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古音”与“古史”是中国传统文史之学的两大“堡垒”。1920年代努力推动文化和学术现代化的中国学人，逐渐将研究聚焦到“古音”与“古史”问题上。“古史辨”运动完成了“化经为史”的关键转变。“古音”研究的现代化问题似乎被人遗忘了。1923年4月，汪荣宝在《国学季刊》发表《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引发了一场“古音辩”。古音研究的现代化由此完成了质变。
一、古音：一个必然爆发辩论的领域
“读书必先识字”是中国古代学者治学入门之径。“识字”要先通音韵。“音”后为“字”，“字”后为“句”，“句”后为“文”，“文”后为“理”。“读书必先识字”蕴含着一个完整的古典知识论体系。
1917年的“文学革命”导引出“文字革命”。“文字革命”又导引出“标准国语”的议题。随后文字问题深入到语音问题。统一音读是制订“标准国语”的关键。但是“统一音读”，不仅涉及南北方言差异，还牵涉古音领域的难题。
北大国学门在1922年成立，具有现代专业素养又能分工合作的学术社群凝聚成功，“科学地整理国故”迎来了突破时刻。几个月内，“古音”和“古史”两个传统文化的“堡垒”都爆发了持续深刻的论战。“古音”和“古史”堡垒的攻破，意味着中国古典知识论体系的“破”和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体系的“立”，实现了质变。“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运动”——“古音辨”／“古史辨”，是1916年至1923年间中国文史研究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逻辑链条。
“古音辨”的爆发源自《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刊登的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以“科学”为武器，不仅直面传统音韵学的“堡垒”——古音问题，而且向顾炎武、章太炎等古今音韵学权威提出了直接挑战。文章迅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回应：科学地破解中国的“古音”难题，是中国现代文史研究和“新文化”建设的关键一步。其枢纽，就是 “歌戈魚虞模古读”问题。
二、歌戈魚虞模古读：一个古音学的枢纽问题
汪荣宝不仅明确指出了传统音韵学研究的关键不足，而且在问题提出、论证思路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带有现代科学气息。在新文化运动“重估一切价值”导向和“科学地整理国故”任务面前，如何突破顾炎武、戴震等的“古权威”和章太炎等“今权威”，建立以科学方法为导向的现代研究范式，成为中国文史研究能否完成现代化的关键问题，也是能否“再造文明”的重要基础。
直接批评音韵学古今权威是汪荣宝之文引发论战的直接原因。他选取的歌戈魚虞模古读问题，是从顾炎武到章太炎、黄侃等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是能特别凸显传统音韵学研究范式不足和现代实证研究范式优点的枢纽问题。汪荣宝不仅指出了问题，还进一步认为造成其不可解的原因是“权威束缚”。
胡适对汪荣宝观点的及时呼应也助推了论战的爆发。胡适的呼应比较巧妙。他借为李汝珍《镜花缘》一书写“引论”的机会，通过肯定李汝珍的音韵学成绩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国学季刊》第1卷第3号成了实质意义上的“音韵学专号”。在11篇论文中，8篇是音韵学方面的内容，多篇又与汪荣宝之文有关。其中林语堂《读汪荣宝‘歌戈鱼模古读考’书后》一文将讨论上升到现代文史研究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提出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概念——“科学准绳”。
三、“科学准绳”：一个学术研究者都应遵守的规则
质疑和挑战中，林语堂《读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书后》只承认汪荣宝提出的讨论“是极好的一个发端”，但是结论并不完全站得住。林语堂清晰地提出并阐述了“科学准绳”的含义：证据引用是否缜密规范、发音拟测是否准确详尽、是否符合“语言学公例与自然科学公例”。
作为学术评判最权威的标尺的“科学准绳”是认识论上的一大突破。但是不同学人对于“科学准绳”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需要在辩论中逐渐明晰含义，形成共识。
检视辩论文章，“科学准绳”不仅是林语堂等现代学术研究者寻找材料、审查证据、开展论证的基础，也是章太炎等传统学术研究者试图遵守的规则。“科学准绳”不仅运用于审查汪荣宝等人的论文，也用于审查章太炎等人的反驳和质疑。经过这场辩论，以“科学准绳”为基础的现代音韵学研究范式基本确立，中国现代语言学得以成立并迅速发展。
四、唯物史观在中国现代文史研究中的登场
中国文史之学现代化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是一代代学人继承发展的结果，是一个个领域现代观念与实践结合的产物。中国语言学研究的现代化是中国文史研究整体现代化的产物，中国文史研究的现代化又是中国学术整体现代化的产物。
1923年哲学领域爆发了“科玄论战”“古音辨”“古史辨”。三场大论辩虽然主题不一，但在核心问题上都指向了现代学术研究认识论和方法论。随着论辩的深入，不仅以“科学”为导向的现代实证研究范式显露雏形，唯物史观也进入了中国学人的视野。
“科玄论战”核心议题是“科学”适用性的问题。丁文江在论战中提出“拿证据来”，是对“科学方法”最清晰明了的一个概括，也打通了“科学地整理国故”的“任督二脉”。“古音辨”讨论中的“科学准绳”，实质就是语言学领域的“拿证据来”！“古史辨”的核心议题是历史知识的真伪问题：目的是求真，标准是证据。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要在实证研究基础上超越实证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学术认识论层面又向前走了一步：“求真”只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求是”才是“求真”的归宿；求人类之“是”，不能脱离物质世界，不能脱离整体历史进程；能做到在“求真”基础上“求是”，能做到在物质世界和整体历史进程中回答“为什么”的理论是唯物史观；不仅要知道“是什么”，明白“为什么”，最终还要确定“干什么”！
从此，中国现代文史研究在“是什么”和“为什么”两个维度上渐次展开。
结语
“古音辨”“古史辨”“科玄论战”三场论战爆发一百年后，中国学术界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检讨中国现当代学术史研究，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学科史繁荣而整体视角研究相对贫乏，二是个案研究众多而理论总结相对不足。克服之道，在于保证学科史和个案研究继续发展之同时，努力倡导从整体视角研究学术史。从整体视角研究学术史，关键在“两个打通”。
只有努力打通学科之间的隔膜，打通时段之间的隔膜，学术史研究才能完成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从“面”到“立体”的逐级升华。这样的学术史研究能够让我们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既能积累知识又能凝聚理论。如此，中国几千年学术发展之精华，将悉数转化为今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基！
文章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10期，原文约2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