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先明，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在鸦片战争时期的镇江之战中，守将海龄殉难事件一时竟成聚讼之谜。在史实真相查实后，朝廷对海龄的嘉赏赐典，却遭到士民抵制。镇江民众抵拒的关键问题并不在其死亡之细故末节上，而依然聚焦于“尽忠殉国”大节方面。海龄悲剧性地自杀或自焚的史实真相，并不能成就其“尽节尽忠”的人生定评。时人在日常生活中琐碎片段的场景记录，已经立体地呈现了他原本鲜活而真实的形象。镇江失陷及其失陷后的惨剧与海龄“误国殃民，莫此为甚”的行为有着密切关联。海龄殉难的史实真相无法遮蔽历史的真实。
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十四日凌晨，在6000多名英军的强势攻击下，1600名守城旗兵全军溃败，镇江失陷。驻守镇江的旗兵副都统海龄（郭洛罗氏，满洲镶白旗人）自焚而亡后，却传言纷纭，一时竟成聚讼之谜。朝廷谕令严查核实，后经多方查证，证实了海龄自焚殉国的事实，朝廷发布了恤典奖赏并诏令将其入祀，但却遭到士民强力抵拒，反对将其入奉祀典。围绕海龄之死及其入祀形成的官民之争，持久不息，舆论鼎沸。
一、海龄之死的纷争
镇江之战是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就军事角度而言，战争实际已经结束了。伴随着镇江战火的停息，关于守城将领海龄死讯的各种传闻不胫而走。时人朱士云《草间日记》称其“不知所终”，也有亲历者杨棨呈报海陵（龄）“全家殉节”，还有部分资料记录称海龄“为乱民所杀”或“被民戕害”等不一而足。海龄之死的各种讯息一时聚为焦点，口耳相传、耸动时论。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清军败绩连连，将领阵亡众多，如海龄之死这般争议者却十分罕见。这也促使山东道御史黄宗汉等朝堂奏劾，要求彻查。
二、海龄之死的真相
就镇江之战阵势而言，中英双方有着明显的军事差距，战役本身和守将海龄的败局几乎是注定的。镇江沦陷后，海龄境况究竟如何，对于朝廷而言却成为至为紧要之事。无论是钦差大臣耆英还是参赞大臣齐慎，对副都统海龄的奏报都是“不知下落”。这些战事相关的大臣奏报均称海龄“下落不明”，有将失城之责推卸于其的意图，只有程矞采的奏报为其略有开脱，明言其力战而遇难。加之后续耆英奏报纠正，呼应了巡抚程矞采的陈奏。朝廷遂发上谕称海龄在镇江之战中尽职尽忠，忠义可嘉。虽然前期朝臣奏报不一，但英方所记事实则为海龄殉难提供了互证。在英方记录中，可以明显发现副都统海龄自焚殉难的实况，并依据被焚之人的身上文件，查明这人是都统的幕僚。比勘多方史料，虽然细节不尽相同，但“海龄战败，亦自投火中死”的史实真相足可证实。
三、朝廷的慎审处置
然而，朝廷的褒奖无法平息士民的愤情，在民间舆情沸腾的情势下，御史黄宗汉挺身上奏，要求查明海龄死情与镇江城陷之因。其理由如下：一、镇江城陷，物议沸腾，实因海龄误杀良民所致，以致“百姓复与驻防官兵为仇”，英军乘势入城。二、海龄之死竟有谓被民戕害者，数日以来几于众口一词，恐非无因。阵亡官兵众多，即使平日办理不善，果系殉难，亦可稍赎前。三、海龄果若酿成事变误国病民，却幸邀恤典，建立专祠，忠良之气何以奋兴？民心何以永固？黄宗汉奏折震惊朝堂，朝廷严令相关责任官员彻查落实，究明因果。
事实上，除黄御史奏折之外，朝廷也发现之前奏报详情不相符之处，故在严令之外也有所体谅。因此将严查密令分别传递到巡抚、总督和钦差等重臣手中，让相关官员自不得“仓猝”奏报。一个多月后，江苏巡抚程矞采经复查奏报朝廷称：“该副都统从城上回署中，即与其妻及次孙自缢，彼时各处起火，衙署旋被焚烧，尸骨仅存骨殖，实非被民戕害，亦非该副都统激成内变，以致该夷匪乘势入城。”程矞采的奏报内容与前番奏陈大体一致，肯定海龄属于尽忠殉难，但闪烁其词处也指出“激成内变”等语，可见黄宗汉奏劾内容不无所据。
比程矞采奏陈稍晚一段时日，由者英、伊里布、牛鉴共同署名的奏折特别强调此番调查精详慎审，重在求证海龄死难之事，并对朝野“腾议”和御史弹劾也有所回应。称海龄及其家人系自缢身死。在镇江陷落前，海龄拿获形迹可疑之十三人概予骈诛，办理殊属草率失当。其所以身后犹不免怨，物议沸腾者实由于此。但海龄“阖门殉难，大节无亏”，故请朝廷依前旨仍给予赏恤。前后经历近3个月，此案以维持原褒奖，由地方官建立专祠入祀了结。
四、镇城士民的抵制
然而，朝廷几经查核的定论依然受到士民的坚挺抵拒，明言海龄当日以杀人为事，戮及无辜。海龄之死之所以激起时论之争，且持久不竭，究其根本点不在于其“自缢”或“自焚”的最终了结。镇江民意所在，早已在海龄日常行为举止中形成了基本认同，士民围绕其恤典持续追究者，并不在其死亡之细故末节，而依然聚焦于“大节”上：其一，镇江失陷，海龄难辞其咎。其二，纵兵杀民，残暴良善。其三，专断横暴，与同城官员势同水火。海龄驻守镇江已近两年，镇江民众对其作为和行事早已深知。以至于在强敌围困的危难时刻，海龄防守失当，罔顾民众死活，以至于城中扰乱，几成火坑，百姓惟恐英夷之不破城也。历史的真实竟然如此惊惧和吊诡！
五、日常与非常之辨
镇江城横遭“淫掠之惨”的“乱离之状”，实属史所未有的非常之变，海龄之死则是其非常之变中的变故。无论朝廷列祀所据还是英人的现场景况所述，不过是疏离了日常生活的历史事变的“瞬间”记忆。面对晴天霹雳般的惊人的历史事变，人们惯常聚焦于个人的作用与行为，而常常忽略了对事变之所以形成的日常生活进程的深究。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的琐碎记述，恰恰深深地印刻着海龄立体的形象和社会性定评。在当时《草间日记》《京口偾城录》《壬寅见纪略》的记载中，记载了许多海龄以枪刃逐民、监禁拷掠等事迹。尽管三种文本所记详略不同，各有侧重，但在关于海龄形象和作为的记述方面却有着惊人一致性，即视民众为寇仇的海都统已经是镇城民众的集体记忆。在日常生活的琐碎、重复且长程性累积记忆中，已然呈现着这一历史事变的基本走向及其结局：瞬间发生的历史事变的偶然性，无法改变也无法掩盖既成的历史必然。
史实真相与历史真实。面对历史的真实，海龄最终悲剧性地自杀或自焚的史实真相，并不能成就其“尽节尽忠”的人生。朝廷精心查核并昭告的“该副都统为国捐躯，忠义可嘉”的恤典，断然无法获得镇江士民的认同。事实上，在镇江布防问题上，本来存在足够的时空优势。而海龄非但毫无军事布防，反而一意祸乱镇城，这也促成了镇城民众对海龄的无比愤恨。
死者的形象并非单向度地由死者一时一地之所为能够形塑。日常生活的行为举止早已内化并积淀在社会对其的认知之中，并累积性地形成群体性的社会记忆——这一基于民心所向的历史记忆，构成了历史的真实。“历史记忆”并不仅仅是对过往或逝去历史的单纯的记述、回忆，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尤其是当其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并被社会认同之时。聚焦于海龄之死的史实考订，只是瞬间历史事件一个片段史实的真相呈现，它并不能真正揭示出鲜活的历史真实。朝廷与地方官员反复措置后形成的官书文本史料，与深深根植于民众日常生活中切身感受的文本史料，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历史的真实恰恰就隐藏于这种看似矛盾、冲突的“史实真相”背后。历史的必然不会因偶然事件而发生方向性改变，虽然偶然事件造成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片段的史实真相，既无法遮蔽，更无法替代历史的真实。
文章摘自《史学集刊》2024年第4期，原文约1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