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语境下的“赤”与“红”及近代以来的新用法
汉代以来，中国官民均有尚赤、尚红习俗，遂使“赤”与“红”的词义基本倾向于积极和褒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及随后成立的共产国际，继承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红色”的政治寓意，结合本国传统加以改造，进一步向世界各地传播。受中外色彩文化差异与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冲突的影响，“红色”在民国时期的词义倾向渐趋复杂。辛亥革命时期“红色”出现类似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政治象征意义。
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见诸报端，“赤旗”旋即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象征。同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俄的负面宣传影响到国内舆论，“赤色恐怖”“赤色帝国主义”等复合词增添了“赤”的消极语义。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打出“红旗”，组建“红军”，建立“红色政权”；国民党则将中共及其军队诬称为“赤匪”。国共双方的话语体系虽呈现出对“红色”截然相反的政治态度，但均对“赤”与“红”的政治意义和用法加以区别。
二、“赤旗”与“赤化”：“红色”政治含义的传播与转向
十月革命期间，国内报刊仍未给予“红旗”充分重视，直到“一战”结束，欧美各国社会主义运动迭起之时，才通过国外媒体译介“红旗”的象征意义和政治作用。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时常使用“赤旗”意象，并借鉴“赤革命”等外来新词，拓展深化“赤色”的内涵，赋予其进步的词义倾向，在五四时期的青年人中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由“赤色化”演化而来的“赤化”一词，最初只是相对中立地描述苏俄及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社会运动的趋势，因共产党的激进主张而被指责为“过激化”，经日本媒体“中国赤化论”的刻意渲染，引发国内社会对“赤化”的忧虑，“赤色”渐染消极色彩。国民革命时期关于“赤化”与“反赤”的争论一方面丰富了“赤”的含义，另一方面也模糊了“赤”的边界，使其成为污蔑政敌的工具。在上述过程中，“红色”的政治含义进一步向大众传播。
三、“红旗”与“红军”：“红”对“赤”的替换与延展
国共第一次合作关系破裂后，国民党刻意将象征其政权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之“红”与象征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赤旗之“赤”相区别，虽然口语中“红”与“赤”可以通用，但在宣传动员时国民党高层放弃民间使用更广泛的“红”字，而以“赤匪”称呼中共及其军队，并不断强化“赤”的负面形象和消极语义。中共以“红旗”取代“赤旗”是在秋收起义部队自觉打出红色军旗和广州示威工人自发喊出“举起红旗”的口号之时，民众因此将中共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称为“红军”，而后得到中共中央认可正式命名。“红军”之“红”既有对苏俄“赤军”之“赤”的继承，也有与“赤卫军”“赤卫队”之“赤”的区别。在吸收融合外来政治文化与本国革命文化的过程中，“红”不再是最初有别于共产主义之“赤”的浅红色，反而成为比“赤”政治觉悟更高的象征。
四、从“赤”到“红”词义演变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红色”词义演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近代西方特别是苏俄十月革命后“红色”的政治象征意义与中国传统语境下“赤”的抽象意义相结合，形成“象征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党”的新内涵，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红”还发展出“政治觉悟高”的引申义；二是在“红色”政治含义的传播过程中，“赤”的词义倾向发生改变，官方舆论不断将其污名化，在中共的话语中“赤”也逐渐边缘化，最终被“红”取代。
在早期中文语境中，“赤”与“红”表示红色时同义，但“赤”具有更丰富的抽象意义，“红”则多用于口语和通俗文本。对从事理论研究和翻译写作的知识分子来说，表示“红色”政治象征意义时“赤”无疑是首选。十月革命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俄社会主义政权的敌视及国共第一次合作关系破裂后双方在军事、政权等方面的全面对峙，是“赤”的词义倾向发生改变的直接原因，也间接促使中共增加“红”的使用并最终取代“赤”的主导地位。另外，从“赤俄”到“赤色帝国主义”，苏俄国家形象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变化也是“赤”的词义转向负面的影响因素之一。
从“赤”到“红”的过程也反映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心路历程。最初因片面强调“赤”的纯度而忽视同其他革命力量的联系，自身发展速度和规模十分有限；后来因过于泛化“赤”的对象而导致敌友不分，使革命受挫，自己也险些陷入绝境。复杂的革命环境使中国共产党无法直接接过俄国十月革命的“赤旗”，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脱下带着血迹的长衫，换上工农群众的布衣，举起自己的“红旗”，以简陋的武器组织工农红军，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红色政权，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使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文章摘自《党史研究与教学》2024年第4期，原文约2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