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瑞，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宋代植物谱录的作者大多出身士人阶层，主要通过培植、观赏、宦游以及读书等几种方式获取植物知识。儒学“格物致知”的思潮启发了士人创作植物谱录的兴趣，他们一方面注重所记录植物知识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阐释草木之理以达到“穷理”的目的。在此过程中，花工这一群体在植物知识的更新演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他们和士人“穷理”的目标不相关，最终使得这些植物知识真正的创造者反而隐匿于文本中。借由对植物谱录作者及其知识来源的考察，可还原宋代植物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方式，进而从知识社会史的视角观照社会思潮对于植物知识书写的影响。
植物谱录，一般指以草木为核心书写对象，对其生物特征、培育方法、品类等级、风俗传闻、文学吟咏乃至图像进行记录的文本。这类文本酝酿于唐中后期到五代，进入北宋中期时逐渐流行，至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中首次出现“谱录类”的分类专名。笔者拟以宋代的植物谱录为切入点，通过对植物谱录作者身份及其知识来源的考辨，探讨植物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方式，进而从知识社会史的视角观察这一时期植物知识体系建立的过程。
曾雄生曾以苏轼为例梳理过宋代士人获取农学知识的几种主要途径，大致包含读书、宦游、躬耕和早年成长环境的影响等等，基本归纳出士人阶层获得农学知识的一般途径。对于植物知识的获取虽可参照以上几种方法，若进一步划分，则在于“一手”和“二手”的区别：前者主要指亲身培壅、观察所得；后者则是借由农书学习、传闻等方式获得。这两类方式，在植物知识的生成和传播过程中各具特点。
士大夫获取植物知识的“一手”方式，主要是亲身培植、观赏花木以及因出身和仕宦经历带来的对乡土风物的直接体验。而在撰写植物谱录这种题材的作品时，作者一般会格外强调何时、何地、因何事培育或者观赏过相关植物，注重表述人与植物之间直接的接触过程。对于没有亲见而只是存在于传闻和典籍流传中的信息，作者们往往会自觉将其与亲眼所见的信息加以区别，更有严谨者，对于未亲身求证过的知识就不纳入自己的谱录体系之内。总而言之，植物谱录作者的共同关注点是所谱之植物的真实性，需要亲身考察以验证前人说法，这一点与名物训诂的因循和博物之学的炫奇传统殊为不同。
不可否认的是，在培育和观察之外，对于其他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士人而言，获取草木动植知识的一般方式即是读书。《尔雅》《释名》等经部文献所反映植物名实考订的传统源远流长，然而进至宋代，士人对于自然的兴趣不再局限于“多识草木鸟兽之名”，获取植物知识更为便捷的方法是取诸农书、谱录、笔记诗文等更为生动、细致的记载。借助这种对于士人而言最为熟悉的方式，往往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前人的撰述加以评点和比较。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作为农书、谱录等文献的主要创作者，士人阶层关于农学和植物知识的来源一般借由两种途径。其一是通过亲身栽培和观察直接获得；其二则是通过广泛的阅读和择取传闻的方式辗转得知，而第二种方法在士人阶层中更为普遍。这种获取“二手”知识的方法虽然更为便利，但常常会带来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如文本在流传过程中的脱漏和遗失，再如不加甄别地对前人之说全盘接受，或者是有意无意地削删澄汰以使得相关解释更为“合理”。最为遗憾的是，即便作者希望能够通过阅读谱录文献获得相关知识，但往往会因为外在因素出现偏差，进入“不知其为不知”的歧途中。幸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得以窥见宋代士大夫对于自然知识的态度转变。首先，虽然士人群体整体上对于植物知识仍然较为陌生和匮乏，但他们中的一部分已不仅仅停留在文字记载的方寸之间咀嚼玩味，而是不乏投身植物观察、栽培等实践的举动，更加求真、求实。其次，在对植物知识的探究过程中，谱录作者们往往十分重视其源头，即出自哪里或谁人的培育，这些谱录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真正的植物知识生产者——花工。
花工，也被称为花师、花匠、园丁、园户等等，与大多为记录者身份的士人不同，花工实际上是真正参与植物栽培、育种等环节的技术人员，其作为一种专门化的职业和特定的从业团体被世人所认识，亦是在宋代。不仅是在新的植物品目的培育方面，花工这个群体的发展壮大，也引领了当时的社会风潮，形成了与植物相关的赏玩、消费产业。首先，北宋时无论是皇家内苑还是民间豪贵，对层出不穷的奇花异卉十分追捧，因而也对能够缔造接花奇观的花工格外器重。其次，得益于花工的效力，或者是花工群体中大园户的个体经营，在一些以花闻名的城市出现了诸多园艺景观中心。
但从现存的植物谱录等相关记载来看，关于这些花工本身的记载却极为罕见，绝大部分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这与其所占有的地位极其不相称。在经学、文学等作品的创作中，士人拥有对其作品绝对的著作权，但是植物谱录的创作则不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花工群体才是植物谱录真正的“作者”，而撰作植物谱录的士人不过是负责记录与传播的“旁观者”而已。在植物知识形成的过程中，士大夫文人阶层因为写作之便，成为知识内容输出的主体，由“旁观者”一跃而成“生产者”。而真正投身于花木培育并促成技术进步的花工，则隐匿于文本记载中，成为各种谱录中附带提及的角色，留下一个姓氏已属侥幸。
在宋代，士大夫阶层赖以生存的儒学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关于何为“知识”的理解亦随之产生变化。对于“理”的追求，使得士人更加关注蕴含了与万事万物同理的草木动植，而对于草木动植的观察，又促进了士人对于“理”的认识。为这一旨归影响而诞生的植物谱录，在收录了大量对于草木的知识之外，也同时背负着“格物”“致知”以“穷理”的使命。概而言之，使所习得的知识尽量贴合经典并始终凌驾于纯粹的经验主义之上，更符合士人对于知识标准的追求。此亦能够解释，为什么直接缔造了宋代植物栽植、嫁接等成就的花工、园户，虽然可以为植物谱录的书写提供大量素材，却不能成为植物谱录中的重要书写对象。因为对于他们的记录，与“格物穷理”的目标并无关系：这一部分人在士人或者理学家眼中，既不属于其必要积累的“知识”范畴，也不和他们共同有“穷理”的目标，充其量不过是帮助他们探求草木之理的凭借。故而园户和花工在文本中的“隐匿”，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宋代植物谱录的作者大多出身士人阶层，士人主要通过培植、观赏、宦游以及读书这几种方式获取植物知识，一方面格外注重所记录植物知识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则希望借由阐释草木之理以达到“穷理”的目的。在此过程中，花工这一群体在植物知识的更新演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其与士人“穷理”的目标不相关，最终使得这些植物知识真正的创造者反而隐匿于文本中。本文正是通过对于植物谱录作者和其植物知识来源的考察，尝试还原了宋代植物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一般方式。
文章摘自《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原文约1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