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陵合，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近代西方铁路技术向中国转移，是在路权不完整的背景下，作为技术本体(或是供体)的西方列强与技术受体的中国之间的特殊历程。努力摆脱西方控制、实现技术自主化，是接受西方铁路技术的基本走向。受制路权的压力，加之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在追求铁路自主化的目标和发展路径上，表现出多重限度。在历史视野之下，技术具有明确的政治属性，甚至从属于政治权力。考察近代西方铁路技术向中国转移的历史进程及其成效，应以铁路的技术属性为基础，更应从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切入，探究铁路所蕴含的政治属性。
【关键词】铁路技术;技术转移;历史走向
在近代中国，交通管理部门曾数次建设以铁路总机厂为中心的规划铁路工业体系，也曾试图改变铁路车辆设备生产的“内部化”格局。事实上，近代中国铁路与工业化互动十分有限。一方面，铁路发展缺乏发达工业体系的支撑，铁路车辆设备制造能力有限，主要还是依赖进口。另一方面，铁路对工业化的促动作用也较为有限，铁路更多作用于市场的拓展与区域间沟通渠道的增加，因受列强控制与制约，难以对相对独立的铁路工业形成持久、有效的需求。铁路工业得不到充分发展，与传统因素的影响有多大关联，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话题。
大多数国家历史中，铁路被认为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现代化的功能和隐喻，铁路在工业化与经济现代化、从帝国和殖民统治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渡的中介作用，具有可见的逻辑关系。铁路技术自主化的核心还是在掌控铁路车辆设备的技术，形成独立的生产能力。近代中国，虽然在筑路技术上有了长足进步，但车辆设备制造上却迟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其关键的影响因素有二：一是近代中国工业革命进程并不完整；二是西方对中国的资本输出，确实促成中国铁路网初见雏形，却并不意味着中国对铁路技术的全面掌握和形成相关铁路设备制造业。
在工业革命浪潮中，铁路不仅是为了满足运输需要，更是基于煤铁基础工业和不断更迭的机械制造技术，形成运输企业与运输设备制造的联动。相对独立的铁路工业无疑是近代重工业和机械工业的代表，具有表征性特征。而在中国近代，西方虽然在表面上担负起了技术转移的责任，将部分先进铁路技术与相应的铁路技术标准传入中国，但是，其更关心的是三个基本方面：一是新式交通运输业对于打开中国市场的意义；二是输出铁路材料是资本输出的主要目标，技术输出只是附带品，资本并没有与技术紧密联结在一起，而是和铁路产品贸易更多地联结在一起；三是列强联合对华控制的基本格局，使得铁路发展难以做到一体化，列强之间争夺使铁路技术体系被人为割裂。这在技术设备层面表现为标准紊乱，铁路设备生产企业显得无所适从。
受制路权的压力，加之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在追求铁路自主化的目标和发展路径上，必然有其特殊的表现。具体而言，第一，为摆脱列强控制，将排斥外资作为第一目标。然而，中国资本供应能力不足，使自办铁路在早期困难重重。因为筹资历经波折，导致铁路规划、建设和设备生产的自主化居于次要地位。第二，将排斥外人控制铁路作为铁路建筑过程中的首要目标。培养中国工程师进行铁路勘测选线、修筑，不再依赖外国工程师，成为铁路自主化最为显性的目标。因为基础工业薄弱，同时又缺乏与机械制造与铁路交通发展之间的互动，造成中国铁路设备生产能力的萎缩。西方交通技术经历显著的累积过程，水到渠成，中国却因为外在压力与内在动力不足，造成铁路虽然成为体系，但难以形成自主性的技术体系和本土设备生产能力。随着列强对华铁路控制的弱化，政府政策导向就显得更加重要，但实际上政府在技术转移中的引导支撑作用在近代中国一直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政府要建立有利于技术转移后吸收、创新的制度环境建设，推动技术转移更顺利进行，才能使产业实现最终的自主创新。
摘自《学术界》2024年第12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