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二宁，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由蒙古族群建立的元王朝实现了南北大一统，元大都首次成为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中心。对于元代南方文人而言，要接受大都作为都城，需要克服南北隔绝三百多年的文化隔膜与宋代强化的华夷之辨，其难度可想而知。随着元王朝对待南方的政策调整以及大都的不断营建，元代南方文人北游者日增，对大都的认识也日益真切、丰富，随之而来的是心态的变化与调整，出现了大都书写的热潮。南方文人通过序列化嵌入、神圣化修辞、繁华化呈现等叙述策略，从山川疆域之广大、都城建制之宏伟、文治武功之隆盛等层面，持续建构了“天下大都”的都城观念，进而也完成了对元政权的都城认同与政治认同。元代南方文人都城观念的建立，在北京都城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和定型意义，为明清时期及以后北京作为都城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础。
由蒙古族群建立的元王朝实现了南北大一统，元大都首次成为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中心。对于元代南方文人而言，要接受大都作为都城，需要克服南北隔绝三百多年的文化隔膜与宋代强化的华夷之辨。随着元王朝对待南方的政策调整以及大都的不断营建，元代南方文人北游者日增，对大都的认识也日益真切、丰富，随之而来的是心态的变化与调整，出现了大都书写的热潮。元代南方文人都城观念的建立，在北京都城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和定型意义，为明清时期及以后北京作为都城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础。
一、序列化嵌入：大都书写与都城传统的衔接
所谓序列化嵌入，是指元代南方文人在大都书写中，有意将元朝放在周秦汉唐的王朝序列，认定并凸显元大都作为大一统象征的都城地位与都城形象，从而解决了元大都作为都城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的问题。作为一个崭新的北方都城，元代南方文人对它的接受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书写策略也逐步演化。
（一）从多元指称到渐趋统一的命名方式。都城命名是都城观念的直接体现。南方文人对大都主要有四种命名方式。一是面向过去的历史性命名；二是中性客观的普遍性命名；三是面向当下的独特性命名；四是带有修饰性的神圣化命名。元代南方文人在不同名称之间的选择与运用，蕴含着对大都作为都城的情感、认知与认同。
（二）从边缘到中心的空间转移。中国古代都城向来有“居中”的传统，认为都城应位于“天下之中”，天子居中而治四方。随着大都成为南北一统的元王朝的都城，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随即影响到南方文人对大都文化中心地位的认识与塑造。在南方文人的都城观念建构中，元大都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空间转移。元大都从一个处于传统文化意识边缘的“地方”“边陲”变成当时人观念中的政治文化“中心”。
可以说，元代南方文人序列化嵌入的叙述策略，是首次将大都纳入中国古代都城谱系之后的书写，对于大都都城形象的塑造具有开拓之功和定型意义，是北京首都书写的源头。
二、神圣化修辞：大都书写与都城形象的匹配
在中国古代都城的文学书写中，往往带有鲜明的神圣化倾向，通过神圣化的修辞，赋予都城独特的神圣文化内涵。这在元代南方文人的大都书写中同样存在。
（一）自然地理的神圣色彩。在新的大一统时代，大都作为都城，逐渐褪去了荒凉萧瑟的“边塞”气息，并被赋予了与都城地位相匹配的神圣色彩。元代南方文人在大都书写中运用“神京”“金阙”等词语描写大都，极力烘托渲染大都的神圣色彩。在诗人笔下，大都从“形胜地”升格为“帝王居”，相应的描述词语也改为“金阕”“玉除”。南方文人通过神圣化修辞，在今昔对比的框架中，不断强化大都作为都城的意义。
（二）朝堂礼仪的神圣意味。首次作为大一统王朝政治中心的大都，被赋予以往只有中原都城能够获得的神圣修辞。元代南方文人通过神圣而华丽的辞藻赋予朝堂礼仪神圣意味，对大都作为都城的形象加以烘托、渲染与确认。”在赋予朝堂活动仪式感、神圣性的同时，南方文人有关大都的诗文也同样赋予了蒙元统治者以神圣性。
（三）大都情结的生成抒发。游京师是中国古代文人的重要传统之一。作为元王朝的首都，大都也吸引着包括南方士人在内的四方士人前往。和其他朝代相比，“（元代）不仅游京师的人数多、持续时间长，从游京师儒士的身份来看，大部分属于江南儒士”。
三、繁华化呈现：大都书写与都城繁华的展现
元大都是一座平地而起的新城，也是一个在短时间内迅速赢得世界声誉的都城。来自江南、西域以及高丽、安南甚至欧洲的文人、官员、使节、商人、传教士纷纷来到大都。对于大都繁华景象的描写，则凸显了都城的人气与活力，显示出其世俗的一面。
（一）都城繁华的渐次展开。1260年，为了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忽必烈率先登基称蒙古大汗，着手修复燕京旧城。1264年，忽必烈下令修复琼华岛（今北海），重建广寒殿。1267年，在金中都东北方向选新址、建新城。1272年，命名新城为大都。随着元朝尊儒重学、优待士人政策的实施，南方文人也逐渐走出了易代之际的阴影，并且从内心开始接纳大都作为都城的事实。伴随着城市的建设与南人心态的转变，南方文人笔下的大都形象逐渐呈现出令人骇目惊心的富贵繁华。
（二）华夷景观的有意取舍。元大都处于农牧交界地带，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双向融汇之地。在元代南方文人笔下，对游牧民族文化景观“本俗之礼”的书写有一个从显到隐的过程。随着科举制度的恢复和进讲制度的建立，科举、进讲等带有明显儒家文化意味的景观成为诗人笔下的主要表现对象。
（三）大都风俗的全景呈现。随着南方文人在大都生活时间的增长，对大都的了解与认识更为丰富，岁时节令、民情风俗的记录与展现也逐渐增多。这些关于除夕、元日、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的诗歌，赋予了大都中原节庆文化的内涵，在展现大都民俗的同时，也展露了南方文人在大都的心态与情感。
随着元廷崇儒重学政策的实施，南方文人逐渐走出了易代之际的遗民心理，越来越多地北游大都。随着大都城市建设的日益完善，南方文人对大都书写的呈现面和深入度均不断拓展，大都也逐渐摆脱了元初草创都城的形象，逐渐显示出其富贵繁华之相，显示出更多元、更丰富的生活场景和文化内涵。元代南方文人的大都书写，强化了“天下大都”的都城观念，展现了以大都作为京师的政治认同得以建立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明清时期将北京作为首都的文化心理基础。
文章摘自《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原文约1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