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海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
【摘要】《春秋》记载了大量的灾异现象，《公羊传》明确区分了“灾”与“异”，并作了或简或详的注解。西汉公羊家推说阴阳五行，大谈天人感应，对公羊灾异说进行了改造与发展。董仲舒与公孙弘分别论述了负面的灾异谴告说与正面的太平祥瑞说，逐渐扩大了公羊灾异说的影响。自汉宣帝开始，灾异祥瑞之说盛行于朝堂，并在哀平之世流变为谶纬之学的主要内容。
一、公羊灾异说的特例与特点
刘向不仅强调灾异是天意的体现，可以反映人事的得失。赵翼也认为孔子记载灾异的原因之一是灾异关涉人事。《公羊传》对《春秋》记载的灾异现象做了明确的区分和相应的注解，但仅有少数“特例”将灾异与天意、人事联系在一起。皮锡瑞也批评过用灾异比附人事的做法。夷伯是地位低微的“季氏之孚”，《春秋》却称其为“夷伯”，通过凸显夷伯来申明上天的警戒之意。《春秋》记载了36次日食，《公羊传》对庄公二十五年的日食的解释更加耐人寻味，而且该年接连出现日食和大水两次灾异，《公羊传》都作出了“鼓，用牲于社”的解释。《公羊传》对此次日食的解释还提及“以朱丝营社”，这么做目的是胁阴以助阳，另有说法是为了遮护“社”，避免其被人触犯。
综上所述，《公羊传》侧重于解释《春秋》记载灾异的原因及隐含的深意，表现出两个比较鲜明的特点：一是天意、人事与灾异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但这种联系并不紧密；二是初见阴阳灾异和天人感应的端倪，但不成体系。
二、董仲舒对公羊灾异说的改造
《公羊传》对灾异的解释虽隐含深意，但稍显简略，董仲舒对其作了多方面的改造，大致形成了体系化与范式化的灾异谴告说。先看董仲舒对“冬，蝝生”的解释。与《公羊传》的注解相比，董仲舒的解释更加详细与明确，且将矛头直指初税亩，对“震夷伯之庙”的解释，明确区分了天与人，直接否定了“夷伯之庙”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综上，董仲舒的灾异思想表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大谈天人感应，强化天意、灾异、人事之间的联系，将灾异解释为天意的具象化和人事的风向标。二是大量运用阴阳思想来解释灾异，从而扩大了解释空间，丰富了诠释路径，加强了理论的合理性与说服力。
总之，董仲舒对祥瑞灾异的论说主要是为宣扬儒家的德教而服务，表现出工具性、现实性与实用性的特点。不同于以往视灾异为凶兆的态度，董仲舒认为灾异对人事政治具有积极的预示与警戒的作用。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灾异与祥瑞的区别，削弱了灾异的不祥感，减轻了人们对灾异的排斥和恐惧。
三、公孙弘对太平祥瑞说的发挥
董仲舒未因“天人三策”而受到重用，仅是出任江都相，公孙弘对策却更得汉武帝的青睐，其仕途也因此更加平顺。涉及天人关系与灾异祥瑞，二人对策的基本思想颇为相似，都涉及感应思想，也都为儒家伸张。相较而言，董仲舒对策的内容更丰富，思想也更宏博，但汉武帝却敬董仲舒而远之，用公孙弘而重之。二者对策的区别或可推出部分原因。
首先，汉武帝的策问都涉及天人关系，董仲舒的对策兼谈天道与王道，过于高玄深奥。公孙弘的对策重点是“人道之治”，比较贴近现实。其次，公孙弘的对策间接向汉武帝传达了太平盛世只有祥瑞而没有灾异的暗示。董仲舒的关注重点和诠释重心始终都是灾异而非祥瑞。最后，二人对武帝心理的理解与把握不同。后者则夸谈速成，贴合上意。对于太平景象的描述，公孙弘的回答亦更加贴合汉武帝追求盛世之治的急切心理。
上述三点是董仲舒与公孙弘对策的主要区别，也可能是汉武帝敬董仲舒而远之、用公孙弘且重之的原因。公孙弘的对策则平易简单，迎合了汉武帝对太平之治的想象与期盼。
四、公羊灾异说在昭宣时期的流变
汉昭帝时期，董仲舒的再传弟子眭弘以灾异推说禅让，间接牵涉到汉宣帝的即位，无疑触碰了统治者的底线，最终导致眭弘伏诛。董仲舒与眭弘先后因为灾异之说获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羊灾异说在朝堂上的影响力的变化。第一，指向的对象不同。第二，上书的意愿不同。第三，定罪的过程不同。第四，最终的下场不同。第五，后续的影响不同。
公羊灾异说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的灾异谴告说还没有在朝堂上产生广泛影响，汉武帝采用了群策群议的办法，表现出半信半疑、摇摆不定的态度。《灾异之记》事件的前后反转表明了汉武帝的反思与认可，侧面扩大了灾异谴告说的影响。眭弘的灾异之说及其前后的遭遇，表明公羊灾异说在昭宣时期已产生较大且较深的影响。
以下三点可在一定程度上证实这种影响的扩大与深入。首先，眭弘援引先师之言，表明他在固守家法师说的同时也笃信公羊灾异说的预示性和正确性。其次，霍光不留余地的果决处理。最后，宣帝即位后却为眭弘平反，反映了公羊灾异说在当时影响力的扩大与深入。
作为推阴阳言灾异的先行者和代表人物之一，董仲舒提出了初具体系的灾异谴告说。昭宣之际，灾异祥瑞之说逐渐被君臣接受，并持续在朝堂上产生影响。眭弘因灾异之说伏诛，五年后汉宣帝又为其平反，进一步扩大了公羊灾异说的影响力。宣帝在位期间颇为宣扬公羊灾异说，先后发布了四道灾异诏书和九封祥瑞诏书，使灾异祥瑞之说逐渐盛行于朝野。此后，灾异祥瑞之说与儒家经典产生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并最终流变为谶纬之学的主要内容，不仅在王莽篡汉、刘秀复汉等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对后世的政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文章摘自《江汉论坛》2024年第9期，原文约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