宋初期面临中晚唐以降国家与兵卒之间难以形成有效支配关系的困局，国家与兵卒的支配关系的巩固亦成为走出五代盛衰循环的关键之一。因此，在军队番号刺人兵卒皮肤的过程中，其从属于天子的联系也随之生成，旧有的藩镇之兵、武将之兵在这一行为中被形塑为天子之兵，全国军队成为皇帝私兵的过程由此得到可视化的确认。与国家意志通过黥兵制注人正兵群体这一现象相对应，在两宋时期发生的各类兵变、民变中，通过刻写或改造身体标识对抗国家意志是较为典型的现象。
通观两宋黥兵制度的实行与变迁，在这一看似具有突出侮辱特质且未必人道的制度背后事实上蕴含着王朝国家在兵制体制建构上的某些心机，在防范兵卒混淆、形塑国家职业兵卒等问题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面对承继晚唐五代而来异常尖锐的军政难题时，崇文抑武固然逐渐构成宋廷上层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的主流，然而，通过对黥兵制所作的如上探讨亦可发现，在下层兵卒的统制层面上，宋廷同样在进行培养兵卒的军人专业性与自发服从性的尝试与努力。
至于元代，改编自南宋军队的元朝新附军尽管仍保有浓厚的募兵制色彩，但亦被强制注人世代为兵的军户制特征，黥兵制由此逐渐销声匿迹。作为兵民分野所刻下的社会性烙印，元代军户制取代了两宋为塑造职业兵卒身份所刻下的物理性烙印，并为明朝所继承，从中折射出王朝国家对军人角色的理解应存在某种转向，或亦具有进一步探索的价值与空间。
文章摘自《宋史研究论丛》2024年第2期，原文约1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