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义雄，中山大学历史系。
贸易扩展与中西文化交流新群体 明末清初，开辟中西交往之路的即为欧洲商船，天主教传教士随之而来。此后二百余年间，中西之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行并进。众所周知，18世纪初的“礼仪之争”使中西文化交流遭遇顿挫。不过，这种挫折并没有熄灭两种文明相互接触而产生的火花，无论是物质文明交流带来的异域情调和生活趣味，还是传教士居间引介的科学知识、文化经典、艺术风格和社会生活信息，都在东西方社会持续存在和流传。在欧洲，对中国文化的持续关注导致汉学研究的兴起。在中国，传入的西方文化也发挥着或隐或显的影响。当时，仍有西方传教士以各种理由长期居住在北京，甚至可以出入紫禁城。
19世纪初，中西文化交往因新生力量的异军突起而呈现新的格局，进入更加多元、更为生动活泼的阶段。这是因为自18世纪后期开始，在国际贸易加速全球化的潮流下，中西贸易，尤其是中英贸易进入迅速发展的阶段，为文化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基础。与这一背景相联系的是，这个时期中西交流以英美来华人士为主角。
欧洲对中国的长期兴趣（如风靡欧陆的“中国热”）对这两个英语国家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经济交往规模尚属有限的阶段，英美来华人士开展文化事业的内在动力和物质基础均较薄弱。但随着贸易额的持续上升，对华关系之文化维度的重要性日益彰显。这种重要性首先体现在语言沟通方面。自18世纪5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就试图选派人员学习汉语，但一直未获成功。到马戛尔尼使华时，寻找翻译人才尚属难事。但跟随他做“见习童子”的乔治·托马斯·斯当东却在途中开始学习中文，成年后进入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成为其时代最为精通汉语的人才，进而对中国法律、社会、文学、历史等产生多方面的研究兴趣，并长期对中英关系发挥影响。
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经营的庞大商业而言，仅有一个斯当东显然是不够的。第一位来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807年到中国，1809年年初就因其中文能力被聘为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中文翻译。马礼逊为该公司前后服务二十余年，他在中文语言服务方面提供的出色服务，对该公司来说可谓无可替代。他也协助商馆从事中文语言人才的培养工作，他所训练的学生中，包括后来先后担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英国驻香港总督的德庇时。实际上，马礼逊当初是由另外一位东印度公司译员曼宁介绍到商馆供职的。曼宁是一位出身于剑桥大学的独立学者，对中国研究具有浓厚兴趣，一度服务于东印度公司，他数次到中国考察，包括到拉萨探险，都与东印度公司的帮助分不开。1816年，阿美士德率领英国第二个赴华使团东来时，斯当东成为第一副使，而马礼逊、曼宁、德庇时以及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几位粗通汉语的成员都充当使团翻译的角色。
以在中国语言文字方面的造诣为基础，这些人对中国社会文化产生浓厚的研究兴趣。其中，马礼逊、斯当东和德庇时都在中西交流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在其他地区从事中西交流的人士，也有不少与东印度公司相关。马礼逊翻译《圣经》的合作者，另一位传教士米怜的活动也得到过东印度公司的资助。
在美国第一艘来华商船“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四十余年后，美国传教组织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最早的美国来华传教士裨治文和雅裨理，是在来华贸易的商人奥立芬等的推动下，由美国公理会和长老会的联合传教机构美部会派出的。此后，该会以及其他传教机构派出的来华传教士，多与奥立芬等商人的热心相助有关。鸦片战争前后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如伯驾、卫三畏、鲍留云、文惠廉、丁韪良等，其先后来华固然因宗教因素如“福音奋兴”运动等所致，但美国持续扩大的对华贸易亦为不可或缺的背景因素和物质条件。
美国没有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垄断机构，可以对文化交流进行具有集中显示度的支持，其是由个体商人对传教士等进行赞助。实际上，从19世纪早期开始，自称为“自由商人”的英国个体商人，又被称为“散商”或“港脚商”，也开始日渐壮大。1833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终结后，他们取而代之成为对华贸易主力。美国传教士络绎东来，渐成文化交流的主力。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西文化交流呈现了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合作局面。这种商人—传教士组合成为鸦片战争前后和五口通商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主导性力量。在中西交流史上发生显著影响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马礼逊教育会”“中国医务传道会”等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团体以及这些机构举办的教育事业、医疗事业、出版事业、中英文报刊等，都在各自领域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都是由这一组合创始并推进的集体事业。
鸦片战争后，英国宗教界恢复并扩大对华传教的热情，大批传教士前往中国通商口岸，也吸纳了英国商界的大部分赞助资金。同时，支撑美国传教士的则是在各口岸逐渐成长的美国商号。中西文化交流新群体依托贸易发展的基本格局和历史特点在晚清时期继续维持。
商业—政治逻辑与文化交流议程 语言沟通是国际交往中最基本的需求，而掌握异族语言的过程是唤起对其社会文化研究兴趣的过程。19世纪前期陆续问世的很多研究中国的英文作品就是这一过程的产物。但在学术性之外，这些作品有无特定的思想背景？另外，不少承载新知的中文作品也出自这些研究者之手。他们不惮繁难、不惜资金，刊刻其浅陋的中文作品，介绍遥远世界的信息，其内在动力为何？这些都是值得分析的问题。
随着前文所说贸易规模的持续升高，英美来华商业人士发现，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必须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多样，包括超出商业范围的政治与意识形态问题。在清政府看来，虽然与西方的贸易可以带来可观的收益，但在意识形态方面，这个贸易只能以“怀柔远人”的名义加以安置。这种诠释连接着一套约束“夷人”行为的规例或制度，来维持广州—澳门这一商业地带的秩序。但这套被称为“广州体制”的规例，却被西人视为排外体系，具有“侮辱性和压迫性”，因此他们在多方面表现出越来越抗拒的态度。1816年斯当东在作为副使前往北京时就坚持不行叩拜礼。在他看来，十多年的经商经验给他最大的教训就是，为了维护已经获得的商业利益，必须对抗清朝基于“夷夏”观念所形成的排外的制度、政策以及口岸官吏由此出发而加诸其身的各种规定和惯例，哪怕冒着出使失败的危险也在所不惜。
斯当东随着阿美士德使团离华，从此告别了中国。但他不惜一切代价抗拒清朝观念和制度的行事原则却保留在来华西人群体中。另外，后来占据主要地位的“自由商人”希望清朝放弃“排外政策”而向他们开放更多的贸易口岸；传教士们呼唤“中国开放”，也带有“自由传教”的宗教目的。这些后继者从多个方面挑战清朝观念和政策，方式之一就是通过中文著述，从文化层面来劝说中国人放弃那种在他们看来荒诞错谬的“夷夏”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制度体系。
1834年12月，来华美国传教士和英美商界头面人物，在广州成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称欲帮助中国走上知识进步和社会进步之路，接受基督教文明。这个学会不久后制订了一个具体的出版计划，列出24种待出书目。其中，史地类著作占据最显眼位置。该会中文秘书裨治文认为，清政府和朝野人士的排外态度，原因之一是其所具有的人类历史和世界地理的观念“非常混乱和不准确”，故当时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世界历史和地理书。鸦片战争前后，经这个组织推动、资助，以中文出版的相关作品包括《古今万国纲鉴》等著名作品以及后来在中国士人中也发生过直接影响的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些作品的作者均为传教士。在此之前，米怜已在马六甲刊行过最早的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及介绍世界地理的小册子《全地万国纪略》。此外，这一时期来华西人还以个人著述形式刊行了一系列其他中文作品，世界历史和地理知识也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潮流因此打上了以世界史地知识为主的时代烙印。当然，在这个潮流中出版的著作还涉及其他方面的内容。这些书籍和商人—传教士组合所创办的中文期刊所传播的知识对中国社会的客观影响，是史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
对西人而言，等待这些书刊发生实际影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来华英美商人，特别是财雄势大的英国散商，急迫地希望清朝马上对其门户洞开，以便最大限度地扩展贸易，赢得利润。这样，鸦片战争前约十年的时间内，论证对华武力强制乃至发动战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就成为这个组合最重要的现实议题。概而言之，商人—传教士组合围绕这一议题进行的工作，除了在政治上制造了对华战争舆论外，还在英语世界产生了如下文化后果：第一，建构了以清朝对西方商人进行“侮辱和迫害”为主轴的早期中西关系史；第二，将中国论证为“半文明”国家，并将中国历史纳入以基督教史观为中心的历史体系，形成论述中国历史和文明的框架；第三，在此基础上，形成观察、记述和认知近代中国历史演变的历史框架。在这几方面，都有大量著述面世。更为大量的，则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在此框架下出现的不胜枚举的关于晚清民国的作品。虽然没有“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这样的组织制订统一的计划，但从这种对中西文明进程进行的系统性建构趋势，也可以被看作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特征的另一种文化议程之产物。
在此过程中，从澳门和广州开始兴起的西文媒体，成为近代中西交流领域的独特景观。大部分报刊都是商业性的。商人群体创办它们的直接目的是为他们的贸易活动提供各种信息服务，但在近代中西关系历程中，它们不可避免地参与了中西思想、知识的交流和碰撞。19世纪前期发行的西文报刊中，与中西文化交流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中国丛报》。可以说，作为新一代文化交流促进者的西方商人—新教传教士组合，以他们所掌握的文化机构、学术团体、传播媒介、出版物为工具，以中国通商口岸和英美国内及其殖民地城市为网络，在19世纪前期推动了文化交流热潮。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贸易全球化潮流的影响，表明在那个年代，文化交流的趋势和商业—政治逻辑是相互结合的。
知识—制度流动与本土借鉴 在具体内容层面，文化交流带有天然的自发性，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内在规律，任何有意设定的议程都难以遮蔽这种规律的显现。因此，并非所有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活动都应在这种具有特定背景的功利性议程下进行认识。
显而易见，马礼逊等人在中国语言文字方面的造诣，就远远超出了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和英美散商的商业活动所需要的语言服务水平。在马礼逊的《华英词典》之外，19世纪前期还陆续出现了数十种汉语与其他语种的双语词典。这些词典无疑是在明清之际来华西方人士长时期积累的基础上编纂的，前人筚路蓝缕的开创性贡献不可忽视。但短短数十年间，在华南沿海地带刊行的语言词典，不仅在数量和语种种类上远远超出既往数个世纪的编纂成果，单种词典在内容上也愈益详备，其释义的丰富性和准确性，均非以往时代的类似作品可比。这些词典以及多种早期中国语法研究著作，不仅使世界各国与中国的文化接触在那个时代成为可能，其价值还在于，它们如同档案文献，记录了那个时代跨国、跨文化交往的历史特征。而方言类双语词典，还保留了区域社会文化史的独特信息。从迄今为止研究的状况来看，它们在文化交流史上的价值仍有发掘的广阔空间。
特定时期的商业—政治逻辑也难以圈定文化活动的长期趋势。一方面，19世纪前期的中西文化研究和传播作品，很多都越出了以上所述的意识形态范围，在客观上具有明显的知识流动意义。尽管新一代中国研究者声称要颠覆19世纪前天主教传教士的研究成果，实际上他们却不能不依赖后者所开拓的路径，前人的成果在他们自己的作品里继续传承。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不少作品也有着各自的影响力，为西人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提供了基本知识。其中，德庇时的《中国人》被翻译成法文，介绍给汉学传统深厚的法国学界。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一直热销，多次再版，到20世纪初，由他的儿子卫斐烈将其中关于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的内容单独整理为《中国史》一书出版。天主教传教士长期致力中国经典翻译，这一传统也由新教传教士加以继承发扬，有多种儒家经典和其他各类书籍被翻译为英文。其中最为大家熟知的是英国传教士理雅各所做的中国经典英译。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从事中国历史文化撰述的不仅有来华西人，还有不少生活在英美本土的作者。有些人对在华商人—传教士组合所主张的颠覆既往关于中国知识系统的观点并不赞同。这个时期还有大量关于中国的通俗性读物在英美出版，为我们观察相关知识在基层社会的流动提供了很好的样本。总体来看，19世纪以降，英语世界中国研究的发展堪称迅速，渐与以欧陆为中心的汉学研究比肩共进。
文化交流史上还应得到重视的一个问题是外国文化和知识如何进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在欧美各地和中国通商口岸之间流动，且流传下来的大量各种类型的文献和实物，均可供当今研究者发掘和阐释。
19世纪前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出现了新文化形态的移植。这里的新文化形态是指在既往常见的各种商品、书籍、艺术作品等物质形态成果以及语言、风俗、生活情调等体现的非物质形态成果外，介于二者之间以机构和制度形式呈现的交流成果。具体而言，就是在鸦片战争前后开始陆续出现于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的新式学校、西式医院、学术社团和传播媒介。它们都是集体性组织，须在特定制度体系下运行方能显示其实际效用。这些机构由上述英美商人—传教士这种跨行业组合的力量共同成立，将英美社会对此类机构的组织、运作方式，首先在中国通商口岸进行了移植。这些因贸易扩展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文化形态，在各方面导致了近代中国社会变动，已成学术界长盛不衰的研究课题，相关研究近年更得到持续的推进。
发生于通商口岸的中西文化交流，不可避免地引起中国本土力量的反应。纵观近代（尤其是晚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人们常会觉得，双向的“中西交流”主要由来华英美人士承担，在其中鲜见中国人的身影。这与明清之际有相当多的士大夫乃至达官贵人加入中西交流行列的情况相异。不过，在挖掘中国人在19世纪中西交流中的角色方面，中外学界正不断取得成果，显示这个阶段中西贸易的扩展也导致了中国本土的回应。如中西贸易活动造就了一批提供语言服务的本土人士。如早期的通事、买办等职业人群。这种有缺陷、不规范的语言，难以满足不断发展的中西贸易对高级外语人才的需求，这就导致陆续有中国人从广东等地前往英美求学，他们后来都在通商口岸发挥作用。此外，还有很多形态不一的有关作品也在这一时期问世。至于口岸地区民众生活受外来影响而发生的变化，则是贸易扩展在另一个层面上导致的文化景象。
19世纪前期，在早期全球化浪潮中迅速发展的中西贸易，直接导致中西文化交往不断走向深入和多元化。贸易不仅为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也在相当大程度上为文化交流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然而，文化交流有自身的规律，可使不同文明的交往超越狭窄的经济和政治层面，在更长久的时间和更广阔的层面塑造不同区域人们的生活形态。
摘自《世界历史》2024年第6期，原文约1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