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滢，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明清时期“辟王”舆论的产生有着复杂的背景。从政治因素来看,王阳明甫一逝世,其学问和事功就遭到嘉靖帝的全面否定,即使在嘉靖去世后,受朝中政争的影响,王学也依然受到张居正等朝臣的持续打压,这些出于政治目的强加于王学之上的负面评价显然不符合事实。在学术方面,早在阳明在世时,就有朱子学者对阳明思想提出了质疑,彼时双方的争论仍属正常的学术探讨。明清鼎革之后,批判王学的舆论进一步升级,逐渐形成了“明之天下亡于王学”的刻板印象。尽管如此,通过对相关言论的整理,不难看出清代朱子学派的“辟王”舆论中存在一些牵强附会之处,掺杂了朱子学者的门户之见。
由王守仁创立的心学思想体系自成立以来，不仅为阳明后学所继承和发挥，还传播至朝鲜、日本等地，对东亚思想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近代东亚学界对阳明学的评价却呈现出较大的分歧，高濑武次郎将中国阳明学贬低为“亡国之学”，其对明末王学的贬低很大程度上就脱胎于清儒所说的“明之天下亡于王学”。
一、明末朝廷对心学的政治打击
阳明去世后不久，朝廷便展开了对其学说的打击。对此，亲历此事的阳明弟子黄绾倾向于将阳明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归咎于礼部尚书桂萼的“挟私报复”。但“桂萼陷害说”或许只是为饰人君之非而作的“曲笔”，嘉靖帝的意志才是朝廷禁毁阳明学说的决定因素。
世宗殁后，阳明的学术事功终于有机会获得重新评价。在多种因素的阻挠下，直到张居正去世后的万历十二年，阳明才正式获准从祀孔庙，此时距阳明逝世已过去了50余年。阳明甫一逝世，其学说便被嘉靖帝定性为邪说而遭到申禁，嘉靖帝之后即位的隆庆帝虽承认阳明“阐圣贤之绝学”的功绩，但当时的阁臣却极力打压书院讲学，严重限制了阳明学的传播。
二、明代朱子学者对阳明学的学理批判
除了政治上的打压外，阳明学亦遭遇了来自朱子学者的学术辩难，双方的争论主要围绕三个论题展开：《朱子晚年定论》、致知格物说、心即理。
首先，正德九年，阳明为调和其学说与朱子学的差异，选取朱熹论学书简三十篇辑为《朱子晚年定论》一文，以证明朱熹晚年悟其中年“支离之学”之非，而其晚年转向的“尊德性”之学恰与阳明主张的心学相契合。阳明此文一经刊行，便遭到了朱子学者的反驳。
对“格物致知”的解读是阳明异于朱子之关键，朱子学者对阳明学的批判也集中于此。在朱子的学说体系中，“格物”意味着“即凡天下之物”，而阳明训“格”为“正”，又因其主张“心外物理，心外无物”，故“格物”便等同于“正心”。阳明向内收敛，而朱子向外求索，在阳明学派看来，朱子的格物说显得过于繁复支离。
同样受到朱子学者垢病的，还有阳明关于“心”的学说。阳明将心视为本体，将理视作心在物上的反映，这就与以理为本体的朱子学产生了冲突。如果说“心”和“良知”的善性真的像阳明所说的那样“不学而能”，那么人们的“私欲”和现实中的恶行又是从何而来？不仅如此，朱子学派认为，阳明的良知说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为每个个体赋予了道德上的权威，这就破坏了外在规范的权威性，有可能导致社会道德秩序的混乱。及至明末，程朱学派对王学具体思想观点的驳斥演化为对阳明学派学风的批判。
三、明清之际王学批判的升级与“王学误国论”的定型
对于明末清初的文人而言，明清鼎革是一段中原陆沉、以夷变夏的历史，在反思明朝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时，“明之天下亡于王学”的说法在清初学界流行起来，对王学思想和王门后学人品学行的质疑充斥着清初的舆论场。与此同时，程朱理学在清朝官方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位也逐步确立起来。在官方政策和学界舆论的共同作用下，清代理学界“尊朱抑王”的倾向较明末更为明显，更加速了王学的衰落。
明清鼎革后，形成了将明朝灭亡归咎于王学的论调。陆陇其认为：首先，阳明在思想上脱离了儒家正统而陷于禅学，并且加强了其错误思想的迷惑性，为此后的学术崩坏埋下了祸因。紧接着，王门弟子扩大了阳明思想的不良影响。最后，阳明的学术思想动摇了既存的纲常礼法，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普遍混乱，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但其论述中设定的几个因果关系并不能成立。
将王学定性为异端是清人的王学批判中较常见的一种论调。面对事功不及阳明卓著的王门后学，批判者指斥他们袖手空谈，脱离了修己治人之实学，可是面对阳明以实际行动践行儒家“修己治人”之学，立下卓著事功，批评者又认为这些事功不符合儒家的“王道”。在批评者们变动不居的评判标准下，阳明学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动辄得咎的尴尬境地。但事先预设了结论的论证其实是不具学术意义的，这也是将阳明定性为异端的批评者身上所存在的共性问题。
与清初学界对阳明学展开的大批判相呼应，清代的官方的文化政策亦呈现出“尊朱抑王”的倾向。康熙从执政者的角度将朱子学视为施仁政、治万邦所应遵循的唯一准则，从而为城主朱子学与阳明学之间的优劣之争下了最终结论，并通过国家祀典确立了朱子高于阳明的地位。此后，朱子学的权威更是通过科举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对于明清学界的王学批判今人应从两方面辩证地理解：一方面，王学理论的确不是完美无缺的，其“心性论”在逻辑上确实存在不够严密之处；但另一方面，王学并不像批评者所说的那样不堪。从根源上看，王学在明末清初遭遇的窘境很大程度上是由持异见者对王学进行的污名化造成的；从手段上看，批评者往往放大了王门后学在发扬师说过程中产生的流弊，并有意地忽视阳明学派在历史上曾发挥的积极作用，从而对王学进行全盘否定，明清中国对阳明学的负面评价是有失公允的。明清学者的阳明学批判还仅仅是出于国内政治斗争或学术论争的需要，可他们的观点一旦传到近代日本，便被高濑武次郎等人利用，变成了论证日本优越性的论据。
文章摘自《历史教学问题》2024年第5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