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豪，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革命的全面胜利端赖于物力资源的有效汲取，任何革命政策的实践化无不是建基于特定的物质基础之上。作为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深度互动的中介机制和联结渠道，社会流动在华北根据地的物力资源汲取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频繁而剧烈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提升了华北根据地的开放度，成功构建了物力资源汲取的合法性。畅通而公平的个体性社会流动则引动了华北根据地的精英更替，彻底消除了物力资源汲取过程中的贪污中饱、偷税漏税等积弊。在结构性社会流动与个体性社会流动的交互影响下，具有浓厚阶级色彩和革命倾向的物力资源汲取体制得以生成和运转。社会流动与物力资源汲取的关联互动亦为进一步阐述中国共产党的财政经济实践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革命的全面胜利端赖于物力资源的有效汲取。在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囿于战争情状、乡村环境等因素，华北根据地各级政权主要采取向乡村民众征收财粮的方式完成物力资源的汲取任务。华北根据地乡村民众的实际负担并不轻松，即使是对具有严密组织力和高效执行力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其物力资源汲取工作仍可谓举步维艰。在华北根据地，社会流动是一种重要的革命实践机制，相互叠加、渐次递进的革命实践直接引发了不同个体、群体和阶级社会经济地位的急遽变动和频繁流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战争与革命彻底“改变了社会静滞的生活”，乡村社会流动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动。华北根据地甫一建立，党和政府旋即推行了一系列以扶持贫苦民众、抑制进而消灭权势阶层为内核的革命实践。这些革命实践不仅构成了华北根据地结构性社会流动高效运作和系统集成的内在引擎，而且重构了乡村社会中各种资源的配置规则和价值界定，进而极大地改变了不同群体和阶级的生命历程。与此同时，华北根据地各级政权亦规复和创制了诸多的个体性社会流动途径，以保障不同个体实现社会流动的机会，入党、从政、参军、教育及模范等均成为华北根据地最富特色的个体性社会流动阶梯。正是在结构性社会流动与个体性社会流动的交互作用下，华北根据地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被有效激发出来。
一、结构性社会流动与物力资源汲取合法性的生成
伴随着国家政权建设与财政现代化的启动，中国传统轻徭薄赋式的治国理念逐渐松动，富国强兵的政策取向开始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国家政权在物力资源方面的需索持续攀升，而以农业赋税为基础的国家财政体制却难以为继。无论是基于调节分配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抑或旨在增加税源的生产运动和税制改革，均被党和政府视为强化资源汲取能力、解决财政经济困境的重要机制。
华北根据地物力资源汲取工作的独特性在于各级政权“不能一般化的向群众要钱，而要分别照顾基本群众与各阶层的经济利益”，基本采取了“先给后取”的交换逻辑与“双方共赢”的互惠实践来实现对物力资源汲取合法性的构建。华北根据地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是在一系列革命实践的帮助与扶持下实现的，“这完全是共产党、八路军给的”，乡村民众对于党和政府的情感认同与政治拥护亦相伴而生。经过相应的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乡村民众的情感认同和政治拥护旋即转化为对战争与革命的物力支持。
频繁而剧烈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是华北根据地最富特色的革命标识，结构性社会流动所生成的合法性极大降低了物力资源汲取工作的组织成本，并成为华北根据地各级政权完成物力资源汲取任务的前提和保障。
二、个体性社会流动与物力资源汲取积弊的消除
以减租减息、生产运动、税制改革和土地改革等为载体的结构性社会流动为华北根据地乡村民众实现个体性社会流动创造了一个基本的机会平台和流动原点。华北根据地各级政权亦规复和创制了诸多个体性社会流动阶梯。
全面抗战爆发后，通过入党、从政、模范及教育等个体性社会流动阶梯，一大批乡村民众实现了个体性社会流动，党员、干部、劳模及学生等新型精英迅速崛起，而地主士绅等传统精英则逐渐式微。新旧精英的更替不独是一种权力主体构成的置换，抑且是政治运作方式的嬗变。华北根据地素以廉洁、民主和高效著称。党员、干部等新型精英成为物力资源汲取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种组织和领导并非仅停留于文本层面，而是有着实际运作。通畅而公平的个体性社会流动不仅推助了党员、干部和劳模等新型精英取代乡地、社书、区乡长和士绅等传统精英而成为物力资源汲取的主体，极大降低了物力资源汲取过程中的耗损和腐化，而且激发出新型精英的模范作用与奉献精神，进一步提高了华北根据地各级政权的物力资源汲取能力和效率。劳模的选拔和表彰成为党和政府开展乡村治理与群众动员的一种重要形式。此外，教育、经商等个体性社会流动阶梯对物力资源汲取工作也助益颇大，学校师生的知识优势在此恰可得到彰显。
依照形式逻辑的理论推演，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胜利与物力资源汲取工作的展开可谓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从长程性与实践性的革命进程来看，党和政府无疑顺利完成了物力资源的汲取任务，并最大限度兼顾了乡村民众的实际利益和主观意愿。作为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深度互动的中介机制和联结渠道，社会流动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将减租减息、生产运动、税制改革和土地改革等结构性社会流动与入党、从政、教育和模范等个体性社会流动统一导入阶级型的物力资源汲取体制内，而且把结构性社会流动所生成的法理基础和意识形态与个体性社会流动所溢出的组织技术和个体经验集中嵌入革命型的物力资源汲取体系中。频繁而剧烈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提升了华北根据地的开放度，扩大和坚实了物力资源汲取的增量和基础，成功构建了物力资源汲取的合法性；畅通而公平的个体性社会流动则引动了华北根据地的精英更替，消除了物力资源汲取过程中的贪污中饱、负担不公及偷税漏税等积弊陋习，充分保障了物力资源汲取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文章摘自《苏区研究》2024年第5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