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近代中国现代化是一种典型的后发现代化，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进程中，推动力除了产业、贸易要素外，政治和外交因素同样重要，这是近代中国的历史特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西方列强虽然打开了中国大门，设立了五座开埠城市，但贸易市场仍被限于广州一隅。他们至此才明白，中国市场的深度与广度，决定于政治控制而不是经济利益。从第二次鸦片战争起，西方列强在对华交涉时一直把进京设立使馆与持续扩大开埠城市视为同等重要的事，由此开埠的重点向北转移，不仅是扩大贸易市场，更重要的是在进入政治中心北京并对清廷开放政策产生引导，同时发挥强烈的威慑作用。由此，近代中国的开埠及贸易转型从东南沿海蔓延到了北方各地，呈现出突变与渐变共存的特征。
在此背景下，19世纪60—80年代，北方各港口城市的开埠速度并不落后于东南沿海，西方各类工业及贸易公司以港口－铁路的交通运输方式展开对华贸易，在倾销工业品同时，毫无工业基础的中国，只能以出口能源品、农产品来对冲贸易赤字。北方能源储量丰富，物种类多，这些质量庞大的物产运输，有力推动了铁路运输体系的建设。随着资本、技术、设备与人才等条件成熟及海运成本的核算，西方公司逐步展开就地生产计划，在沿海港口城市或中部重要城镇就地设厂生产，然后外销或内销，铁路、能源等产业链的延展直接导致机器制造业的落地，由此诸多工业技术得以转移中国。这一过程具有突变与渐变共存的特征。
农业产业化也是港口－铁路交通体系技术化功能的结果之一，尽管在北方区域并不普通，但胶济沿线、平汉铁路豫南沿线的烟草种植产业化，太行山以东河北省的棉花产业化率非常高，根源在于青岛、郑州、天津等地工业的需求，这有力推动了一些地区的农业转型，并使农民提高了收入。对几千年来惯常的农业种植而言，这一变动具有明显的突变特征。
北方城市格局及诸多城镇空间的拓展，与港口、铁路车站的设置关系莫大。铁路穿越北方各地城镇时，多因工业对原料及产品的需求，诸多车站的设置既考虑旧有行政中心，更多的是便利经济与贸易生产，不少默默无闻之处一变而为新兴工商业中心，甚至取代了传统行政中心的地位。此外，在贸易路线自西向东的转向中，不少城镇因位于贸易路线上或铁路、水运交叉点上而迅速成长起来，北方旧有的城镇格局为之突变。各铁路沿线的车站设置，更是因铁路运输的特殊而多设在城外，驱动着众多城镇空间“破城而出”，出现城市空间外溢并发生城乡融合的突变现象。
铁路交通与北方经济社会变动的生动事例，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社会变动的根本动力何在的问题。在全球化进程及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变动中，技术与经济的作用应该予以高度重视，技术特性因具有改变人的思维及言行习惯的力量而演变出社会功能。
革命与战争，以往常常被描述为影响和决定19—20世纪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变动最具显性的要素，它们为经济发展提供外部条件，由是国人为建立一个独立、强大的新政权而不断努力。近代中国历经晚清和民国时期，两个政权都把维护统治力看作高于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则，无法适应时代并强国固本，也就始终无法建立一个足以稳定社会秩序的强有力政权，更无法在国际法和平等条约下扼制外来工业的野蛮进入，并有效保护民族工业成长，中国工业化成长的步伐被大大延迟。北方区域铁路体系从建设到运营，始终处于因政治动荡而难以顺畅发展的不稳定状态，也可算是转型时代的必然代价。
摘自《江汉论坛》2025年第1期，原文约1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