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铁，西安工程大学新媒体艺术学院；朱利民，西安市社会科学院。
【摘要】瘟疫疠病是古代中国对急性传染病的总称。终唐一代，289年间瘟疫疠病发生42次，主要为疟疾、痢疾、霍乱、麻风病等。唐代瘟疫疠病的防治有较为完善的体系，含各级医疗机构、详细的法令、防重于治的防治理念、科学的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在这个体系运行过程中，来自西域等地的胡人医药已渗入其中，并在探究瘟疫疠病病理、救治病患、预防次生灾害发生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唐代瘟疫疠病防治过程中吸纳胡人医药的做法值得后世深思。
瘟疫疠病是古代中国对急性传染病的总称。瘟疫疠病社会危害严重，历代对其防治都比较重视。本文以唐代为例，考察其发生情况及防治大要，并考察胡人胡药在其中的作用。
有唐一代，289年间发生过四十余次瘟疫，平均6年爆发瘟疫一次，遍及全国各地，主要为致死性较强的疾病，瘟疫爆发多与战争及自然灾害相关。那么，唐代社会是如何防控瘟疫疠病？
唐朝拥有世界各国无法比肩的医疗行政管理机构、医疗基础设施与中草药资源。中央与地方医疗机构构成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瘟疫防控、疠病救治体系。唐朝中央医疗机构有三部分：太常寺的太医署、殿中省的尚药局和东宫的药藏局。太医署、尚药局、药藏局为皇亲国戚、朝廷百官、京师禁军、宫人奴婢提供医疗服务，服务对象、目的单一明确。瘟疫疠病爆发时，尚药局、药藏局在太医署统一调度下，负责疾疫防控、救治病患。太医署负责研发制造各类药品，下拨医药物资“岁给药以防民疾”，道、州、府、县等地方医疗机构负责执行。道、州、府、县地方医疗机构配置有医学博士、医学助教、医学生。根据州内人口多寡，各州医务人员为12人至22人不等。唐朝的医师、药师、灸师、诅师、符师和巫师是防控瘟疫疠病的主要力量。囿于当时的科学技术，唐朝社会把瘟疫爆发、疠病蔓延归结为有鬼行疾，多以桃枝、铁镜求诸鬼神。防控瘟疫疠病、救治病患，不仅是对一个城市公共医疗卫生防疫体系韧性的检验，而且是对国家治理能力、财政积蓄和经济发展活力的科学考量。只有在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统一调度下，地方政府和医疗机构才能够迅速切断传染源，遏制瘟疫疠病流播，恢复社会正常运转。
唐朝的格、令、律、式皆为法。在《唐六典》《唐律疏议》法律条文中有大量防控瘟疫疠病、救治病患内容，它详细规定医疗机构的职权和医护人员的职责，为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提供了法律保障。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颁布《天圣令·医疾令》，与《唐六典》《唐律疏议》共同组成了比较完备的医政医疗法律法规体系。瘟疫疠病流播时，唐朝皇帝诏敕遣医送药，太医署立即组建医疗队伍奔赴疫区开展防控救治。唐律规定要及时掩埋因瘟疫疠病死亡者，防止疾疫蔓延。唐朝中央政府在防控瘟疫疠病、治疗病患的同时，相继颁布调拨粮食、蠲免赋税之法令。总之，唐朝各级政府为防控瘟疫、救治病患提供了法律依据，保障了防控瘟疫疠病物资的供给及病患者日常生活用品。
预防是救治、消除瘟疫疠病之本。唐朝各级政府将预防五疫的中草药方榜示于城市坊里、乡间村坊路旁的木板、石碑之上。提倡饮食卫生，严防病从口入。隔离病患、阻断病源是防控瘟疫疠病的有效手段。唐朝帝王敕令各地宣讲《新修本草》，推广《广济方》，鼓励民间设置疾疫防控医疗机构，对患病百姓进行隔离和集中治疗。唐朝大中城市中，佛教高僧秉承唐代君主旨意组建养病坊等机构，佛教寺院成为隔离病患的场所。
孙思邈编撰《千金食志（方）》、孟诜编撰《补养方》、李珣编撰《海药本草》、王焘编撰《外台秘要》、陈藏器《本草拾遗》和张鼎编撰《食疗本草》对于疫情防控、医治病患起到标本兼治的作用。唐朝疫情防控、医治病患的中草药物包括植物、动物、矿物。唐朝在全国各地建有中草药物养殖基地。中草药物除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供给，养病坊施舍与药店出售之外，还有各地药材市场供给，如唐朝的广州、梓州、扬州和长安等地开设的中草药物市场。每年阴历九月初，来自唐朝各地的药商云集梓州城，药材集市要持续八天八夜。唐朝医学家、药物学家是防控瘟疫疠病、医治病患的智者、仁者和行者。总之，唐朝中医学、中草药物学理论在世界中古医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唐朝官方在医疗方法上强调正统性，但是唐朝医家在救死扶伤、悬壶济世的实践活动中为中国传统中医理论守正创新、中草药物学的创造转化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唐朝防控瘟疫疠病亟待民间郎中、胡人医药等医疗资源来补充。胡人医师、胡人巫师、胡人药物在防控瘟疫疠病和救治病患过程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唐代瘟疫疠病防治中的胡药种类多样，大多来自与域外交流中。唐朝药用牛黄大多出自北天竺、吐火罗、新罗国、南诏，具有安魂、定魄、辟邪魅、卒中恶的功能。胡医用安息香、爪哇香、安南白蜡与人发防控瘟疫、疠病发生。胡药进口多是通过商贸渠道，也有异域绝地的土贡和外交使团临时进贡的，当然不排除走私的。依照唐朝的法令，在集市上要陈列出专营药物名称的标志，药材商人根据胡人药物的药用性能，依照唐朝医药政策来厘定胡人药物的市场价格。唐朝西州是陆上丝路最大的药材贸易市场。
在唐代瘟疫疠病防治中，中医与胡医互为补充。随着唐朝医学家和药物学家对胡人药物医学特性的认识，胡人奇药异方被官方药典收录或翻译，李珣《海药本草》、郑虔《胡本草》便是例证。海上丝路贸易把“海药”贩运到广州，胡人药用植物在岭南移植成功后，为唐代药物增加新品种，在某种程度和范围上弥补了中医中药的不足。天竺佛学医典被唐朝医师翻译成汉文，在防控瘟疫疠病、救治病患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唐朝瘟疫疠病发生的频次比较多，瘟疫疠病防控体系较为完整。在朝廷统一指导下，各级地方政府组织全社会的力量，坚持以预防为主、药物治疗为辅的措施，严厉防控疫情，运用的中医理论、中草药物、胡人医药及异域医学偏方，在探究瘟疫疠病病理、救治病患和预防次生灾害发生等方面成效显著。唐代瘟疫疠病防治体系对胡人医药的借鉴吸纳是开放的大唐与异域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也是当时中医药文化与胡人医药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这样的情景不仅仅体现在瘟疫疠病的防治上，应该说唐代的科学进步、社会文明、政治昌明等也是多种文化交流互鉴的结果。这对于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示范作用和重要启示。
文章摘自《唐都学刊》2024年第4期，原文约1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