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翔，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
【摘要】《徐霞客游记》约十分之九是其生命最后阶段前往广西、贵州、云南等西南地区考察的记録，其中相当部分是有关西南治理的叙述和讨论，有重要历史价值。徐霞客对西南治理危机及应对的观察和战略思考，提供了深入认识晚明“衆建土司”战略与川黔协调问题的契机。本文由此重新讨论徐霞客西南考察和游记撰述的动力与目标问题，认爲他和多位朋友形成了比肩利玛窦、开展“出故封”、“见域外”的长程游历的文化共识。徐霞客“见域外”的方向是由西南到西域，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近在咫尺的滇缅通道，这意味着他的主要关注点在明王朝的边疆治理，其中包含了“皇图苏以宁，疆土恢怀柔”的志向。这一志趣爲其知识兴趣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
为何徐霞客留下的游记主要是其生命最后阶段有关西南游历的游记？与其开始西南之游之前即已选编的“名山游记”相比较，这些西南游记是否有重要变化？他为什么要游西南？他的西南游历究竟跟明代好游的风气并无二致，或者只是纯粹知识上的兴趣，还是另有苦心和深思之处？从《徐霞客游记》的结构特点，不难引出这些疑问。近四百年来，对于徐霞客西南游历的动力问题，存在重要分歧，但缺少系统分析。如果我们将《徐霞客游记》此一结构特点放在元明以降西南开辟和西南腹地建构的脉络中，以及放在明末清初以降地方考察的思想文化脉络中来讨论，这些问题都可以重新思考。
一、从“名山游记”到“徐霞客西游记”有重要变化
相对于“名山游记”，“徐霞客西游记”有重要变化。变化集中体现为，高度重视对西南地区的地理人文的探索，以及“西游记”注重对考察经历、交游以及社会政治状况的叙述。从思想文化史的脉络看，“徐霞客西游记”中的这些部分，已接近主要被放在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等领域讨论的那些地方考察著述。
徐霞客对西南的探索，是在元明时期西南开辟的基础之上展开的，但深刻改变了以往的西南观察和叙述的方式。在徐霞客同时代，已经初步形成一种对西南地理进行考察和描述的风气。
不仅晚明的好游风气影响到宦游群体的趣向，宦游的社会政治关心也影响了当时的好游风气。宦游者有多元的生活面向，既有政务工作，也有对游历等方面的审美趣味，这些多元层面可以相对分离。在此基础上，宦游群体有条件将政务工作中相对客观地处理事务的习惯，移用于对地方风物的观察之上，形成观察眼前风物的客观化习惯。
相对于“名山游记”主要记录地理观察心得与描述风景，“徐霞客西游记”还有大量对自己在考察过程中的经历与交游的叙述，以及大量对西南政治军事治理状况的叙述，这些在前者中很少见。
二、西南开辟的考察与叙述
徐霞客西南游记对西南开辟的记录和叙述，主要有政治军事与社会文教两大方面。今天要了解明末西南社会状况，徐霞客西南游记是当时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
从《徐霞客游记》看，中原王朝初辟的滇黔与更早开辟的湘南、广西之间的差异，突出地表现在文教状况上。
有明一代二百余年，明末滇黔的文化状况清晰地显示了，当时边疆的开辟、教化和文化融合是一个涓滴式的漫长过程。湘南、广西的社会文教生态，相比滇黔要更为丰富，但汉唐时期滇黔亦曾经历中原王朝的治理，绝非全然不知中原文化，到明末时也有一定文化积累。
徐霞客有深长的历史视野，高度重视中央王朝西南治理的历史积累及其作用。徐霞客的西南游记还留下了明末西南地区有关土司及改土归流等地方治理的重要记录，尤其是记录了粤西云南与交趾接壤地区、粤西与滇黔相邻地区、贵州与四川相邻地区等区域的治理危机。徐霞客的记录不仅是旅行家言，也有关于西南治理的战略观察和思考。
徐霞客在湘南、粤西、滇黔都看到了山区的治理危机现象，但各地的情况有所不同。总体上看，这些涉及山区民众（包括苗瑶彝等族群）的社会冲突（包括民众起义），是在从元代到清代中央王朝持续加强对西南地区直接治理的进程中出现的。徐霞客所记录的明末西南一些地方的治理乱局是元明清三代中央王朝西南治理持续推进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
综合徐霞客对于西南多地治理状况的叙述和评论，可以看出，他主张改土归流的大方向，根据各地的不同状况，有不同的对策意见。他有关明朝与交趾、缅甸等邻邦关系的讨论亦有见地。他的 这些敏锐观察，标志着明代后期考察、了解和叙述西南的努力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从徐霞客观察西南治理的政治视野和思考深度，已可见其远程考察的“深虑”，其动力绝不仅仅是对于山川地理的知识兴趣。
三、比肩利玛窦与远程考察的群体兴趣
关于徐霞客西南考察和游记写作的主要动机，从徐霞客的亲戚友朋到近现代研究者，存在深刻的分歧。其中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无所为而为”，主要出于知识上的兴趣，另一种认为其中“有深虑”。
要把握徐霞客西南考察的动力与目的有何种深虑，需要结合他与黄道周、陈继儒等一大批同时代知识分子交游的情况，尤其是他们的共识，做综合分析。
徐霞客等人曾在地理知识等方面受利玛窦等传教士影响，只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普通证据，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地方在于，徐霞客他们如何消化利玛窦带来的新知识，如何形成长程考察的新动力和新目标。
徐霞客对“出故封”、“见域外”的优先方向是有选择的。一是游历印度并非其首要目标，二是他对于西域方向游历域外的兴趣，要远胜于从缅甸方向游历域外。
四、边疆治理的深度关注与西南—西域考察意识的形成
徐霞客从西南到西域的考察路线设想，先是藏区考察和西域考察，然后才是更远的国外考察，这是一次将边疆考察与域外考察结合起来的尝试，让西南考察内在地包含了一种跨区域的视野。
对于徐霞客而言，西域应当是一个复杂的存在，既有域外的一面，也有内部的一面。他考察嘉峪关之外的狭义西域，既是对旧疆的考察，又是对域外的考察，与考察异国很不一样。徐霞客的西南—西域考察路线设想，既可以理解为“见域外”的全球性视野深刻影响乃至引导了西南考察的行程，也可以理解为西南—西域考察关心的主要是明朝的内部治理（包括边疆治理）。
徐霞客专注于从西南到西域的考察路径，基本忽略从滇缅通道考察域外的路径，与中国边疆治理的重点方向相吻合。中央王朝治理的历史积淀与文化积累，为徐霞客的路线设想提供了重要的文化信息提示。
在地理考察之外，徐霞客晚期的西南游记关于地方治理和文教状况的叙述也是深入和重要的，他对于西南治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详细叙述，并且针对不同情况有不同应对策略的思考，这些思考涉及了当时朝野有关西南治理的政策分歧和争论。
基于试图比肩利玛窦的全球性视野，徐霞客的西南考察是西南—西域考察更大计划的一部分。无论是西南考察，还是未能进行的西域考察，都呈现了徐霞客长程考察的另一动力，来自对国家治理尤其是边疆治理的高度关注。清代后期知识分子从徐松到龚自珍对西北考察的重视和推动，事实上承续了徐霞客未实现的西域考察愿望。
文章摘自《中华文史论丛》2024年第2期，原文约4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