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泽，天津中医药大学文化与健康传播学院。
【摘要】卓文君形象于现存明清戏曲中有着独特的呈现方式，其形貌描写受纤足审美影响，品德上突显出封建淑女贞、孝、贤的操守，又普遍以慧婢角色为陪衬。缠足时俗之下文君角色的纤足特征关联着道德层面对女性的规约与期许，变异形象与固有情节之间的文本断裂又催生出人格互补的对象。戏曲对卓文君形象的重塑体现出社会文化的投影以及文化浸润下的接受旨趣，也借助了体裁自身的发展需求和艺术特质，文君形象乃至相如文君故事的演变是文化与文学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纤足：缠足时风中的形貌认知
广义的文体概念范畴内，“传奇”可以涵盖表现人世爱情题材的叙事文学作品，但形貌描写的缺失却是一大遗憾。《史记》之后有关相如文君婚恋的叙事文本对此种遗憾进行了弥补，东晋葛洪《西京杂记》最为典型，使文君具有了才女作家的身份。六朝以至唐宋，相如文君故事于人物、情节各方面均未突破汉晋时期的故事规模。
元明清时期，作为抒情或议论对象的相如文君故事同样承载着时人褒贬不一的态度，但通俗叙事文学的发展也为其故事形态演进提供了新的机遇。以现存明清戏曲为考察范畴，作为主人公的相如、文君皆被塑造成正面形象。戏词或以“金莲”、“弓鞋”、“钩袜”等套语代指纤足，或以类于写实的方式演绎纤足导致的行动障碍，共同反映出缠足时俗下剧作者对于美女形体的固化认知和欣赏趣味。
明清时期，文人笔记、文集中更保留了关于女子鞋袜足形的种种讨论，作为正统淑女家庭教养和个人品行的表征依然普及于主流社会。柔弱的纤足维系着畸形的审美观念，与礼教环境对女性的压抑是几乎同步的。《琅嬛记》对缠足用意的解读成为抑止淫奔的强制措施，卓文君正是一个以“临邛之奔”驰名于世的叛逆女性，其戏曲角色的纤足作为不见于历史原型的细节特征，必然引发礼教禁锢与人性放纵之间的某种张力。
二、淑女：礼教规约中的品德构建
明清戏曲作家以贞姬节妇形象改造卓文君，几乎是前辈研究者共同关注到的焦点话题。在身份上，现存戏曲多将其塑造成未嫁而寡的处女。在严格持守从一而终之贞节观念的同时，文君的戏曲角色还表现出作为人女、人妻的孝义与贤良，在各方面秉持着传统纲常秩序下封建淑女的品德操守。其他剧作书写文君的贤妻之德，主要体现在对相如的帮扶理解上。纤足描写诞生于缠足时俗之下，贞、孝、贤的淑女品德构建同样可与角色问世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相印证。自元代起，程朱理学被奉为官方思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在民众之间产生了极大反响。
明朝政府亦多次下令，通过旌表门闾、免除差役、赏赐粮帛等措施鼓励寡妇守节，在此政策推动下，贞节牌坊树立成风。清代统治者最初将夫死殉节视作逃避、懦弱之行，对此并不提倡，但对承担家庭责任而矢志不嫁的节妇却极尽肯定，并在明制基础上缩短考察年限、扩张采访区域、加大表彰力度，鼓励更多寡居妇女加入到守节的队伍中来。然而，民间仍存在着诸多不利守节的主客观因素，载入史书、地志、笔记、文集的节烈妇女以灭绝人欲乃至偏离人道的残酷方式实践着道学教条，自虐、自残、自杀事件屡屡发生。
现实伦理环境对节妇烈女的推崇超越了孝女、贤妻，但在道学礼教影响日深的大背景下，“孝”与“贤”作为普泛化道德标准，对于主流社会的引导力度同样不容小视。在礼教约束加强的同时，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思想的异动，解放自我、觉醒人性的启蒙思潮辐射到文化生活与文学创作领域。
三、慧婢：叙事困境中的人格投射
作为明清戏曲角色的卓文君于身心两方面和原型人物产生了偏离，在满足观众审美与道德旨趣的同时，也制造出叙事上的困境。以三寸金莲之柔弱体貌配合封建淑女之道德品性的文君，多数剧作者选择从角色搭配上为文君安排一贴身侍婢，对其夜奔起到关键的敦促作用。
戏曲（尤其传奇）的篇幅规模、角色容量以及行当的细致化、唱白的灵活化，为作者设置角色、分配性格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行性条件。命名各异的婢女由贴旦乃至丑旦扮演，作为与文君形影不离的陪侍，在“夜奔”路上与之相携随行，解决了缠足行路不便的现实困境，于有限的舞台空间内增加了生活的真实感和合理性。婢女多表现出机敏慧黠的个性特点，对于在情爱与礼教之间矛盾迟疑的文君而言发挥着类似导师的作用，能够影响其婚恋抉择，也代为传达出作者的进步思想，促使读者、观众对男女主人公的婚恋合法性产生理解认同。
在担当“情爱导师”和“戏内评家”的过程中，以孤红为代表的慧婢以其大胆果决弥补了文君的性格弱点，与文君共同构成了“夜奔”情节的行为主体。为男女主人公牵线搭桥的慧婢角色在元明清剧作中并不少见，婢女积极策划并正面理解“夜奔”一事的胆识与觉悟都应属于历史上的卓文君，她们承载着卓文君历史形象的人格质素，弥补了演变后的文君形象与“夜奔”情节原型之间的逻辑裂痕。
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对禁忌题材展现出排斥与包容的双重态度。文君角色在审美时俗之下显露的共性形体特征关联着道德层面对女性的规约与期许，变异形象与固有情节之间的文本断裂又催生出人格互补的对象；“纤足”与“淑女”折射出现实文化对历史故事的影响，“慧婢”的设立则致力于从文学层面通融叙事逻辑。文君形象乃至相如文君故事的演变是文化与文学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意蕴在与历史原型的参照对比中得以突显。戏曲作家以此剥夺了人物故事作为客观历史的真实属性，又赋予其作为文学创作对象的生命能量，最终使之获得在更广阔的时空范畴内延绵发展的无限可能。
文章摘自《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