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亦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广德湖是唐宋时期浙东明州地区最大的湖泊之一，其蓄水供水、防洪抗旱等水利功能，促进了当地农业发展与城市繁荣。北宋政和七年，宋廷诏令将广德湖堙塞为田，取其田租以供高丽使节。宋室南渡后，曾一度罢废浙东诸多湖田，复为湖泊，但广德湖始终不在其列。究其原因，广德湖田及其租米存废不但牵涉宋廷、军方及地方官府利害，更与当地滨湖民户利权密切相关。一方面，湖田租米与国家财政密切关联，起初归属御前钱物、朝廷钱物，州县不得干预支用；宋孝宗朝又大部供给明州水军军粮，州司开支亦有赖于此。另一方面，湖田作为官田，其租额一度相对较低，迁居包佃湖田者，多为鄞西形势之家乃至官户，不愿废湖以致收益受损。相比越州上虞、余姚等地乡党士夫、地方官府彼此联合，推进朝廷复湖决策，鄞县官府、士民围绕湖田租利权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而动摇广德湖田利权秩序的复湖动议，遂难以有效施行，甚至陷入长期沉寂。
唐宋时期，明州（庆元府）的城市地位经历了蜕变，由越州治下僻处四明山之东的县城，逐渐独立置州，进而成为联结浙东运河与东北亚海域贸易的交通枢纽。明州区域开发的快速推进，除受益于政局变动带来的人口南迁，更同水利设施的兴造、修缮密不可分。位于宋代明州治所鄞县西南部的广德湖，即是明州最为重要的水利设施，后经历任官府修浚，成为北宋浙东一大湖泊，其水体面积超过东钱湖，不但收排涝防旱之效，更为鄞西诸乡及中唐以降移治三江口的明州城市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灌溉与生活水源。但在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宋廷因明州士人楼异奏请废湖，遂命其为知州，负责将广德湖湮塞为田，自此再未复湖。此举遭致诸多鄞县士民的批评，并将农业凋敝归结于广德湖水利的罢废。湖田存废背后牵涉的利益主体与利害关系，为我们理解朝廷、州县官府及地方士民的考量与互动提供了窗口。
一、国计考量与南宋时期的复湖议
宋朝官府的政策导向，是影响广德湖田存废与否的主要因素。北宋地方官员与士大夫多反对废湖，其理由主要是湖泊淤塞对防旱排涝甚有危害。但除宋太宗曾下诏申禁湖田，朝廷甚少直接干预此事。宋钦宗即位后更张徽宗朝制度，又对浙东湖田问题加以关注。但不久东京陷落，诏令未曾施行。此后，和战存亡成为宋廷核心关切，无暇顾及湖田议题。宋室南迁过程中，浙东成为密迩行在的畿辅重地。当战局稍有缓和，废田复湖这类地方性议题，又被摆上桌面。从史料来看，两宋之际的浙东湖田复湖议，多由当地士大夫建言，州县官进奏，经出身本地的朝廷高官推动并与国家大政挂钩，从而得到宋廷关注，成为庙堂议题。但随着政治环境变化，宋廷对不同窠名钱物的重视程度亦有区别。直至宋廷绍兴十三年下令，将广德湖废田为湖的部分土地重新堙塞为田。绍兴二十五年秦桧去世后，浙东其他湖田复湖之议不绝如缕，但明州地方官府始终未推动广德湖田复湖，此事也不再受朝廷关注。
对于这一现象原因，首要因素在于湖田租归属。北宋末湖田租属御前钱物，专供高丽使臣，不得挪用，士人复湖主张主要聚焦民生而非财计问题；至两宋之际，浙东湖田租不再作为御前钱物，复湖议者遂着眼于比较田租与“省计”得失，以此说服朝廷废田为湖。但广德湖田租仍归发运司、户部专款专用，终究未得罢除。自宋孝宗以后，湖田租成为定海水军军粮主要来源，又充作地方学校、赈济经费，入元后更为朝廷漕粮筹措所须，当地职田、官廪给及寺院亦取资于此。在此过程中，湖田租利权主体渐趋多元化、复杂化，其收入不仅对朝廷具有意义，且对地方钱物开支、财赋筹措影响深刻，遂为州县官无法割舍之利源，复湖之议也趋于消沉。
二、湖田的开垦与请佃者
广德湖垦湖为田问题始于唐代，官府虽屡加申禁，仍难断绝。北宋前期，滨湖民户对广德湖水体的利用，主要包括两种形式，其一为淤填、围垦湖域以开田亩，其二为利用湖泊水产资源，两种方式存在矛盾。相比之下，以广德湖水产为生者，多为不事农耕之民，相比之下，以广德湖水产为生者，多为不事农耕之民，官吏无从获得课利，故对该群体关注不多，相关意见也很难得到重视。
北宋主张废湖，积极开垦湖田的滨湖民户，多来自唐宋之际迁徙于此之家族。两宋之际“权势之家”之所以热衷请佃湖田，首要原因在于其性质为官田，无两税额，也不必摊派差徭、科配等负担。而且当地“权势之家”热衷请佃土壤条件好且租额较低的上、中等田。加之湖田租等则确定后，虽然租率有所提高，但广德湖租额与租率仍较周边其他类型官、民田低，且无其他差役科配摊派，因此吸引了不少请佃者，外县乃至外州民户亦多迁居湖田。直到明代以降，湖田租偏低的情况才发生变化。
在唐宋浙东区域开发过程中，当地湖泊为农业与城市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水利资源；随着社会经济勃兴，人口大量迁入，人地关系紧张，民户往往堙湖为田以供生计，但这又难免影响当地水利资源分配。宋代浙东湖田存废问题争讼纷纭，几经反复，其主要影响因素，便是民户、官府与朝廷围绕水利秩序、田产利权展开的长期博弈。
相比浙东其他湖泊，广德湖之所以改湖为田且始终未得复湖，首先是由于明州在王朝政治版图中具有独特地位，造成湖田租与王朝财赋高度关联。此后百余年间，广德湖田租不但同朝廷利害攸关，更与州县财计密切关联，不论中枢朝臣抑或州县官司，均难以舍弃这一财赋利源。除此之外，湖田周边民户的利权诉求，也是复湖的重要阻碍。在此情况下，动摇广德湖田利权秩序的复湖议，自然难以得到有效施行，甚至长期沉寂，无人倡议。由此可见，广德湖田与国计民生的利害纠葛，以及其最终未能复湖的结局，正反映了唐宋经济中心南移过程中，东南各区域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文章摘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