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文元，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
【摘要】明朝广置卫所，既建立起对贵州的军事控制，又构建了民族交融的历史基础。明初，近百万卫所移民进入贵州，随后不断趋向“民化”，亦军亦民。有明一代，卫所移民与土著居民的族际互动表现为多重层次的交流空间、多样类型的身份转换、多种维度的文化交融的特点，区域社会的族际交往形态由明初的“军民分治”到明末的“军民融合”。
一、移民来源及数量
明代在贵州境内最多时曾设26卫（崇祯以前），移民主体是汉族，兼及其他民族。贵州卫所移民来源，有来自中原腹地的，来自湖广、南直隶的亦有不少。还有来自北方的“达达人”“回回人（或曰西番人）”“女真人”。不论是卫官的“袭职”群体，抑或是广大旗军的“充役”群体，明代贵州卫所移民多是来自内地及北方边疆、沿海各省。当然，卫所职官与大量军士的籍贯不能直接对应。结合卫所制度属性，贵州卫所移民主体大抵“皆迁诸内地”的汉族无疑。
明代迁入贵州的卫所移民数量有多少呢？按嘉靖《贵州通志》记载，洪武年间贵州原额旗军人数共计159928名，但这只是正军人数。统计所有因卫所制度产生的卫所移民，正军、军余、余丁及军眷保守以6口人计，大致可以推测出明初至少迁入90万人，后续生息繁衍以及亲友相倚、商贾而徙，移民人口则会更多。明代贵州民族构成已由“夷多汉少”转变为“夷汉相间”，卫所移民与各民族组建成了新的民族大家庭，改变了明代贵州的民族分布格局与民族交往形态。
二、族际互动的方式与形式
有明一代，卫所移民如点、线般自明初至清初在贵州各个区域辐射穿插，改变了贵州地域社会的族际形态与群体结构。
（一）军民聚集。卫所建立后，驻守各地的卫、所随即开展了大规模的建城高潮。明代是贵州大规模开发的重要时期，亦是修筑城池的高峰期。宣德年间，所设卫所皆筑城治之，这些卫所城池基本沿湘黔滇一线散布，聚集了大量的民众，构建了族际交流与互动的区域空间。明中期起，由“卫治”转变为“府治”。卫所的“民化”与府县设立，形成了卫所移民与土著居民长期同居共处的局面。
（二）军民杂处。以卫所驻地之城镇区域来看是“军民聚集”，但从广袤的“四面皆夷”之区审视则是“军民杂处”。卫所移民与周边民族朝夕相处，交流互动是不可避免的。卫所移民的加入，形成“土司与卫所相搀，军伍并苗僚杂处”的互嵌格局。卫所移民与周边民族呈“对立”之势。随着军政管理日趋规范，卫所移民的不断融入，与周边各族渐成一体，共保家园。
（三）军入民地。自明中期起，卫所军士不堪军役之苦，纷纷逃逸。官方虽明令禁止，但“军入民地”仍时有发生。另外，土司与卫所对抗中常常掠夺人口，扩为部众。“军入民地”容易滋生事端。一方面，是卫官与土司互为勾结。另一方面，军士逃亡“夷区”纷纷成为佃户。“军入民地”到明代后期已是普遍现象，官方并不能禁绝。明末，招募土著居民更是补充地方防卫力量的重要来源。
（四）军代民差。明廷在贵州广设卫所，一个重要原因即是经营西南，确保西南线路通畅。“一线路”的开通，间接搭建了民族交流与互动的贸易线路，拓展了文化空间。为保障“一线路”运行，明廷又征调军余代役，谓之“军代民差”，是明廷以籍定役制度设计背景下的特殊承役形式。缓至明末，明廷只能以“民当”改为“官募”，由朝廷筹集资金招募专职驿夫，不再由军丁承担。
（五）军屯民佃。军士怠耕逃亡，官府除用征调当地民众补充军伍之外，并将已荒芜的屯田招民耕垦，间接促使了卫所移民与土著居民的经济交流，军屯主导的经济结构发生改变。明中期起，实行“军屯民佃”是切合实际的解决方式。长久的共居环境，卫所移民与土著居民彼此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形同一体。行至明末，卫所移民与土著居民衍出互为依赖的经济关系。
三、族际互动的特点及影响
明代，近百万卫所移民迁入贵州，扮演着文化传播者和文化吸纳者的角色，卫所移民与各民族由明初的对立至明末走向融合。
（一）交流空间层次。因贵州的地理环境与地形特点使然，又出于军防扼守之道，卫所一般会选择谷口、山坳、平坝、坡顶、台地等处驻防、屯垦，形成“军民杂处”的局面。除了军事镇戍，屯田是卫所的又一项重要职能。明代设置卫所制度，这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徙，随之而来的是卫所军士与原籍地域关系的疏离（“解域化”），又与卫所驻地发生日益紧密的关系（“再域化”），推动了空间互动与整合，调整了中国南方地区人口（汉族）的空间结构，扩大了汉族在贵州的空间分布，形成新的社会关系／民族关系。
（二）身份转换类型。明初大量汉族移民进入贵州，引发了汉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更深层次交融互动。在卫所移民居住较为集中的区域，汉文化较为浓厚，构成强势地位和向心力，辐射较强，因此能保留自身“汉人”身份的同时融合周边各族，也有一些卫所移民在面对“四面皆夷”的情形依然能长期坚守“汉人”身份。
（三）文化交融维度。卫城、所城“军民聚集”，万里迁入，他们的语言、习俗、饮食、节日、信仰亦被带入驻地并传承下来。在保持自身文化特点的同时，汉文化亦对周边各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卫所移民“亦军亦民”的特点，促使汉族与各民族经由农业生产、集市贸易、儒学熏陶、军事活动、互为姻亲、饮食节庆等层面展开了多重层次、多样类型和多重维度的互动与交融，文化呈现出“互相类似”又“难以区分”的奇特现象。
作者单位：文章摘自《西部史学》2024年第1期，原文约1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