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厚明，南京大学艺术学院。
【摘要】将植物微缩于盆盘之中使之成为观赏的盆景，是中国文化与士人生活一个独特的品质。盆栽的出现与中国山水文化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彼此有着共通的哲学思想与审美观照。然而，盆景文化的兴起以及盆景作为文人“长物”的品位，并没有同步体现在早期文人画实践中。将盆栽作为绘画母题而被视觉化到了明代才蔚为大观，成为彰显文人绘画品位与审美取向的重要表征。
将盆栽图景化，最初的艺术实践多见于明代早中期宫廷绘画活动中。明代中期以来，随着宫廷绘画的式微以及文人画的重新起势，以盆栽为代表的盆景图像逐渐在文人画体系中流行开来，成为表征文人画审美观念的重要母题。与元季文人画趣味不同，明代早中期宫廷绘画的审美取向主要取法宋代院体画风，这使得宫廷绘画中的盆栽图像多带有园中景的写实倾向。相较于宋元盆景文化，明代宫廷的盆栽呈现出不同的特质与功用。可以得见，《朱瞻基宫中行乐图》中除了上述可以移动的户外盆栽外，还有许多高大固定时黎基盆栽以及盆池景观图像，它们作为皇家园林中的自然景观，集中反映出明代以来盆玩文化开始关注庭院人地景观关系的新气象。纵观明代文人有关盆景的各种论说，可知当时的盆景文化以及对盆栽的认知具有显著的文人画美学逻辑。晚明美学家文震亨在《长物志》卷二《盆玩》，从画意的角度对马郭刘盛等宋元名家松画风格进行概念化描述，并以此作为盆松造型美学之圭臬，表明明代的盆栽美学已与绘画美学产生不可分割的同构关系。文震亨是吴门画派领袖文徵明之曾孙，其以雅与俗作为盆栽品级的标准，秉持的逻辑正是文人思潮主导下用以划分吴派与浙派的界标。
然而，文震亨这种长物观并非完全属于个人的创见，而是代表了15世纪以来江南文人生活美学的总体风习。蒋晖从文本的角度对《长物志》的部分论述进行溯源，发现文震亨关于大理石与大理石笔屏的品评文字大多沿袭自年代更早的张应文、高濂、屠隆等人的著述。跳开文人的“语词”论辩而回到视觉化的“图像”修辞，文人画是讨论盆景文化不可或缺的视觉媒介。明代中前期画家杜琼《友松图》是目前所见绘有盆栽图像的早期作品之一，它是杜琼以自己书斋——东原斋为创作背景的酬应之作，画中杜琼在书斋中与来访友人晤谈，陈设在庭院外围山水景观中的两盆松树与一盆菖蒲皆被置于同一座长方形石凳上。这种陈设方式及其视觉图式，与当时宫廷绘画呈现出来的盆栽审美有着明显的区别，因而受到吴派、松江派画家的推崇与效仿，成为明代文人画形塑盆栽图像的一个基本模式。
除了传统的文人画外，明代版画也是观照盆栽母题的重要视觉媒介。书籍与绘画的融合，必然将文人盆景美学趣味带入大众文化生活中，这不仅模糊了雅俗文化的界限，也为宫廷趣味与文人趣味的合流提供了可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晚明版画中的盆景图式与其说是文人思潮的产物，不如看成是大众文化、文人文化与宫廷文化共同形塑的结果。与此同时，明代版画盆景图像虽然不失文人趣味，但与典型的文人画图式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也雅俗合流现象在大众视觉文化上的反映。对于精英文人来说，雅俗区隔的破裂意味着自身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受到了挑战。晚明涌现出来的各种生活美学著述，正是对雅俗混同现象的回应与反拨。这种由雅、俗互颉颃又彼此同生的美学生态，反过来又成为维系明代盆栽美学及其图像表达不可或缺的视觉机制。
明清鼎革，以满族身份建立的大清王朝不同于既往汉人主体的王朝更迭，其易祚过程充满了意识形态和文化身份的冲突与重构。满汉民族在审美观念上的差异，势必对明代盆栽美学的连续性提出严峻的挑战。不过，由于清代实施满汉一体化政策，清初的盆栽美学在断裂与连续的双重构造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审美形态。作为满人汉化的重要表征，盆景文化成为清初宫廷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清宫盆景不仅仅作为庭院环境的景观陈设，而是充当了特定时节与特定场合的仪式符号。显然，这种做法改变了盆案作为园林人地关系的功能定位。相似是逻辑多见于清初的宫廷绘画中。这也反映出盆景作为权力与身份的表征符号，对宫廷绘画创作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
当盆栽脱离原有的人地关系景观，盆裁的培育与盆栽的陈设就会偏离日常生活逻辑而呈现出全新的面目。清宫像生盆景的出现与兴盛，正是新的审美风尚下的逻辑显现。这些像生盆景旨在传达福寿吉祥的主题，明显背离了明代文人盆玩以古为雅的趣味与风尚。如果说明代的盆景美学主张以古为雅是一种时间美学的话，那么，清初的盆景美学强调方物风情则可看成是一种空间美学。康乾时期花卉美学的区域表征，集中体现在“塞外”趣味与“海西”趣味上。得益于帝王们对塞外与海西花卉趣味的引领，独立的盆景图像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清宫礼仪性绘画中。乾隆中晚期，盆栽作为花卉题材越来越获得了自足的性质，成为文人眼中的纸上清玩。诗意图的这种图文互助模式，使得盆裁图像在诗意化的诠释中逐渐褪去作为礼仪空间景观符号的社会属性，最终转变为一种纯粹的审美活动。盆栽图像在历时性结构中的视觉形式及其风格演变图景，不仅反映出明清艺术品位与世情变迁对于绘画图式的重要影响，也揭示了纯粹审美对象何以发生的观念史逻辑。出于拨正的尝试，本文将盆栽图像置于盆景文化得以建构的视觉机制中进行观察与分析，并借助视觉艺术的历史形态与视觉逻辑重新检讨被文献叙述误构的中国美术史研究。
文章摘自《形象史学》2024年第1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