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涵，重庆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明中叶以来，在士大夫家族的示范下，石壁张氏的宗族组织发育出聚居宗族、散居宗族、同姓联宗等多种形态，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各不相同，且有明显的地缘性特征，同姓联宗俨然是颇具规模的村落联盟。闽西石壁村落联盟的形成，揭示了不同宗族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聚居宗族是王朝国家文化制度的具体实践；散居宗族是聚居宗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乡族内部竞争社会经济资源的结果；同姓联宗与散居宗族在世系建构上相近，由虚体性组织实体化则是为了应对超血缘、跨村落的区域性事务。这表明，为适应不同的实际需求，宗族的组织形态可在文化性虚体组织和功能性实体组织间灵活切换，它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一、聚居宗族：国家形塑的自治组织
明清以来，福建的宗族组织堪称发达，闽西宁化县石壁地区亦是如此。闽西石壁地区的聚居宗族发端于明嘉靖年间，与官府倡导的祭祀乡贤、宣扬忠义活动密切相关。入清以后，又因王朝国家推行的乡里制度而普及，聚居宗族逐渐形成。历经明清鼎革和三藩之乱，闽西社会日趋安定。石壁地区兴起了宗族建设的风潮，陂下张氏族人一直在参加宁化知县祭祀乡贤的活动。该族实践和传播祭祖礼仪的活动理应是响应国家政策和加强宗族建设的直接体现。石壁地区其他的聚居宗族规模较小，多不如陂下张氏。
石壁村村民以张姓为主，分为上市张氏和下市张氏。下市张氏族众较多，宗族建设较早，明末已建有主祀茂甫公的祖祠。康熙后期下市张氏以商人为主的精英人士则是族中的领导阶层。在商人阶层的推动下，下市张氏的宗族形态实现了继承式宗族向依附式宗族的过渡。乾隆时期，族谱中登载的具有邑庠生、国学生等头衔的绅士数量大增，族产规模亦不断扩大，士大夫逐步取代商人成为下市张氏的领导阶层，依附式宗族建设趋于完善。这一时期宗族已然具有了社会治理的功能，是士大夫阶层控制基层社会的工具，实质则是官府职能的下放。从实践的角度看，明中后期石壁张氏的宗族建设以世系关系建构和儒家礼仪推广为主，是古代宗法文化的实践；清初以后闽西宗族向社会组织转变，承担了应对赋役、经营族产等职能，实是富商、士大夫等精英阶层巩固自身地位和控制基层社会的权力场域。
二、散居宗族：地域竞争的乡族势力
石壁村的另一支宗族——上市张氏则是由若干个聚居宗族基于平等互利关系联合形成的散居宗族。不过，康熙年间上市张氏的宗族组织尚处于初创阶段，族内未见社会分化，但已具备了散居宗族的某些特征。清中期闽西承平日久，乡族之间对社会经济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促进了虚体性宗族的实体化。雍正年间，上、下张氏二族先后争夺千家围山场与禾口墟，引发了长时间的诉讼，两次争讼的结果可能均以上市张氏的失败而告终。自此之后，石壁村上、下市张氏展开了全方位的竞争。为了加强地方权势，上市张氏再次与他处张氏联修族谱，组建成新的散居宗族。而石壁上市张氏也逐步变成一个规模庞大、权势突出的散居宗族。上市张氏虽然士大夫鲜少，但宗族势力加强后，在乡族竞争中渐有起色。
闽西石壁的聚居宗族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往往会与他处的宗族谋求联合，形成更具规模的散居宗族。不过，由于族产规模有限、士大夫人数不足，多数散居宗族仅能维持文化上的世系关联和共同祭祖。上市张氏因与同村下市张氏长期激烈竞争，不断联合他处的小宗族，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散居宗族，并通过签订合同，公平分配族人的权利和义务，演变为合同式宗族，实现了虚体性宗族向实体性宗族的转型。
三、同姓联宗：基层社会的村落联盟
乾隆时期，石壁张氏首次通过各族族谱对照，将陂下张氏、桂林张氏、上市张氏、下市张氏等四族追认的始祖建立了世系关联，把原本毫无关系的几个人编排成父子兄弟，为后世增进尊尊亲亲之宗谊奠定了文化基础。同治四年，是时宁化境内的太平军刚被肃清。石壁张氏第二次联修总谱，上市张氏族人已在声索主导权，极有可能在撰修总谱时发挥了领导作用。民国“新县制”时期，南方各地的联宗活动十分活跃，实质是地方精英用于争夺基层政治权力的手段。为争取前往南京参加国民政府的“行宪国大”名额，宁化石壁地区也促发了石壁张氏的第三次联宗。清至民国时期石壁地区的张氏联宗，经历了确定君政公为始祖、建构参与各族始祖与君政公的世系关联，再不断扩大族众、添置总祠和族产等发展历程。此间，同姓联宗的功能性目的越发明确，组织形态逐步从实践文化制度的虚体性组织过渡到承担现实功能的实体性组织，并形成了以上市张氏为主导的权力结构，实现了对区域内多数村落的整合。
从地缘组织的角度看，石壁地区的宗族能够超越村落组织，发展成同姓联宗，形成规模较大的村落联盟，是当地社会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倡导以及明中叶以来士大夫家族的示范作用，为儒家观念传播和各族祖先的世系联结奠定了文化基础；也得益于石壁乡民以张姓为主体，多数村落由张氏乡民聚居而成，同姓联宗实质是利用世系关联链接大部分村落的联盟，形成了地缘性的村落联盟；更是因为石壁地区的宗族所具有的多种形态和丰富的社会功能，满足了人们不同层面的实际需求。
清至民国时期，闽西石壁村落联盟的形成揭示了不同宗族组织形态间的内在联系。其初级阶段多是文化性的虚体组织，随着基层社会的资源竞争日趋激烈，散居宗族的内部关系不断强化，进而添置族产并按照合同进行管理，发展为合同式宗族。最终为了应对超血缘、跨地域的区域性事务而逐步走向实体化，民国间尤为注重县域范围内的政治权力争夺。由此可见，在宗族发展和宗族形态的演变过程中，王朝国家的文化制度为不同形态的宗族生成提供了正统性依据，基层社会的实际需求则是宗族形态多样并不断创新的内在动力。不同形态的宗族组织均是王朝国家文化制度与基层社会实际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适应时代和现实的需求，宗族的组织形态可以在文化性的虚体组织和功能性的实体组织间灵活地切换，不同形态的宗族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文章摘自《安徽史学》2024年第5期，原文约1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