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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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沟通何以可能:土改工作队与华北根据地的基层政治

信息来源: 《历史与社会》(文摘)2024年第4期 发布日期: 2024-12-27 浏览次数:

作者马维强陈霞,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为了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将党的组织深入基层,以获得民众的认同支持并实现资源提取,同时治理、改造乡村,这需要进行有效的政治沟通。在战争时期,土改工作队作为中共介入地方社会的中介组织和机制设置,代表中共意志自上而下地引导甚至监督基层执行中央政策,并自下而上地反馈基层信息、帮助上层调整偏差。其在培养基层干部、动员民众、协调干群关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夯实了基层的党组织,维护了党在基层的权威。工作队的设置促进了政治信息的流动传播,形成了有效的政治沟通,有助于消除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隔阂,强化民众的政治认同,由此促成中共对地方的有效治理,加强基层政权的建设和政治整合。

为了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将党的组织深入基层,以获得民众的认同支持并实现资源提取,同时治理、改造乡村。在战争时期,土改工作队作代表中共意志自上而下地引导甚至监督基层执行中央政策,并自下而上地反馈基层信息、帮助上层调整偏差。其在培养基层干部、动员民众、协调干群关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工作队的设置促进了政治信息的流动传播,形成了有效的政治沟通,有助于消除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隔阂,强化民众的政治认同,由此促成中共对地方的有效治理,加强基层政权的建设和政治整合。

一、“就地住根”:村庄干部的培养

在根据地时期的中共基层组织系统中,村庄干部是中共赖以治理根据地乡村的主体。对于初创时期的中共政权而言,干部依然极为缺乏,培养村庄干部无疑是首要任务。许多干部最初是从村庄土改运动的积极分子中被提拔和培养起来的。

土改工作队有两种培养村庄干部的方法:一是选择和提拔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并在后续土改实践中使其经受锻炼;一是对已经成为村庄干部且在运动中犯了错误的人进行监督改造。师傅带徒弟是工作队培养干部的重要方式,但是,师傅带徒弟的培养方式由于人力成本高而难以满足土改实际工作对干部的急迫需求,所以有部分干部是因态度积极而被提拔,并经过后续的不断学习和工作锻炼而逐渐成长起来。

对于村庄干部而言,其人情网络、经济理性、小农习性与分散性、从众性等特点与党的意志和村庄事务管理的需求不相符合,需要工作队的积极引导和认真帮助。通过工作队的引导,由此改进自身的工作作风。在土改运动中,村庄干部之间会由于思想观念、工作方式不同以及存在利益矛盾而产生冲突,这往往需要工作队的介入和调解。相对于本土干部,工作队是外来工作者,建立本地独立的党政基层组织、帮助其树立地方权威,成为工作队开展地方工作的重要目标。

二、“扩大民主”:乡村民众的动员

员民众积极参与土改运动,在传输中共意志的同时促进政治沟通、扩大基层民主、争取民众支持,成为工作队的重要任务。事实上,工作队对群众的动员经历了比较复杂的过程,来自群众的压力常常是工作队在村庄开展工作的一大障碍,这集中表现为群众对工作队的不信任。正是由于信息流通不畅,群众无从了解党的政策及其带来的实际效应,对参与村庄事务心存疑虑。

工作队最初对动员群众的重要性缺乏足够重视,在村庄工作上扎不了根,上级的政策难以传达到基层,无法形成政治信息的充分流动和有效沟通,也就难以获得群众对党的认同。由此,工作队需要深入到群众中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尤其是需要一定的动员技巧,以帮助群众克服保守、从众等小农意识的局限性并消除其疑虑。在土改及整党期间,工作队对“诉苦”技术的把握运用相对成熟。

针对群众怕干部报复的心理,工作队同样鼓励群众积极讨论干部的错误行为,自己提出具体解决办法,而不是包办代替。对于有问题的干部,工作队主要征求群众意见,由群众最终决定如何处理。工作队运用技巧和智慧动员群众,并坚持原则,防止群众利用“民主”过分指责干部、逃避支差任务,正确引导群众对干部的舆论和监督。

三、“包容理解”:干群冲突的协调

土改工作本身的复杂性也对干部的工作作风、工作实效及与群众的情感沟通能力等提出较高要求,村庄的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不免产生矛盾。尤其在土改后期的整党中,干群矛盾进一步公开化,甚至发生严重对立。协调村庄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冲突成为工作队建设基层政权、推动村庄土改运动的重要内容。

组织干群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工作队调和干群矛盾的重要方式。这样的思想工作操作难度极高,要谨慎把握分寸,既使干群的矛盾得到暴露,为化解双方嫌隙奠定基础,又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至因矛盾的公开化而造成两者的尖锐对立。这对工作队而言是比较大的挑战。工作队需要把握运动的方向,使干部正确地对待群众的意见和批评,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及不足,但又不能过于打击干部的积极性,其中的关键是以坚持教育而非惩罚为原则。为了协调干群关系,工作队需要组织干部与群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甚至是相互对峙批判,这就要求工作队能够很好地解释双方的观点并纠正偏颇认识,引导双方相互理解。经过工作队的耐心引导,干群在面对面的交流中能够真诚以待,相互之间的隔阂与矛盾渐趋弱化或消除。

在土改运动中,工作队兼顾对干部的培养教育和对群众的动员,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化解调和土改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有效地促进了政治沟通。工作队使干群逐渐认识、接受了党的方针、政策,形塑了干部对党的忠诚及群众对党的支持认同,促进了干群关系的改善,也使干群受到一定程度的政治教育及政治角色训练,提升了其政治素养和政治参与意识,强化了基层的政治整合。

工作队在土改运动中促进中共上层与下层、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政治协调和信息交流,不更是出于为基层提供政治和行政服务、营造积极政治氛围、争取民心民意的需要。工作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基层党组织、行政组织在政治与行政功能上形成统合,是典型的“政治化行政”。换言之,虽然工作队的设置增加了行政成本,但是结合中共建立发展政权的历程以及战争频仍的时代背景和环境,工作队的组织和机制设置似乎更应该被视为政治体制内部的组织和制度创新,促成了战争时期中共基层政治体制的多元化发展。


文章摘自《苏区研究》2024年第5期,原文约12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