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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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文人日记中的王船山阅读接受史

信息来源: 《历史与社会》(文摘)2024年第3期 发布日期: 2024-09-28 浏览次数:

作者赵斌,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曾国藩、王闿运、郭嵩焘等三十多位晚清文人日记都有阅读、评议王船山的相关记录,从一个侧面呈现了晚清文人的王船山阅读接受图景,折射出他们的思想变化。金陵版《船山遗书》的出版引起一轮船山作品阅读热潮。戊戌变法前后,由于船山学暗合维新革命思想,又引起新一轮的船山作品阅读热潮。在这两次的船山作品阅读热潮中,晚清文人的阅读旨趣有很大不同。从整个晚清船山阅读史、思想史来看,晚清文人从早期欣赏船山经学转向船山史学,船山作品阅读旨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原因有船山学自身的发展、时代的发展变化等。船山学在晚清的发生,与王船山作品在这一时期被大量阅读、接受密不可分。阅读史即思想接受史,晚清文人大量的阅读挖掘出了船山思想的精神养分,对船山学的发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有学者把船山学分成若干阶段,认为乾嘉时期以章学诚、周中孚为代表,道咸时期以邓显鹤、邹汉勋为代表,同治至光绪中期以曾国藩、郭嵩焘为代表,戊戌变法前后以谭嗣同、梁启超为代表,辛亥革命前后则以章炳麟、杨昌济为代表。这一看法大致是不错的。如果深入晚清阅读史、思想史,问题要复杂一些。据现有资料,曾国藩、王闿运、郭嵩焘、张文虎等三十多位文人的日记都有阅读、评议王船山作品的相关记录,多达一千多条、五万多字。把这些繁多而零星的片段记录综合起来,能够呈现出晚清文人的王船山阅读接受图景,折射出晚清文人的思想变化。

一、船山作品阅读的兴起

梁启超说:“船山在清初湮没不彰,咸同以后,因为刊行遗书,其学渐广。”此言指出了问题的关键:王船山思想的彰显与王船山作品的刊刻、发行密切相关。晚清文人阅读王船山作品主要集中于金陵版《船山遗书》出版前后的同治年间与戊戌变法前后的光绪年间,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曾国藩、曾国荃刻印金陵版《船山遗书》;二是《船山遗书》成为戊戌变法等思想革新的有力武器。可以说,这一时期王船山作品阅读热潮的推动者主要是曾国藩。

金陵版《船山遗书》出版后,曾国藩兄弟分批赠送的举措推动了王船山作品阅读热潮的形成。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张文虎等人以及周腾虎、王闿运、郭嵩焘、莫友芝等人在这一时期较多地阅读《船山遗书》。翁同龢、谭献、袁昶、姚永概等金陵周边的文人阅读王船山作品都集中于《船山遗书》出版后。到了戊戌变法前后,由于船山学暗合了维新革命思想,又引起了新一轮的船山作品阅读热潮。当然,这一轮新的阅读热潮还是以江南为中心,与曾国藩的影响不无关系。另外,在戊戌变法前后,张謇、朱峙三、林传甲、江瀚、缪荃孙、皮锡瑞等一批比较开明的文人也集中阅读了船山的作品。这种现象表明,追求时代革新的思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规模。

二、船山作品阅读旨趣的演变

晚清文人在两次船山作品阅读热潮中的阅读动机和兴趣存在显著差异。晚清文人早期对船山经学比较重视,如曾国藩把王船山经学与《中庸》《礼记》等比较阅读,对王船山经学非常推崇,对《读通鉴论》等船山史学则很少评价。郭嵩焘把船山学作为修身养心的警句摘抄、铭记,对船山经学思想深有体悟。然而,随着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清末知识分子越来越感到迷茫,从历史中寻找出路越来越成为时人关心的时代命题,而《读通鉴论》等船山史学著作就成了指路明灯。到了光绪年间,船山史学成为显学,文人中几乎没有不读《读通鉴论》《宋论》等船山著作的。到了戊戌变法前后,不仅《读通鉴论》《宋论》等著作得到广泛阅读,而且《黄书》等在船山史学中具有一定革命性的作品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就整个晚清船山阅读史、思想史来看,从早期欣赏船山经学转向船山史学,晚清文人阅读船山作品的旨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原因有船山学自身的发展,而时代的发展变化则是其根本原因。在戊戌变法失败的背景下,王船山《读通鉴论》《黄书》《噩梦》等史学作品为时人提供了有力的精神和理论支持,特别如梁启超、谭嗣同、杨度、杨笃生、章士钊等有志于“续衡阳王子之绪脉”的进步知识分子,正是以王船山的民族爱国主义情怀为精神向导。船山学说作为晚清革命派学者的民族主义学说的重要思想资源,成为当时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精神动力和有力武器。

三、船山作品阅读与船山学的发生

船山学的形成发展,与船山作品被大量阅读以及船山思想的推广深化密切相关。王船山作品的出版是其学术思想能够发扬光大的重要前提条件。研究者指出:“船山著作经邓显鹤、曾国藩等人的刊刻在学术界开始受到关注和传播,而对其思想的阐发和研究至此则逐渐由点及面、由浅入深、由低潮渐至高潮。”这一看法无疑把问题引向了更为细密的分析层面。阅读史是思想接受史,大量的阅读挖掘了船山思想的精神养分,对船山学的发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晚清王船山思想的发扬光大有其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晚清文人对王船山的评价越来越高,船山思想的影响不断增强。

早期,晚清文人对船山思想的评价高低不一。如赵烈文评价船山“其说虽可附丽,而终不免武断”,认为船山思想有些偏执。而如郭嵩焘、姚永概、翁同龢等则评价较高。伴随着船山学日渐成为“显学”,船山作品也越来越经典化了。阅读船山作品成为彼时学人的风尚,甚至,船山作品成了礼尚往来的礼物。戊戌变法前后,船山所获评价越来越高。如在张謇日记中,王船山成了学堂课题和复试国文题目。

船山思想为什么会得到越来越高的评价?林传甲在日记写道:“顾亭林、黄梨洲所以名重于世者,不事二姓也。”孙宝瑄说得更具体:“船山重在夷夏之失防。”“船山曰:穷则变,未有既变可使复穷者。然哉!”可见,正是王船山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独立的人格精神,以及与晚清革命思想相契合的民族主义思想,构成了推动晚清民族前进的重要精神力量。因而,“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可以说是当时代的觉醒者,是十七世纪中国的‘巨人’”,从晚清文人的阅读日记来看,这一结论无疑是正确的。


文章摘自《船山学刊》2024年第4期,原文约11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