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刚，吉林大学“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古籍研究所。
【摘要】简牍是政府行政书写的基本载体。秦汉时期官府有稳定的简牍供应途径。秦代由司空管理的刑徒直接制作简牍，西汉时期市买成品与自行加工相结合，东汉时期以财用钱专门购买，到了孙吴时期财用钱只是税收名目之一。这个演变过程与简牍制作趋于专门化以及国家对社会资源赋敛形式的变化有关。西北边地不同层级军政机构分配简牍的种类、材质、数量皆有不同的标准。有特殊需求则需要特别申请。民政系统简牍分配机制更复杂。简牍供给表现出国家对地方官府控制加强的一面，分配规则显示出集权体制的森严层级。简牍的特点，客观条件的变化，限制了集权目的之实现。书写载体等行政技术条件变迁是考察制度演变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
一、秦汉地方官府简牍供给：从统一到多途
简牍是政府行政书写的基本载体，是各机构信息传达的主要凭借之一，可靠的简牍来源可以保障政府日常行政运转。因此秦汉魏晋时期，官府都有稳定的简牍供应途径，但在不同时期也表现出一些差异。秦代简牍是由司空管理的刑徒直接制作、供应，为刑徒劳作内容之一。秦代刑徒为无刑期或不定期刑，官府掌握了大量永久性的劳动力资源，使专门化的生产成为可能。汉代刑徒变成了有期刑，国家控制的公共劳动力来源主要是服役的农民。如果从简牍制作者的角度看，官府已经无法掌握永久的熟练的简牍生产制造者。因而由县级官府自行生产的模式就行不通了。但作为基本行政物质基础的简牍又不可或缺，因此办公物品主要来源变成国家统一供给，而不需县级官府自行使用刑徒解决。还有一种情况，比如汉代西北边塞地区存在以财用钱市买和由省卒制作两种途径。与秦掌握一批专门的简牍生产者制作简牍不同，西汉时期通过专门的财用钱购买简牍原材料或成品简牍，作为地方官府日常使用简牍的来源。但无论是何种情况，官府同样规定了制作简牍的统一规格。到孙吴早期的吴简，也有着采购办公用品的财用钱记载。但这种财用钱只有购买办公用品的空名，实质上已成为敛取税款的一种名目。
从秦代由官府利用刑徒自行制作，到西汉市买与自行加工相结合，再到东汉以财用钱专门购买，最后到孙吴时期财用钱只是税收名目之一。这个演变过程受两种因素推动：其一，简牍形制演变得越来越精致，制作趋于专门化。其二，国家对社会资源赋敛形式的变化。秦汉在刑徒规定上存在差异，外化在简牍制作和供给上。孙吴早期的财用钱一方面是因为割据征战条件下特殊的赋税征收，另一方面也可以看成是财用钱固化后的出路，也是汉代财用钱专门化的归宿。
二、秦汉官府简牍的分配：恒常与变通
作为书写材料，简牍的制作、运输比起纸张更为不易。因此需要将这些材料合理地配给到使用部门，提高书写材料的使用效率。从军政系统出土的简牍发现，在简牍分配上，候官是简牍采买、制作的基地。这些简牍需要分配至所辖各个机构。其一，烽燧是边地最基层的军政单位，这些分配到烽燧的简牍也是官方必备的行政物品，需要清点核对。其二，候官也要向上级都尉府输送简牍，其三，除了满足上下级的书写简牍供应外，候官也有自己的需求。其四，除了按照月度供给各部门、机构外，还有一些特殊的供给。以上均为边塞军政系统简牍供给情况，根据机构职能分给数量不等、形制与材质不同的简牍。不过，汉代西北边地除了军政系统机构外，还有邮置等民政机构，简牍供给更复杂。在简牍使用上，日常基本书写载体还是统一规制，这与里耶秦简呈现出同样的规律。
与秦汉时期情况相比，吴简表现出了很大不同。结合出土的赋税类竹简看，吴简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可能与简册制作来自不同的地点有关。通过长短形状比较，可以判断吴简至少在县廷一级无统一规制，主要书写简牍已毋需由县级官府统一分配。这与孙吴财用钱已经变成一种税制，未必与采买办公用品相关；也与孙吴早期财政紧张，以及长沙地区盛产竹子且容易获取有关。从以上按时间线索梳理出的过程可以看出，秦汉时期简牍中基本简牍形式、规格相同，并且参照西北简中记录的官府实行书写用品配给制，内地官府主要书写材料同样来源于统一供应，这是恒定不变的要求，直到魏晋时期才有所松动。但形制特殊、使用量相对较少的简牍，在不同时期表现出多变的样态。这些体现了秦汉时期简牍分配的务实选择。
三、简牍供给、分配与中央集权：现实与理想
简牍的供给表现出国家对地方官府控制加强的一面。其一，集中生产或买卖简牍，可视为国家财政收支的组成部分，在制度上掌握了地方官府基本行政工作的物质基础。其二，对简牍形制作了统一规定。国家对书写载体作出统一要求，一方面，为书写、传送、阅读提供了便利，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另一方面，也是集权在行政实践中的变相物化表现。对主要书写材料建立规制，或可视为书同文、车同轨一样的集权措施。
客观条件变化也会弱化中央以供给书写载体控制地方官府的目标。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是官府简牍供给方式的改变。由秦代役使刑徒制作到汉末三国，日常简札已能够由乡里自行解决。二是东汉时期作为新书写载体的纸张开始出现在日常书写中。尽管此时简牍依然是主要公文书写材料，但纸张已有成为办公用品的迹象，这也降低了简牍在官府行政中的重要性。简牍作为记录信息载体存在的局限，在技术等客观层面限制了集权目标在行政实践中的实现。纸张时代的基础帐簿编制权力上移到更高一层机构后，一手信息也少了一层过滤，上级机构有机会接触更为准确、可靠的信息，从技术角度为中央集权增加了更大的可能。
掌控信息也是集权的基础之一。在纸张进入公文书写领域之前，国家的简牍制作、供给与分配的制度规定和实践是强化集权的手段之一。因此，我们在观察制度演变时，除了制度本身的演进逻辑外，行政技术手段变迁也是需要注意的方面。特别是在中国古代集权体制建立之初的简牍时代，技术与体制的相互作用，是我们讨论秦汉国家统治方式时，在宏大制度之外不能忽视的影响因素。
文章摘自《甘肃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原文约1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