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晗，浙大城市学院浙江历史研究中心。
【摘要】近代博物学和医学的发展，殖民扩张中与“有色人种”的大量接触，使西方医学界对人类肤色差异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18世纪以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环境决定论”的批判性认识，成为19世纪英国医学界研究黑人肤色成因的重要思想背景。在其影响下，英国医学界在研究中常秉持一种带有歧视性的“天性论”观念，认为人类的不同肤色并非受自然气候的影响所形成，而是不同人种天性差异的外在表现，且能反映出不同人种的“文明”程度。这种歧视性认知不仅影响了英国医学界对黑人常患的热带皮肤病的诊疗，而且塑造了黑人“不文明”和“有缺陷”的种族形象。这也进一步“论证”了所谓的“白人优越论”,为西方殖民者歧视、支配和压迫黑人等“有色人种”提供了“依据”。
18世纪以降，受“环境决定论”的影响，欧洲大陆的博物学界和医学界通常将自然因素视为导致人类肤色差异的主因。然而，同一时期的英国医学界大多不赞成以自然因素解释人类肤色差异。从现有成果看，国内外学术界并没有充分捕捉到近代英国医学界对于人类肤色差异尤其是黑人肤色成因的独特歧视性观念及其影响。本文以19世纪英国医学界对黑人肤色成因及皮肤结构的歧视性研究与认知为中心，对相关种族歧视观念的缘起、特征、影响以及它与近代西方“科学种族主义”思想的互动等问题进行探析。
一、19世纪英国医学界认识人类肤色差异成因的思想背景
肤色差异是人类之间最显著的外在差异之一。18世纪以降，西方人种学家就普遍将肤色作为划分人类种族的重要依据。布丰认为由于热带气候的长期影响，黑人体内分泌出过多黑色胆液，使得肤色越来越深。布鲁门巴赫认为，人类肤色差异的首要成因在于自然因素的影响。查尔斯·怀特也赞同黑人的皮肤“黏膜层”是其肤色的主要来源。但他颇具歧视性地指出，越是“低等”的生物，皮肤的颜色就越深。怀特的上述观点反映了近代英国和欧洲大陆医学界对人类肤色差异成因的不同思考，其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这种差异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形成的。这种对于人类生理特征差异的不同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同期英国和欧陆启蒙思想界对“环境决定论”的不同思考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18世纪西方“环境决定论”以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为代表人物，其基本观点是：气候、土壤、水等自然因素对人的发展有根本性的影响。然而，同一时期的苏格兰启蒙哲人却从经验论或怀疑论的角度，对“环境决定论”进行了较多批驳。他们认为自然因素对人的影响是有限的，不同人之间的各种差异本质上是历史性的差异，而非地域性的差异。造成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不同天性基础，正是天性差异塑造了人的多样性。然而，这种思考本身却暗含着一种具有歧视性的“天性论”观念，即不同的人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也是由天性决定的。在这里，肤色事实上成为不同人种天性差异和“文明”程度差异的外在表征。由此，构成了19世纪英国医学界对人类肤色差异成因尤其是黑人肤色成因等问题进行歧视性研究和认知的一个重要思想背景。
二、19世纪英国医学界对黑人肤色成因的歧视性研究
从解剖学的路径出发，英国医学界围绕着黑人皮肤的结构、“功能”和“缺陷”等问题，对其肤色成因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歧视性研究。这主要体现在其将不同人种的肤色差异视为一种先天的生理结构差异，并将这种差异与不同人种的“文明”程度和等级高低联系在一起。普理查德认为，更黑、更厚的皮肤“黏膜层”会使黑人与生俱来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并使黑人更易患上相关爆发性皮肤病。劳伦斯歧视性地提出白人与黑人相结合的后代，其道德和智力水平会随体内白人血液和黑人血液的比例关系而增长或衰退。威尔斯歧视性地提出黑人的肤色不仅是一种生理特征，也显示了这一种族的某些体质“缺陷”，而这又与其“文明”程度较低有关联，黑人或许已被某种方式阻止了文明进步的可能性。
这种对黑人肤色成因和皮肤结构的歧视性认知，也与19世纪西方“科学种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密不可分。该思想的核心就是用“种族科学”的范式，从生理层面来解释白人的“优越性”和“有色人种”的“劣等性”。此外，这一时期的英国医学家和解剖学家也对黑人的眼睛、肠、胃等其他一系列组织器官进行了类似的歧视性研究，试图发现黑人在体质上的种种“缺陷”。
三、19世纪英国医学界对黑人皮肤病的歧视性诊疗
皮肤病是困扰黑人的最常见疾病之一，并且黑人似乎比白人更易患上各种热带皮肤病。这些情况引起了英国医学界的关注。受对黑人皮肤结构的歧视性认知的影响，19世纪英国医学界在对黑人常患的雅司病和象皮病病因的研究中，显露出明显的种族歧视色彩。黑人的皮肤结构“缺陷”被视为其患病的主因。
这种歧视性观念也出现在同时期英国医学界对另一种热带皮肤病——麦地那龙线虫病的治疗中。英国医生在治疗患有麦地那龙线虫病的黑人患者时往往采取反常规的疗法。他们认为黑人比白人更能忍受生理上的痛苦，因此可以采用一些更激进的疗法。也有很多人认为，像黑人这样的“低等”种族在遭受病痛时，缺少与白人一样的自我恢复能力，因而必须对其进行更激进的治疗。
然而，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英国医学自身的科学性是值得怀疑的，基于错误的疾病认识，这一时期英国医生采用的疗法多是无效的。但为了树立自身医学的“科学性”和“先进性”，英国医生通常将医疗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归咎于黑人，将黑人的体质“缺陷”、黑人“愚昧”的精神“缺陷”视为其患病和难以被治愈的重要原因。由此，19世纪英国医学界对上述黑人皮肤病的诊疗除了具有种族歧视和不科学的特征外，也具有这样一种意蕴，即通过一系列歧视性的“种族科学”，将黑人描绘成一个在体质和精神等各方面都具有“缺陷”的种族。
实际上，19世纪英国医学界对黑人肤色成因、皮肤结构和皮肤疾病进行的一系列歧视性研究和认知，不仅构建了黑人的“种族缺陷”，而且使相关“缺陷”与黑人的“文明”程度联系起来。普理查德将黑人称为“不文明”的种族，而将白人称为“文明”的种族，并认为黑人无法变得和白人一样“文明”。这一逻辑的形成同样有赖于19世纪英国医学界对“文明”这一概念本身所进行的歧视性描绘。罗伯特·维尔蒂则认为人的“文明”程度与其体质发育息息相关。较低的“文明”程度意味着人的高级器官被低级器官压制着，个人意志被动物性的本能和欲望压制着。而随着“文明”程度的提升，人的各种器官的位置、特性和运行方式等都会有相应改变。这种歧视性的“文明”概念正是英国医学界将人的肤色等生理特征与其“文明”程度挂钩的重要基础。由此，19世纪英国医学界围绕黑人肤色成因和皮肤结构等问题进行的一系列歧视性研究与认知，事实上也成为“论证”黑人种族“不文明”的重要“案例”。这也进一步“论证”了所谓的“白人优越论”，为西方殖民者歧视、支配和压迫黑人等“有色人种”提供了“依据”。
文章摘自：《史学月刊》2024年第7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