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建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摘要】清流议政是传统士大夫政治的重要脉络与学术议题。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作为枢府权力重心所在，整合了具有清流底色的士人，与北洋朋党抗争。丁未政潮前后言路参与政治的一系列事件并非偶然，清浊之争是一条重要线索，既有成案尚有重新解读的空间。瞿鸿禨遭罢免的内在因由尚可再审，所言授意言官与暗通报馆，实难定论的两项指控，深层指向为朝野内外的士议，清流口诛笔伐的结党反而成为瞿出枢最为关键的要素。清流浊化影响了清末政治生态，折射出鼎革前后士人面对变局的抉择与命运轨迹，时势赓衍与此不无关系，光宣朝政以清流始以清流终。
【关键词】清流;朋党;瞿鸿禨;北洋集团
清议众望：瞿鸿禨的崛起与人脉 瞿鸿禨起于词曹，庚子后官符辗转入枢垣重地，在清末新政变革之际，以个人清望凝聚清流，借助清议营造声势与舆论。起于翰林、科道与部曹的言路中人品秩不高，与富有声誉的社会名流阐释义理与国运，为仕途奔走权门，清议众望的军机协揆府邸为一大门户。在日益变化的政局中，瞿鸿禨渐为士人交际网络的中心，形成一股影响政治与舆论不可忽视的势力。
瞿鸿禨，湖南善化人，同治九年（1870年）中乡试，次年联捷成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经军机大臣李鸿藻引介，让瞿鸿禨在人才辐辏的翰林院诸公中脱颖而出，屡受恩遇。此后担任河南、四川、浙江、江苏四省学政，典试福建，都是翰林院清贫之地难得的优差。与北洋集团成员多任职地方要角的经历不同，瞿鸿禨并未担任过督抚，他的基层行政经历是典试各地，也因此桃李遍布天下，培植亲信势力的优势也恰在此。
瞿鸿禨门生并非全部参政，未参政的也并未远离政治，时常向座师建言，将自身思想学理转化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议。浙籍士子汤寿潜即是其中一位。瞿鸿禨任江浙学政，得到了科举取士重地、财富之区江南士人的认同，提升了士林清望。庚子后瞿鸿禨以儒臣骤登政地，与其文字才华有着莫大关系。掌握了笔杆子为瞿任职枢臣扩展权力开拓了空间，由此其得以在新旧体制变革规章条例上大做文章。
枢垣权势转移，瞿鸿禨由卷帘军机渐成秉笔枢垣的汉人军机代表，以名望为号召，与言官和名士这些继承了清流衣钵的群体联结，于朝政多有呼应。官制改革作为预备立宪的先导，关涉政体改制与权力分配，清议诸公集体奏陈发难，种种表现显然不是仅仅出于公议。内廷布局的同时，瞿鸿禨也有意拉拢地方实力派，张之洞与岑春煊都是其重要的援引对象。虽不能说他们因都是清流而结合在一起，但曾经的清流底色或敢于直言的特征，在北洋朋党势起之时，更容易引起共鸣。瞿鸿禨与张之洞暗中探讨时局，政务的交流掺杂着针对北洋一系的敏感话题。张之洞上书驳斥北洋主导的官制改革方案，时人以清流和洋务（浊流）来划分袁、张分歧，两派久相水火，源流至长，大体勾勒出以读书人为主体的清流与办洋务的浊流斗争渊源脉络。清浊之争的理路延伸至张、袁入枢。
以敢言著称的权势疆臣岑春煊丁未年入京弹劾北洋，亦有迹象表明为瞿鸿禨援引，在外省督抚与京官看来，瞿、岑里应外合，被认定为内应与外援，清君侧意图十分明显。
“清君侧”：清流奏章频发的内在理路 清末新政试图对既存政治秩序做出全方位的变革，由此引发持续争论，进而由改革政策之争演变为权力之争，久在中枢、声望渐起的瞿鸿禨与势力日益扩张的北洋日渐疏离。庙堂内外具有清流底色的权势逐渐向瞿靠拢，当然这一进程离不开协揆的有意拉拢，于政治实践已显示出诸多端倪。丁未政潮前后，朝野内外官员看似围绕官制改革与新政的建言献策，然一系列政治事件实则有所针对，清流的奏章与运作仍可再作阐释。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袁世凯主导谋划的官制改革方案，拟撤销都察院，改为集议院，波及清流主体言官的前途命运。言官抗争随之而来，名为探讨改革的奏章，实是不满权臣插手新政。清流集结出于瞿鸿禨暗中驱动，次年终演变为更为激烈的丁未政潮。
京城动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冬，湖广总督张之洞得力幕僚梁鼎芬入京陛见。梁以清流议政，劾通商大臣崇厚误国，劾李鸿章六大可杀罪状为世人知。进京之前即向友人透露，此次觐见一定弥补庚子年间的遗憾，所谈涉及朝政各层面，得瞿鸿禨之勖助。梁鼎芬弹劾北洋系受到当政者夸赞，也燃起了清流倾倒朋党的热情，随后两广总督岑春煊、言官赵启霖继起对庆亲王与北洋系发难，引发更为激烈的政争。丁未年前后清流频繁弹劾终触动慈禧，对奕劻大加苛责。政争日益白热化。
接连得势的岑春煊又参劾了北洋集团成员朱宝奎、唐绍仪、周馥众人，言官磨刀霍霍再次发难。御史赵启霖上书弹劾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夤缘亲贵，将矛头又一次对准庆王府，结果庆亲王之子、农工商大臣载振去职，奕劻亦上奏请辞以便回旋。北洋诸人将岑春煊与言路视为共谋者。
北洋朋党揣度言路与具有清流本色的朝臣联手并非没有根据。这一系列的事件与瞿鸿禨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连环出手未能撼动北洋一系，却以诬告反坐，赵启霖遭革职。
奉法循理背后：恽毓鼎劾瞿鸿禨奏折再审 清流接连发难，北洋集团自然不能坐以待毙，反击随之而来。所采取的手段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运动言官弹劾清流领袖瞿鸿禨，侍读学士恽毓鼎被选中。
行走宦途的恽毓鼎一度以敢言著称，疏陈朝中各事，不过频频上奏却未能获得青睐，看来未得撰写奏陈的要领。对比同样出身翰林已官至中枢的瞿鸿禨，恽毓鼎检讨自身窘状不免嫉恨落寞，曾就瞿的仕途轨迹有所议论。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四日，恽毓鼎当值。当天的起居注未记载大事要事，不过恽应是探听到敏感的消息。恽毓鼎据探得密信连夜起草奏章。折上瞿鸿禨被开缺回籍，这是恽毓鼎始料未及的。时人认为，恽毓鼎反噬的弹章“由庆邸交下，系杨士琦代拟”。杨士琦是作文高手，但反观恽氏弹章，多为含糊的风闻之词，用词亦不如此时段言官弹劾奕劻与北洋的奏章凌厉，罗列六点“罪行”：暗通消息、授意言官、窃权而为之主、阴结外援、分布党羽、保守禄位。暗通消息与授意言官指的是瞿军机与京报馆主事和言官往来，未举实证。“言之凿凿”的“阴结外援，分布党羽，为保守禄位之计”亦无详证。唯有“窃权而为之主”列举了余肇康、朱启钤、张百熙三人，前两人品级不高，张身居高位已去世。孰料一封举证不清的皮相之奏却打动了慈禧太后。折上次日，上谕下发，对恽毓鼎弹章所列六罪均有提及，其中暗通报馆、窃权结党与恽折用词不同，属于新表述。暗通报馆指的是恽折中的“暗通消息”，无太多歧义。“姑免深究”的窃权结党则内含深意，“结党”一语非恽折述及，但此条与“保守禄位”不在深究之列。林绍年不满不经查办即定案。据此，清廷下发第二道谕旨。经两道上谕层层剥减，需调查的仅剩暗通报馆与授意言官。
孙家鼐与铁良负责此案，处于当政者与枢垣两姑之间，难以为妇，尤为肯綮的是暗通报馆、授意言官两罪实难定论，实际是开缺者开缺、革职者革职，如查有其事已足蔽辜，查无其事亦岂能开复？查办大臣孙家鼐召对时索要原折，台谏弹章少有不交折查者。但此案已成定数，奏折无关紧要，如何回奏令当政者满意，才是两位官场老手最为关心的问题。据称鹿传霖曾向孙、铁面授机宜，结果调查仅用十天即草草了案。
结案奏章通篇采用了诸多非确定性用语，这是官僚的圆滑与推诿，同样也是君臣之间的默契。折上当日上谕下发，“奉旨知道了”。据此形成的官方定论自然不能令人信服。暗通报馆与授意言官虽难以查实，却反映了时人对于庙堂之上的言官与庙堂之外以报馆为主导的清议的认知。
暗通报馆为触怒慈禧太后逆鳞的重要因由，张之洞在京坐探认定瞿鸿禨去逐与暗通报馆有直接关联。恽毓鼎奏折提及京报馆主事，并未明确指向何人，此折尚有附片，此片散佚，孙家鼐与铁良回奏也指证了瞿鸿禨门下士。
汪康年以报人身份引导舆论，代表了晚清名士参与政治的面相，实为瞿鸿禨阵营横议政治、鼓荡人心的重要应援。在时人看来，汪康年所办之《京报》即瞿门机关报，与庆王府掌控的《北京日报》多次舌战。对此，袁世凯早有察觉。
引起当政者反感的不仅是来自报界的士议，言官居于庙堂之上，官制改革以来接连不断的议政，被认为是瞿鸿禨暗中怂恿。再审此案，授意言官、暗通报馆致军机协揆瞿鸿禨去职，看似冠冕堂皇无从查证的理由，此中蕴含的深意则是当政者对庚子之后士林于新政改革喧嚣的不满，其中言官代表了庙堂之上的言路，报馆则是庙堂之下的士议，可谓两类最具清议色彩的群体。
窃权结党与清流浊化 恽毓鼎发难弹劾瞿鸿禨，辅政多年的中枢协揆骤然落马，给后人留下诸多的解释空间。其中不乏满汉畛域的探讨。亦有新旧之争的说法，认为瞿鸿禨对内政外交持“消极主义”，对于改革不尽上心。派系斗争失利也是一种说辞，包括行在派与在京派之争、清廉与浊流的斗争。揆诸史实，恰恰是清流笔伐的“结党”成为瞿鸿禨失宠的根源所在。
由朝臣结党造成的政局混乱，促使慈禧太后考虑中枢人员的调整，这在她与张之洞的对谈中有所流露。显然在当政者视角，朝局杌陧与军机首揆、协揆领衔的权臣相诤脱不了干系，枢垣重臣更替自在考虑之列。但慈禧太后何以“最恶清流”。原因可能在于北洋处理棘手的外交事务更有手段，得到英人的支持，从而在政争中占据上风。北洋胜出同样是晚清内轻外重格局的反映。迁延日久的内战，兵权与财权流向地方，行省政事悉归督抚，疆臣不时调教中央。御史邓承修曾感叹疆臣与部臣的权势失衡，御史接连弹劾北洋未果，恽毓鼎一封奏疏让瞿鸿禨放逐归里似可理解。
此外，清流浊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清流结党攻击异己本身就是浊化的表征。瞿鸿禨于朝野内外的形象是正人君子、清正大臣，品行文章皆为士大夫楷模，不过光鲜外表后还有另外一类面相。瞿鸿禨不满官制改革方案，但并不是据理力争，先是运动御史弹劾造势，后单独上说帖力驳，与前后清流的不惜名节直言敢谏形象大有不同。结局自然是朝臣不满瞿之阴鸷，同僚不能开心见诚，嫌隙日增，无疑影响了当政者的最终人事决策。
清末不爱富贵、爱惜名节、知晓治体的真御史（辜鸿铭语）越来越少，走向浊化之路的清流越来越多，清流浊化成为一种趋势，这与当政者的用人之策有很大的关联。慈禧太后善于利用平衡之术，有意培植不同的势力互相制衡。由此造成的后果则是难以形成推行新政的领导核心，政策不免多变。朝中由此衍生出多个门户。清流原本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但清末推行官制改革，一些边缘衙门面临裁撤，都察院、翰林院的改制也在讨论之中，京官的前途命运未卜，人不自安。日益动荡的政局，清流自危，按捺不住，奔走权门，走向浊化之途，恽毓鼎就是典型。
恽毓鼎本是一位清廉的言官，众人奔向北洋之时曾感叹，立志不能忘了读书人的初心。他曾向前辈瞿鸿禨表达对士子轻浮的不屑。读书人不忘初心谈何容易，恽毓鼎也未能坚持本心，以清议为依托走上了一条干谒权贵、攫取名利的清流浊化之路。恽毓鼎弹劾瞿鸿禨是一案例，此后又参岑春煊，已被证实正是出于北洋授意，当时索米弹章不在少数。清流因此多受外界訾议。言路群体形象与品信亦趋没落。新政变革引发的裁官裁员造成的恐慌，影响着士人的政治抉择，恽毓鼎弹劾瞿鸿禨并非个案，清流浊化的现象在清末屡见不鲜，映射出鼎革前后士大夫政治参与的趋势与特质。清流以儒家义理争是非，政治参与兼具传统士人的文化象征意义。以科举为进身之阶的士大夫遍布整个官僚体系，熟稔中国传统政教根本与治道精华，全国才智总汇，议论时政上可耸动君王，下引全国士子为其声援，在舆论推动下具有极大潜力。令人唏嘘的是清末清流议政与前期大不相同，不在于义理之争，更多出于利益之争。清流渐趋浊化，官场风貌大变，政治生态日益恶化。面对现有权力班底的长期冲突对立，当政者继而调整用人之策，重用满人势力，满汉平衡的既定结构受到冲击，从而奠定了清末最后几年的政治格局，晚清政府的政治权威合法性伴随满汉冲突的加剧愈发受到挑战。丁未政潮各方搏击正酣，随着瞿鸿禨、岑春煊等或贬或斥，言路结舌，清流几尽，清政乱亡与此不无关系。
摘自《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6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