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明磊，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摘要】在1911至1922年间，王国维最核心的学术身份是经学家，他的史学研究主要为经学服务。王国维推崇乾嘉学派，但又认识到仅靠传世文献研究经史存在的弊端，故提出将新发现的甲骨文、金文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新型学术方法，即“二重证明法”。1923年后王国维的学术重心开始向辽、金、元及西北地理等纯历史领域转变，其学术的经学色彩渐趋淡化。然而1923年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学术界掀起了规模空前的疑古思潮，传统的古史体系遭到全面质疑和否定，同时也变相摧毁了尧、舜、禹等古圣王为核心的儒家道统。在疑古思潮的刺激下，王国维的经学家身份再次激活。1925年他在《古史新证》中试图利用“二重证据法”以证明古书与古史可信，目的在于通过维护古史来巩固经学的权威性。本质上则是利用经学思维解决史学难题。
在1911至1922年间，王国维最核心的学术身份是经学家。王国维提出将新发现的甲骨文、金文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新型学术方法，即“二重证明法”。1923年后王国维的学术经学色彩渐趋淡化。1925年他在《古史新证》中试图利用“二重证据法”以证明古书与古史可信，目的在于通过维护古史来巩固经学的权威性。
一、王国维从事商周史研究的内在动因与历史背景
1898年王国维与罗振玉相识，并长期受罗振玉的提携与资助，故罗振玉对王国维一生的政治倾向、学术思想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迁居日本后，罗氏曾劝王国维调整学术研究的方向。王国维听从了罗振玉的劝导，也与其自身一贯奉行的学术要独立于政治的诉求有关。
甲午战败后，康有为等主张“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者逐渐掌握了话语权。出于对当时中国学界现状的不满、对学术需独立于政治的理念的追求，王国维怀揣着改革中国传统经学研究的理想而转治经史之学。王国维最核心的身份是经学家。首先，上文说过王国维是出于改革经学的目的而转治经史之学。其次，小学被清人视为治经学之门径。最后，王国维有相当数量的著作。
二、“二重证明”—王国维商周史研究最显著的特点
王国维很早就意识到史料的重要性，而传统的经史研究中，主要的材料莫过于传世文献。但经过清代学者的考据辩伪，学界普遍认识到文献资料自身存在着不小的问题。王国维系统阐述了将新发现之甲金文材料与传统文献相结合以研究“古制”的新型学术方法，即“二重证明法”。
凭借与罗振玉的特殊关系，王国维在接触和研习甲骨文、金文资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证经考史”是王国维向经史之学转型的目的，“二重证明”是实现这一目的之手段。“二重证明”中的“一重”是指传世文献。另外“一重”是指地下出土的资料，它会根据“证经考史”的对象的变化而变化。“二重证明法”的应用领域广泛，既可以是经学，也可以是史学。与清代乾嘉学派主要依靠文献研究经史的学术方法相比，善于利用甲金文材料补正传世文献无疑是王国维古史研究中最鲜明的特点。
三、“二重证明法”的具体实践与应用原则
“二重证明法”是1913年王国维在《明堂庙寝通考》中提出来的。“二重证据法”是从“二重证明法”发展而来，“二重证明法”是王国维在充分认识到地下出土材料的价值后提出的商周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首先，是对“二重”材料的定性。王国维认为“二重”材料中的甲金文材料是绝对真实的、可靠的，故能用以补充、校正文献材料。而作为另一重的传世文献材料却存在诸多问题，但在王国维看来不同性质的传世文献在可信度上亦有高低之分，其中儒家经学著作的可信度要高于其他性质的文献。其次，探讨二重材料要如何结合才能真正实现“证经考史”的目标。
文字记载的制度、文化现象等亦时刻处于发展演变的状态。简单而直接地利用时代较晚的文献资料考释甲金文，无疑会大大扩展甲金文的内涵，使得商与西周时期的某些制度或文化现象平白无故增添了战国甚至是秦汉时代才出现的新因素，极易引起认识上发生偏差。王国维在使用“二重证明法”研究商周史，非常注重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的共时性。非共时性的、性质相同的二重材料也需要通过比较找出二者之间的差异性。
四、从“二重证明法”到“二重证据法”
1923年初王国维的学术重心逐渐由传统的经史之学向辽、金、元史及西北地理等现代史学领域转变。而当年5月顾颉刚发表了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由此拉开了“古史辨”运动的序幕，在当时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疑古思潮。
王国维最核心的学术身份是经学家，他认同乾嘉之学而批评魏源、康有为等人的疑古，是站在古文经学家的立场上反对今文经学。他反对顾颉刚的疑古，则是站在经学家的立场而欲维护儒家经典。所以，王国维与顾颉刚之间的矛盾属于传统经学与现代史学之争。
“二重证明法”是王国维在研究商周史时提出的一种学术方法，指的是将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结合起来以研究经史，与“二重证据法”只是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表述。二重材料在结合的过程中以谁为主、谁来补充或校正谁，则要依据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明法”考证古制、古史或古人物时，时代上限最多只能到商。因此王国维在没有充足的地下材料支持的情况下，试图利用“二重证据法”论证古书、古史是真实可信的，进而肯定古书与古史中记载的古人及其事迹也是真实的，但是这种做法自然违背了“二重证明法”的初衷和基本原则。
王国维对自己的定位是经学家，研究史学主要是为经学服务。虽然晚年的王国维逐渐脱离传统的经史之学，向现代史学（辽、金、元史）领域转型，但只需外界稍一刺激，就能重新激活他的经学意识。王国维对顾颉刚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作为经学家的王国维不可能认同顾颉刚推翻古史体系的做法，这便是导致二人关系中一冷一热的根本原因。“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针对乾嘉学派仅依靠文献研究经史的缺陷而提出的一种新型学术方法。但是当“二重证据法”被提出后，它就不再属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与疑古派所提出的“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均为客观的、科学的学术方法与理论。它们本身并不具备任何政治或意识形态色彩，二者之间不存在相抵触的地方。
文章摘自《史学史研究》2024年第3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