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海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1908年11月16日，日本外务省经驻华公使馆向上海总领事馆等22个使领馆下达了一份机密训令，核心内容是要求各领事馆调查辖区内在华布教日人及布教状态，具体包括布教者的年龄、宗派、布教方法、布教经费、信徒数量、地方官民的人缘等内容。这次调查，是晚清中日布教权交涉陷入停滞之际，外务省了解布教实态、决定今后外交政策的重要举措。通过这次调查，日本在华领事们加强了对华传教上的共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日本对外传教以及外务省的相关决策。这次调查也再次证明了近代中日布教权交涉中日本宗教的侵略本质。
日本外务省调查在华布教状态与晚清中日传教权交涉密切相关。早在1873年，便有以小粟栖香顶为代表的日本来华传教者，至甲午战后，日本在华传教进入扩张期，日本东、西本愿寺纷纷在中国各地设立传教所，而传教所引发的事端，也导致了连绵不断的纷争。该时期，日本试图获得如西方基督教、天主教一般的在华内地传教权，然而清政府始终坚持该问题不在条约规定范围内，拒绝承认日僧在华传教的合法性。考虑到中国地方督抚强烈反对的态度，日本外务省为进一步了解日人在华传教的实际状况，以利于后期的外交行动，遂有调查“本邦布教者及布教状态”之举。这些一手报告也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日本究竟有哪些在华传教的宗派、布教者、他们怎样传教（包括经费）、传教效果如何，以及地方官民反响如何等历史事实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一、谁在传教？
关于宗派问题。在近代日本在华传教权的纠纷中，佛教传教权历来是重点且受到高度关注，但日本基督教等同样未被承认有传教权的非佛教宗派也在积极推进来华传教事宜。除基督教外，非佛教派别还有在厦门传教的神道天理教。至于在华布教规模最大的佛教，又分真宗本派本愿寺（西本愿寺）、真宗大谷派本愿寺（东本愿寺）、曹洞宗、净土宗、临济宗等具体派别。以佛教不同宗派布教师为例，其中真宗本派（西本愿寺）共有18人，东本愿寺（真宗大谷派）传教者共有9人，除了东、西本愿寺外，其他的佛教宗派曹洞宗（2人）、净土宗（3人）、临济宗（1人）、日莲宗本国寺（1人），共7人。这些传教者除了在年龄、学历、经历、布教时间等存在差异外，人格品行的评价也存在着差异，而这也是调查当中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二、布教经费、布教方式以及布教效果
在日本外务省的调查中，布教经费、布教方式以及布教效果是几个重要的关切点。
布教经费来源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本山（即本部之意，本文指日本京都西本愿寺本部）；二是信徒的施物或赠送；而经费使用也通常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布教所的运行费用，二是布教师的薪俸或津贴。不同的地方得到的布教经费相异，布教师的待遇也不同。
在传教方法方面大致有：推广日本语的教育及开设幼稚园，设立及经营学校，并成立各种妇女会、青年会，藉此推广各种社会福利活动。领事馆的调查报告提供了各地布教方法的实态，涉及各宗派，特别是布教师个人，为理解日本在华宗教的传播提供了更直接的观察和评价。
在传教效果方面，一是存在传教对象限于日本人或信徒仅有日本人的情况。比如在营口的净土宗布教师角田俊善号称以德义与信念为布教目的，但布教暂时仅限于日人；二是存在中日信徒均有以及中国信徒占多数的情况。日本为不断扩大在华宗教势力，进行宗教侵略，针对中国人传教也成了布教重点；三是存在没有信徒以及信徒无法统计的情况。比如在长沙，曹洞宗水野梅晓担任湖南省僧学堂总教习，然而并无信徒，在长春、天津、哈尔滨等地也存在这种情况。
三、地方官民人缘及改进布教的建议
在1908年外务省的调查中，传教师的地方官民人缘则是最重要内容。在布教师地方官民的人缘统计分为没有记录或不可知的；地方官民人缘“普通者”；人缘较好者；地方官民人缘差、恶评者四种情况。日本外务省调查布教师的地方官民人缘，实际上想探究传教地日方、中方官民两方的态度。另外一方面，在了解中方的态度同时，其调查目的更是为了扩大在华传教。因此在日方调查报告中，不仅详细介绍了中国地方官民对日本布教的反感，更对如何扩大在华传教提出了针对性意见。
通过分析不同地区领事报告，不难发现中方官民对日本布教反感、反对日本传教的原因。一是日本布教师的跋扈与干预诉讼；二是除了布教师跋扈外，引起地方官民恶感的还有信徒方面的原因；三是日本佛教充当了探侦中国情事的任务。尽管布教师等存在的问题引起地方官民的恶感，但不少领事还是强调这些布教师常住中国内地对日本贡献极大，纷纷建议增加布教费用；提高布教师的素质，规范布教师、董事、信徒的行为；规范布教方法；奖励布教政策；并积极争取布教权。
四、调查背后的布教权之争
在1905年中日双方交涉后，形成了几乎默认的地步：第一，在通商口岸外人居住地区内，依照条约，日僧可以任便建堂布教。第二，允日僧领照游历内地，由地方官一体保护，第三，已经入内地居留之日僧，如不干预词讼，强占庙产，照外人例给予保护。第四，通商口岸之外的内地禁止建堂布教，收徒招摇。尽管日方咄咄逼人，但是对于清廷而言，从条约法理、防范日本侵略、保护庙产、防范民教冲突等因，清廷退无可退，实在无法做最后的让步，1908年后交涉也进入了停滞时期。从1904年11月清政府外务部收到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发出第一份照会开始，到1908年8月外务部发出最后一份关于日僧来华的照会为止，这场长达4年之久的交涉总算告一段落，其不了了之的结果表明双方对此都已有所厌倦。
不难发现，部分本愿寺布教所从日本政府利益的高度，在改善地方官民人缘方面作出了一些举动，改变地方官民人缘的目的还是争取布教权，当中国政局动荡之际，对日方而言却是可乘之机。民国成立后，这种调查方法被日本外务省一直沿用。与以往调查相比，日本后续的调查范围、宗教类别等的扩大，这种调查也成为伴随着军事侵略，日本宗教对外扩张的明证。
文章摘自《广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原文约2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