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志远,蔡杰,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李孟霞,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
【摘要】董奉是一位汉魏之交长期活动于江南一带的民间巫师,在庐山归隐终老后,被后世塑造成一位道教仙人的形象,与华佗、张仲景并称“建安三神医”,其标志性符号有“福山”“杏林”等。然而,董奉的形象并非一直以“神医”得以彰显,而是经历了从神仙到神医的转变。自汉末以来,董奉的人物形象经历了三次建构:从葛洪《神仙传》中的道教仙人形象记载,到唐宋时期对其仙人身份的官方敕封和道教徒推广,再到元代以后逐渐由文人士大夫对其医者形象的再次书写,董奉的形象经历了民间巫祝—官封神灵—仁心良医的转变。董奉形象的第一次建构缘于早期道教争取官方与民间支持的发展策略筹划;第二次建构则缘于唐宋时期国家意志与地方传统结合下地方宗教对合法获得收益与支持的认识实践方式;第三次重构的原因主要是元明时期医者地位的提升,以及文人士大夫赞誉医者或借喻标榜自身德行的儒医结合倾向的具体表现。但在这几次形象建构中,董奉的超自然属性没有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有新的神迹,而且因后人加注而屡遭失载,进而限制了董奉信仰的广泛流传。经过这三次人物形象建构后,与华佗、张仲景不同,董奉在元代之后甚至未成为十大名医配飨三皇。而民间、官方对董奉的态度,也从魏晋时期的民间崇拜,至唐宋时期官方认可并大加敕封,南宋后已变为“事迹失注”,最终成为元以来文人士大夫赠答歌颂的良医标杆,并被固定下来至今日。在董奉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完成了从神仙到神医的转变,体现了历史人物建构的复杂过程。
中国古代史传的书写模式是高度程式化与类型化的,是对过去事件和过程的模型重构,也是一种隐喻性陈述。围绕书写、传播和想象,史传文本经历着真实与虚构的双重作用。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因此,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无法知晓,但可以知道其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循此思路,笔者拟通过爬梳被誉为“建安三神医”之一的董奉的历史文本,探寻其原初面目及其医者形象形成、传播的历史过程。
董奉其人及其相关研究 董奉,字君异,侯官县人,生卒年不详,大致生活在汉末三国时期,即公元184至195年间为其生年,恰与张仲景、华佗同时代,故有“建安三神医”之称。
与董奉关联度最高的地域有二:一是其出生地侯官(今福建省福州市)。当地与董奉最相关的 是其出生地与“福山”的渊源。二是江西庐山。据《神仙传》所载,董奉最后隐居庐山。总之,涉及董奉的史料较多出现在南方地区,并以八闽、豫章、姑苏一带居多。
现有董奉研究的成果多是以介绍为主,而且其中以“建安三神医”或“杏林”为题的文章或著作 占大多数,主要强调了董奉的医者形象和高超医术。除了对于董奉本身的研究以外,亦有对“杏林”的学术研究,由此可见,董奉形象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仍有很大探索空间。
东晋葛洪《神仙传》中董奉的形象 东晋葛洪《神仙传》对董奉事迹的记载主要强调其医术与医德。但董奉行医之“术”侧重于“法术”,考虑到诸如董奉死而复活、为民求雨、役使众虎、白日飞升、容貌不老等事迹,其“神仙”形象更为显现。
董奉治疗病癞者的事件更充满神秘色彩。汉末三国时代,道术、巫术等迷信活动甚为流行,因而医术与巫术在当时混淆不清。而且,医术的起源与巫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被认为源于巫术,但随着专职医者从巫者中分离出来,巫医的地位便逐渐下降,几乎完全被前者取代。
尽管巫者的地位大不如前,“信巫不信医”的现象却一直到清代依然存在。福建、江西作为董奉的主要活动地区,其历代史料也不乏体现“闽俗好巫”“赣俗信巫”。董奉生活在吴国境内,其医“术”自然侧重于“巫术”。且魏晋时期,战乱和政治变动频频,各种社会问题凸显,民间信仰就成为时人最重要的心灵寄托,超自然的力量往往为民众所崇拜。
此外,吴国治下的神仙思想非常盛行,也使董奉神仙身份的塑造有了现实依据。由此可见,神仙思想在三国时期的普及。此时的道教虽脱离了巫术的原始形态阶段,但巫术的一些内容或多或少地被道教法术所继承,是道教产生的一个渊源。
因此,葛洪《神仙传》中的道教仙人董奉,其身份原是民间巫觋,也有亦医亦巫的双重身份。但出于宣扬道教的目的,董奉形象得到了重新塑造。从知识建构史的角度来看,葛洪是董奉事迹与形象的第一个建构者。
唐宋时期官方祠祭中的董奉形象 唐宋时,董奉进入官方祠祭序列,其在各地的祠祀也大多建立于此时期。官府和文人士大夫基于葛洪《神仙传》中的内容,或将董氏作为道教上仙,向统治者上书要求完善其祠祭;或通过对董氏神仙属性的进一步承继,进一步夸大其神性。这些纳入官方祠祭系统的具体表现是对董奉形象第二次建构的完成。
唐时对祠祀的管理较为严格。此时董奉依旧是作为道教仙人的形象出现的,主要通过官方祠祭来形塑。庐山的董奉祠庙直到唐玄宗时期才被官方注意,董奉因此获得“拜鸿胪卿,封越国公”的官爵,其地位之所以上升至所谓国公,同玄宗对道教的推崇有很大关系。不仅体现了中央意志对道教领域的把控,更在于通过国家祭祀对董氏的崇重,将所谓“上国名山”的文化正统性以宗教的方式体现出来,有利于在中央和地方达成普遍共识。
五代时南唐道士倪少通对董奉进行了新的形象建构,赋予其“太乙真人”的称谓。倪氏对董奉的塑造相比于《神仙传》升格成了能够“掌吴楚人民生死之文,罪福之籍”的道家神灵,故受到南方统治者的重视和青睐。
宋人在庐山董奉活动区域结庐而居,此时对董奉的人物塑造仍以“太乙真人”“道教上仙”为主。即使涉及董氏行医的叙述,依然被归于道教神秘力量的范畴,而且董奉身上再没有其他神异故事。这说明董奉失去了信仰传播的内在动力——灵验。宋代以后,医者开始与儒者身份关联,不再被轻视为“巫医百工”之流,并在文本世界中得到尊崇乃至圣化。董奉形象中医者属性的进一步缺失,也使其信仰传播的内在动力枯竭。
与张仲景相比,董奉无“新创”的神圣事迹,由于屡屡失载,限制了其信仰的广泛传播。
元以来董奉形象的转变 元以后,董奉形象迎来了再次转变,其神仙属性不再成为重点。元后医者的地位大为提高,并进一步与儒者相结合。至明清,董奉在明清士大夫的眼中已是医德高尚、恪尽职守、忠心耿耿的形象,这正是士大夫进一步对董奉进行符合儒家传统审美的重新塑造,其中暗含一种 “温柔敦厚”的儒家审美理念。
董奉的形象在元以后进行了第三次的重塑,其医者属性较魏晋、唐宋时期大大加强,而且内容和文风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些文人提到董奉兼有“医方”“大方脉”,均是董奉医者属性的体现。
此外,文人之所以接受董奉的神医形象又与元明时期流行的“良医良相”之说有莫大的关系:“仁人不得为良相,愿为良医,则伎之仁而善济世者,莫如医已。”这句也可谓是儒士“情感诠释”传统的具体表现。明清文人更侧重以董奉的医术、医德来取代其神灵属性。
董奉的德行满足文人士大夫对于美好人格的想象,被作为医德高尚的代表反复宣传。元代之后的董奉虽没有历经14世纪和16世纪两次的层累与尊崇,但其依然回归医者身份,并成为文人士大夫歌颂的良医标杆。
早期道教为了在社会中赢得一席之地,而采取竞争策略和传教手段,是董奉形象第一次建构的根本原因;唐宋时期国家意志与地方传统的高度融合,是董奉形象第二次建构的主导因素;元明时期医者地位的提高,儒、医结合的倾向,文人借董奉形象和事迹赞誉医儒,是董奉形象第三次建构的真实体现。可见,人物在史传中被“神化”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但人物的神性不都是通过层累叠加而愈发神异,有时亦会出现削弱的情况。造成何种形象的神不在于建构者的一厢情愿,而只在于社会力量的现实诉求。诚然,历史文本中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研究者产生误导,但这便是历史叙事的特性。历史叙事的内容在同等程度上既是发现,也是发明。如果“建构”无法避免,那么结合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来解构探究“建构”的历史,则未尝不是一条探寻真实历史的途径。
文章摘自《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原文约14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