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潇，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摘要】1918年，北京政府海军部与日本三井洋行订约，允许其在双桥建造无线电台，此后双方多次讨论电台的技术变更问题，海军部担心受到讹诈而始终提防。当时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美国和日本关于无线电合同的外交争端，严重阻碍了双桥无线电台的工期和北京政府的接收工作。双桥无线电台的技术水平和通信能力亦受到各方质疑，这也成为交通部推进由美商另建电台的理由。北京政府并不掌握技术和外交的主导权，被迫成为美、日技术政治的受动者，这就导致它推行技术政治的尝试缺乏稳定性和计划性，并未通过无线电台工程实现现代化和通信国际化等政治目标。
技术政治（Ｔｅｃｈｎ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是近年来国外技术史学界讨论的一个重要论题，它一般指设计或使用技术来构成、体现或制定政治目标的战略实践。从地域上看，对这一概念的研究主要以西方和殖民地为对象。实际上，在近代中国，无论从现代化还是全球化的视角，技术和政治的交互都密不可分。无线电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因其牵涉军事、交通、经济、国防安全等诸多方面，对近代中国有重大影响，因而是展开技术政治讨论的绝佳对象。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海军部计划建设双桥无线电台，并于1918年3月和日本三井洋行订立合同。电台自1920年4月筹划兴工，1925年8月竣工，其施工内容包括基础工程、房屋工程、建塔工程和装机工程。双桥无线电台工程承载了北京政府利用先进技术实现现代化和通信国际化的政治愿景。但民国北京政府因技术落后、受到国内政治和帝国主义权力博弈的影响而力不从心，体现出特殊的技术政治面貌。
一、建造情形与中日关于技术变更的讨论
1922—1925年是中国技术政治进程的一个转折，新的政治和通信体系由此诞生，这通过官方对无线电技术的重视和主导得以体现。无线电通信具有参与国际竞争、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政治战略意义，这也是北京政府开展技术政治的核心内涵。日本三井洋行向中国提供技术和基础设施本质上是技术转移的体现，这背后有在电台建成后垄断中国对外通信权的政治目的。
中方在与三井洋行商讨技术细节的过程中，显露了其在相关知识和工程建造上存在技术短板。在合同签订后，三井洋行开始筹措电台建设事宜，并就相关细节与海军部商议。海军部军务司经仔细考虑，只接受改用双工通信法，不接受对发送方式和空中线进行变更。1920年4月电台正式动工后，双方针对电台送信用铁塔设计图产生争执。1921年12月，双方围绕电台装置机械的变更又生分歧。在关于技术性问题的讨论之外，中日也需要解决建筑工程的其他相关事项，如购买建设用地、机械材料的进口与免税、社会安全保障等，这些都成为影响工期进展的因素。开工之后，三井洋行一直在与海军部沟通电台材料进口的手续问题。
技术会被使用者及其所属的社会环境所塑造和影响。当时国内政治动乱、行政手续复杂且效率低下，甚至各部门之间互不配合、人为设置障碍。以上种种环节都对工期进展产生影响。显然，军阀间的势力博弈和行政运行的失序是北京政府推行技术政治的阻碍。
二、开展电台勘验
按照工期，双桥电台工程限于1923年7月31日之前竣工。由于机械设备仍需要改良和调试，尚未达到正式通信的程度，海军部未予承认完全竣工。在改良的同时，海军部开始筹备试验规则，并决定在电台确实能与欧美通信时，再派员前往作正式勘验，以备接收。然而，无论是技术水准还是行政程序，电台接收的过程都十分曲折。
由于三井洋行进行的两次试验结果不佳，海军部不认可竣工的说法。是时，北京政府有意承认中美无线电合同，并希望把即将竣工的双桥电台收回自办。为了抢占在华无线电事业之先机，日本对中美无线电合同向来持抵制的态度。在外交问题的激化下，三井洋行对正式勘验较为冷淡。直到1925年2月，三井洋行才同意勘验，8月，勘验才获成功。
海军部在电台建造和勘验环节对技术水准的要求和重视，根本上是为了实现建台通信的目的，但三井洋行把双桥电台当作技术试验场的事实，动摇了北京政府开展技术政治实践的根基。双桥电台存在诸多建造问题和缺陷，在建设过程中甚至竣工后一直受到批评。20年代前半期，由于真空管式无线电机在欧美逐渐推广，高周波式的双桥电台在竣工时已沦为旧式。
三、北京政府谋划另建电台和应对无线电合同交涉
双桥无线电台的承办者虽然是三井洋行，而其背后依靠的是日本递信省，因此北京政府对其有所提防。交通部与美国合众电信公司在1921年1月签订无线电合同，准许该公司在上海建设大无线电台，并在北京、广州、哈尔滨、上海建设分台。是时，无线电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竞争的重要领域。美、日都将电台工程作为政治工具，设计各自的技术政治策略，且美、日和中国通过一系列交涉和谈判重新配置了相互间的政治关系和权力动态。
电台之好坏优劣影响着中、美、日三方对政治对策的选择和外交交涉的走向。日本即便持续拖延勘验，由于双桥电台备受指摘，在强调三十年垄断权时缺少底气；美国为支持自建电台而始终批评双桥的技术问题以说服中国，后续还提出短波技术方案；中国在电台建造和勘验时期为实现建台目标付出相当的技术心血，也有借技术因素向日本施压、推进另建美台的举动。以上皆可体现因技术具有不可预测的一面而时常超出政治行为体的预料。正是三方的共同参与和相互作用建构了中国本土特殊的技术政治面貌。
总之，民国北京政府在电台建造中的表现说明它开始注重通过技术基础设施来追求现代化的目标，但缺乏自觉实施技术政治的意识，最终双桥电台的成品不尽如人意。双桥电台的案例是近代中国技术政治出现、发展的典型。在近代中国融入世界的背景下，北京政府以双桥电台为对象来施行技术政治的尝试，遇到来自美、日以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为目标的技术政治的巨大阻力，使这一国内技术政治问题延伸至外交领域，技术政治的过程复杂化。无奈，北京政府并不掌握技术和外交的主导权，被迫成为美、日技术政治的受动者，这就导致北京政府推行技术政治的尝试缺乏稳定性和计划性，“技术”时常让位于“政治”利益。这扰乱了北京政府利用无线电技术及基础工程来实现现代化、维护国家主权、保障信息安全、实现国际通信以提升国家认同的政治目标和愿景。这一目标在政府对双桥电台失去信心而决定收回自办、商议另建电台的过程中逐渐明晰。碍于内外部的政治环境、技术力量不足等因素，北京政府缺乏自办电台的能力，最终未能实现。
文章摘自《史学月刊》2024年第10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