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魏晋士族以对乡里社会的控制为其权力基础。两晋之际南渡的侨姓高门丧失了乡里基础，以建康等都邑为聚居地。南方乡里的寒人地主，借元嘉二十七年确定士族身份的七条准则的颁行，通过伪冒世系的方式自列于“寒微士人”。“寒微士人”为士族的最底层，以流外官起家，具有升任流内卑官的资格。新兴的“寒微士人”为了在文化上向高门士族看齐，也为了在政治上寻求仕宦机会，离开乡里，汇聚到京邑建康。齐梁易代后，聚集到京邑之数量庞大的“寒微士人”成为萧梁王朝须解决的社会问题。梁武帝以入学的方式将汇聚于建康的士人吸纳到体制内，并给予他们入仕的通道“。寒微士人”的做派与高门士族的素退之风有别，他们以积极交游求谒的方式求取入仕机会，并借助舆论力量影响选举。然而，建康朝廷尚未完成对“寒微士人”的政治吸纳，便在侯景之乱中崩溃。聚集于京邑的寒士，成了江左王朝政治动荡的殉葬品。
【关键词】“寒微士人”;乡里;京邑;社会流动
宋、齐寒人“伪状巧籍”与士人汇聚京邑建康 梁武帝天监中，沈约上疏陈述了汉晋南朝士人在京师与乡里之间的流动情况。沈约认为汉代的士人如果不是出仕，不会到达京师。他们在乡里社会中接受教育，从乡、县佐吏升至郡、州掾属，再通过察举制度入仕。优秀者为公府辟为掾属，迁为郡太守、州刺史，再回朝廷任九卿、三公。待他们从公卿牧守职位上离任后，也是返回乡里居住。汉代士人以乡里为根本，无论是入仕前的学习、吏任、生活，还是离任后的归宿，都在乡里社会，而非京师。沈约认为萧梁时代的情况不同，士人都愿意聚集到京邑，留在故乡者多是受到自身能力与身份的限制。沈约认为当时聚集到京邑建康的士人人数“略以万计”，这些人的目的在于求取官职。
天监为梁武帝的第一个年号，沈约死于天监十二年（513年）。沈约上疏所言士人聚集于建康是萧梁建国初期的情况。其实沈约所言的情况，梁武帝是十分清楚的，他在南齐中兴二年（502年）曾上表言及当时士人的成分复杂与士风的浇竞。
从制度身份来看，士族是九品中正制的产物。南朝士族与寒人之间明确的法律身份差别，缘于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所定的七条准则。居官在七条规定之上者能够荫护祖父以下的三族获得免役的特权。
元嘉二十七年是北魏入侵刘宋之年，在战场形势极为严峻的关头，尚书左仆射何尚之提出建议，充分动员人力与物力。同时，出于对士族传统利益的维护，何尚之又建议州居职从事，北徐兖为皇弟皇子从事、庶姓主簿、诸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以上相府舍的官吏，及其父祖伯叔兄弟，不在征发之列。唐长孺认为所规定诸官是由“寒微士人”出任的流内卑官和流外官。在梁陈制度中，“寒微士人”为士族的最底层，所任为流外七班，以此为起点方可升入流内第一班。唐长孺认为元嘉二十七年何尚之的提议实际上已经以流内卑官和流外官为士庶之间的分界，“寒微士人”是制度身份上最接近于寒人的士族，但他们仍然是士族而非寒人。元嘉二十七年所规定的诸官是“寒微士人”所任，它们成为最起码的士族标识。一旦士族的明确标准得以确立，“冒袭良家”便有了具体的操作空间。尤其是以州居职从事为判断士族的标准，更是为地方社会的寒人地主与商人开辟了更加便捷的通道。《南史·王僧孺传》记载了沈约在担任萧梁尚书令时的论议。
沈约认为元嘉二十七年的七条征发，促成“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局面的出现。“伪状巧籍”的方式是增加或改换籍注，即改窜户籍上有关祖、父官爵的记载，以使自己符合免役的规定，由此获得士族的特权。沈约认为宋、齐王朝的校籍不但没有区分出士族与“伪状巧籍”者，反而通过新的定籍而使“冒袭良家”者的“冠族”身份得到确立。宋、齐王朝所进行的多次检籍，唐长孺认为始于刘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此后，宋明帝泰始三年至后废帝元徽四年间（467—476）也曾多次检籍。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造籍后，南齐朝廷在建元二年至永明八年间（480—490）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检籍，中间还曾激起永明三年（485年）的唐寓之之乱，最终齐武帝决定恢复刘宋籍注。正因宋、齐王朝没能通过检籍的方式筛除“伪状巧籍”者，故而才有萧梁时沈约有关“士庶不分”的论议。
宋、齐检籍的失败，等于承认了寒人地主与商人通过“伪状巧籍”所获得的士族身份，这使得士族群体，尤其是“寒微士人”群体得以扩大。寒人地主与商人伪冒士族后，除了获得复除的经济特权，还试图获得入仕的政治特权。在州郡范围内，掾属的职位被当地士族所占据。新获士族身份的“寒微士人”转而向京邑建康发展，寻求入仕机会。沈约上疏所言聚集到建康的“略以万计”的士人，大部分即为这些人。由于“寒微士人”中有不少是“伪状巧籍”而来，故而他们的入仕方式也不会像旧士族那样通过赢取名望，而是以积极交游求谒的方式求取入仕机会。“略以万计”的“寒微士人”涌入建康，使得建康士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故而萧衍中兴二年（502年）的上表言“驱迫廉■，奖成浇竞”。
宋、齐寒人的文化面貌及其士族认同 关于乡里社会中“寒微士人”的教育情况，《梁书·儒林传》中有叙述。《梁书》将宋、齐时期的教育分为朝廷与乡里两个层面，认为朝廷设置官学主要目的在于建立完备的制度，故而有时开设，有时不开设，延续时间不到十年。乡里社会则很少有人办学，后生士子即便有经书也缺乏教员讲习，以至于文化面貌“孤陋”。宋、齐之际通过“伪状巧籍”而成为士人的寒人，除了满足于免役特权而不求仕进者之外，即沈约所言之“其有守土不迁，非直愚贱”，凡求入仕，皆须完成文化面貌的转变，以迎合士族的选官标准。他们在乡里社会均会面临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无论是求学名师，还是博取名声，都需要得到高门士族或名士的赏识与提携，这是士风“廉■”“浇竞”的缘由所在。
宋、齐时期士族的文化风尚是文学。谢灵运成为刘宋士风的引领者，从京师建康发端而遍及士庶。《宋书·宗悫传》记载侨居荆州的南阳宗氏对士风的追从。南阳宗氏尚且如此，宋、齐之际通过“伪状巧籍”而自列于士族的寒人更须追从士族文化。对于寒人及“寒微士人”追随士族文化的原因及其多重表现，王夫之曾有精辟地概述。
九品中正制下，选举由门地二品的中正负责，他们是以士族的文化标准论人，倘若不符合这一标准，便难以进入九品序列，既无法授官，也不容于士林。故而不去迎合士族文化之人，会“颓然自放”。聪慧之人则“旁出歧趋”以求获得超出自己本分的福泽。士族崇尚远离实务的士风，具有“明辨之智”“干理之才”者反而因此获得政治进取的机会。王夫之敏锐地看到了寒人无论是迎合士族文化，还是以才干“旁出歧趋”，他们的真正目的都在于“喻利”。
萧梁吸纳寒士的政策及京邑寒士的历史命运 南齐中兴二年萧衍上表与天监中沈约上疏表明，萧梁建国之初执政的君臣均意识到汇聚到京邑建康“略以万计”的“寒微士人”业已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梁武帝于天监四年（505年）开设五个学馆，以入学的方式将汇聚于建康的士人吸纳到体制内，并给予他们入仕的通道。
对于五馆生的身份，《隋书·百官志上》有明确记载。梁武帝所立的五馆仍然以士族为招生对象，但已经由“官品第五以上”的士族转向流内卑官和流外官的“寒门”。梁武帝招收五馆生不仅“给其饩廪”，而且还“不限人数”，可知这一政策是为了解决“寒门”士子的出路问题。天监五年五月，梁武帝“置集雅馆以招远学”。所谓“远学”，当指京邑以外的士人。无论是设置与五经博士相对应的五馆，还是设置招远学的集雅馆，这些政策都旨在将汇聚于京邑的士人吸收到体制内，并进行文化教育。除了在建康设置学馆吸纳汇聚京邑的游士，梁武帝还“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解决《梁书·儒林传》所言乡里教育资源缺乏的问题。
梁武帝将立学视作增强“寒微士人”王朝认同的手段。天监七年春，梁武帝下诏，明确“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将开展学校教育视作“镕范贵游，纳诸轨度”的重要举措。据《梁书·儒林传》，天监七年诏书得到了切实执行。
梁武帝很清楚“寒微士人”汇聚京邑的目的在于求取入仕的机会。兴办学校“给其饩廪”，固然可以为游士提供体制依托与生活保障，但这不是他们最终的需求。故而在设置学校时，梁武帝为馆生留下了学而优则仕的途径。天监八年五月壬午，梁武帝下诏，明确指出了“学以从政”“禄在其中”，寒士具有由学馆射策的入仕途径。
天监七年梁武帝进行了官制改革，与官制改革相伴的是扩大门阀阶层的改革，设立学校为聚集京邑的寒士开通入仕途径，正是扩大门阀阶层改革的重要一环。按《梁书·儒林传》所述，这一政策推行的十数年间，有更多的“寒微士人”来到建康。到了梁武帝统治后期，京邑的讲学活动常有数千人、万人的规模。考虑到梁武帝的皇帝身份及当时佛教的普信程度，万余人中当有不少是聚集京邑的寒士。梁武帝的政策不仅没有让这些寒士返乡，反而吸引更多的士人来到建康。士族群体的扩大与有限的政治资源之间形成了紧张关系，使汇聚京邑的寒士成长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寒士的力量首先表现在舆论领域，萧梁主管选举的吏部尚书及吏部郎多被舆论所议论。萧梁建立后，任昉两度为吏部郎中，参掌大选。
天监十年正月至十五年六月（511—516），南齐宰相王俭之子王暕任吏部尚书，被评价为“刻薄”，原因在于他不能给予寒士以关照。舆论认为这是缘于王暕持有高门士族立场，缺乏对寒士处境的体认。中大通五年（533年），齐高帝之孙萧子显“选吏部尚书”。萧子显担任吏部尚书，与“九流宾客”均无所交流，遭到士族的普遍忌恨。
与王暕不同，同出琅邪王氏的王泰掌吏部郎事却“天下称平”。按梁制，除尚书五都令史为流内二班外，中书、门下、尚书诸省令史多为流外三品蕴位、三品勋位，为“寒微士人”任职。“令史以下”则是寒人所任。这些职位竞争激烈，求职者多所请托。王泰掌吏部郎事，凭其高门士族身份可以无视贵贱各种人等的请托，任命率先符合条件者。这保证了缺乏门路的寒士的利益，故而被他们所称誉。从任昉、王暕、萧子显、王泰等掌管选举时所获的不同评价，可知当时的舆论是希望掌选者能够对寒士待之以礼、给予关照，并期盼他们秉持公正、拒绝请托。这些舆论的主体显然是汇聚到京邑请托无门的寒士，他们力图通过舆论的力量为自己营造公平的入仕环境。
太清二年（548年）侯景之乱爆发，汇聚在建康的“略以万计”的“寒微士人”成为萧梁王朝的殉葬品。死者中当有不少是聚集于京邑的求仕寒士，他们未必能够争取到可与高门士族相比的政治利益，却与其一同承受了亡国之痛。“衣冠殄尽”是“寒微士人”与高门士族共同的历史命运。
魏晋士族的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势，根源于其对乡村的广泛控制。这一情况在两晋之际出现了变化。南下的侨姓士族以建康等都邑为聚居地，同时又各自凭借官位获取田业私产，原本乡村社会中的宗族、乡里关系已难维系。而在南方乡村中广泛存在的寒人地主，则借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确定士族身份七条准则的颁行，通过伪冒世系的方式自列于士族。居官在七条规定之上者能够荫护祖父以下的三族获得免役的特权。刘宋孝武帝大明五年至南齐武帝永明八年（461—490），建康朝廷多次检籍均遭失败，“伪状巧籍”者获得了“寒微士人”的身份。“寒微士人”为士族的最底层，虽以流外官起家，却具有升任流内卑官的资格。
在门阀社会规则及九品中正制下，具备士族教养是入仕起家的必要条件。新兴的“寒微士人”子弟为了在文化上向高门士族看齐，也为了在政治上寻求仕宦机会，基本上都离开乡里，汇聚到京邑建康。
齐梁易代后，聚集到京邑之数量庞大的“寒微士人”成为萧梁王朝须解决的社会问题。梁武帝以入学的方式将其吸纳到体制内，并给予入仕通道。天监四年（505年）所设五个学馆的性质比拟国子学，招生对象由“官品第五以上”的士族转向流内卑官和流外官的“寒门”，不仅“给其饩廪”，而且还“不限人数”。天监五年五月，梁武帝“置集雅馆以招远学”。此外，梁武帝“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解决地方社会教育资源缺乏的问题。天监八年五月梁武帝下壬午诏书，明确了寒士具有由学馆射策的入仕途径。
梁武帝的政策吸引了更多的士人来建康争夺有限的政治资源。他们以积极交游求谒的方式入仕机会，与高门士族形成巨大差异。汇聚京邑的寒士成为一支重要的在野的政治力量，他们试图借助舆论影响选举。然而，“寒微士人”的求仕与萧梁的政治吸纳之间的矛盾尚未消除，建康朝廷便在侯景之乱中崩溃。聚集于此的寒士，成为王朝的殉葬品。
摘自《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5年第1期，原文约2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