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川，马正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读经”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重要地位，并深刻影响了东亚文化圈，却在近代受到全方位质疑且数度跌入谷底。清末民国社会各界围绕是否“读经”产生了三次大范围论争。三次论争，均与中外政局密切相关，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的第三次论争，相较前两次论争，已是“读经”退出政治、教育制度层面，逐渐从民众社会生活层面淡化阶段。此时，研读儒家经籍渐趋进入“经学史”时代，向具有现代意义的史学、哲学、文学分化，回到学术本身，成为“专家之学”这一最终归途。此次“读经”与否的论争，使得各界对“经”之认识与以往的打破阶层壁垒、经世致用期待进一步拉开距离，是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思想革新及社会生产力逐渐变革的潜在标志，亦为中西对话背景下的重要论域之一。
【关键词】20世纪30年代;制度性“读经”;史学;专家之学
“经学”与近代“读经”论争之产生 “经”者，字圣许慎注以“织也”，编织品的纵线，由此可见“经”字的起源。后具有典籍之意，并代指其他学说、宗教的最根本元典，最终发展为汉字中儒家典籍的专用名词。随着先秦“百家争鸣”时代的到来，儒家、墨家、名家、兵家、纵横家等各流派的典籍被各自尊为“经典”，进入“群经时代”，“经”字初步和各流派的典籍有了关系，各流派平等共享“经”这一崇高名声。
在西汉“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下，汉武帝纳董仲舒之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从先秦诸多流派中脱颖而出，获得政治层面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一家独大，成为巩固统治、维护疆域统一的官方意识形态，“经”也逐渐从代表先秦各流派典籍的共用名词而变得专门。儒家经籍的范围并非一蹴而就，历朝因政治需要大多进行过官方“钦定”和扩张，从汉代“五经”到宋代后最终定型为“十三经”。因此可以称之为“经”的儒家经籍是经过孔孟真传，又获得政权认定“合法”的儒家典籍。由此而言，全部的先秦儒家典籍并非均可冠以“经”之名，儒家之“经”广义而言，即为儒家“十三经”。此归纳是对儒家经籍在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中所发挥作用的高度概括。
经学诞生的学术原因，在于阐释这一学派代表性人物的微言大义，发挥专门学问的功能。在经学发展历程中，逐渐增加了延续、诠释历代中央政府“道统”的功能。阐释王朝的合法性，在传统中国所发挥的作用无可替代。由于学术与政治、学界与政界的相互联结、相互助力，儒家经学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因此，解决坚守传统还是创新发展这一困扰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核心问题时，必须把问题放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去研究。康、梁主导的“戊戌变法”实际也是从政治层面入手，而非纯粹作为思想家的康、梁。这一论断也是对“经学”在中国传统政治层面所发挥的无可替代作用的肯定。
无论是汉代设立“五经博士”，及至隋唐科举制的诞生，儒家经典联通了政权和天下“读经”士人；抑或宋明理学之大盛，朱熹四书学之推崇，陆王心学之发端；乾嘉考据及“八股文”之造极，无一不是政治和学术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有时政治对学术与社会思潮发展的作用更加明显。儒家经学传承自孔、孟、董、朱之学，本身就是不断发展的学问，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学问，是为适应具体时代命题的哲学。反过来，每一时代之哲学又深刻影响当时经济社会之发展。“经学”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对衍变的孔孟之学的时代阐述和理论产出。
随着集权的强化，专制对于文化的钳制在清代登峰造极，虽然官方推崇理学，但民间则以乾嘉考据为盛。近代以降，经学在理论层面无法提供有效解决日趋严峻的国内外新问题的理论支撑，无法对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冲击进行有效应对，无法产出新的有效理论可以指导新旧问题交织社会背景下的社会发展。在此背景下，儒家经学赖以延续的基本活动“读经”也受到多方面的质疑。
梳理经学的近代发展历程可见，清后期以降，随着国门洞开，中国进入剧烈动荡的历史阶段，当时经学的传统地位尚未发生根本动摇，经学的形式亦未发生大的变化。
经学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时段内受到政治加持，成为超越学问本身而影响思想潮流的主导力量，政权的倾覆往往有经学思潮变化的痕迹，这在晚清亦有体现。民初新旧之间的争斗异常激烈。科举制的废止，是“读经”这一弘扬、传承儒家经籍和支撑经学主导主流社会层面的“古今之长道”废止的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则在于“经学”和儒家的理论产出无法解决近代以来中国所面对的外敌入侵、生产力变革、中西思想碰撞产生的新问题，造成事实上理论和实践的严重脱节。
在此背景下，“经”在观念上又逐渐重新回归历史上代表儒、墨、名、兵等多个流派、多个领域的经典作品的统称地位上，而非专指儒家经籍。清末在张之洞等理学重臣的支持下开始仿照欧美、日本学制改革，施行“分科大学”，经学科大学即为计划之一。然而设立经学科大学终归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变化，走入了历史的角落。至此，经学的地位一降再降，国人也逐渐“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不变之常“经”抑或“专家之学” 不变之常“经”的地位受到质疑而动摇，科举废止，作为传统士人以经学实现入仕和“修齐治平”追求的底层逻辑“读经”活动自然受到广泛质疑。由此引发近代以来三次较大范围制度性“读经”与否的论争。
1912年民国肇始，蔡元培就任南京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随之出台，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然而袁世凯上台，借助康有为、陈焕章师徒发起的“孔教会”，以图为复辟帝制提供理论支撑，由此引发第一次制度性“读经”与否论争。最终响应寥寥，持续到1916年以袁氏退位去世而基本停息。1925年主管教育部、曾留学海外的章士钊认为当下中国的教育系统中“强调科技有余，人文则不足”，提倡“读经”，制度性“读经”论争又起。附和者有之，反对者亦不少。自1934年开展“新生活运动”，提倡“读经”恢复“祭孔”开始，至抗战全面爆发，从官方到社会基层掀起了一场关于“读经”与否的新论争。相较之前，此次论争虽有诸多政治层面的人物参与，但更多是学者之间的交流，表现出更强的学术性，此次论争也关乎中国的根本发展方向。
在此背景下，传统之经学逐渐分化到史学、哲学、文学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体系内，尤以向史学的分化较为突出。在遵循“古今中外法”这一原则的基础上，辨析儒家经籍是不变之常“经”抑或“专家之学”，成为近代以来学术路径衍变和制度化“读经”与否论争在学术层面的关键论点，此特征在20世纪30年代尤为明显。
此时对近代先贤的认识、对古典的认识，有了新的反思，也是疑古思潮最盛的时期，亦为经学的分化创造了条件。这种分化不同于今、古文经学之争。今、古文经学虽在学术理念、研究方法等诸多层面存在嫌隙，差异明显，但尊崇儒家经籍的态度是一致的。此时经学向史学的分化并非转向偏重考据的古文经学，而是逐渐不再如同廖季平等传统经学家一般将经学视为“性命之学”。开始逐渐以现代史学研究的视角、方法、理论重新反思和整理儒家经籍和先秦文化历史，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继承，清代朴学兴盛以来渐浓的学派门户之见也逐渐淡化。该趋势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表现得尤为突出。近现代儒学学者杜钢百即为其中典型代表。原本偃旗息鼓的制度性“读经”论争随着“新生活运动”“祀孔”的提倡，又闪现了出来。此时政府层面从民国初建的激进革命、反对读经转变为原则上不赞同，实际不阻拦。综合条件下，制度性“读经”问题论争又起，只是到了这一时期“托古改制”“借经还魂”已无发生的社会条件，更多是学术层面的探讨。
“读经”论争的落寞与新儒学的发端 第三次关于制度性“读经”与否的论争，以《教育杂志》发出一百多份“征询”读经问题的信函，收回72封回信集中刊载，将此次论争推向高潮。尽管此次论争参与者涉及政、学、民间多个阶层，囊括了多个政治阵营，总体而言其政治性的意味已不如前两次强烈。此次高潮也在相当程度上将“经学”推向新的阶段，完全解绑了学术和政治的深度联系，自此不可逆地向“专家之学”和具有现代意义的史学、哲学、文学分化。
此次论争的主流态度，也使得“经学”正式进入“经学史”时代，成为“专家之学”，制度化的 “读经” 此后难以重新在中华大地建立。传统“经学”的地位随着如廖季平等人的故去而逐渐淡化。回顾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儒门淡薄”确已再次呈现“不可收拾”之态。原因已不是道教和已经本土化的释教等宗教层面和思想哲学层面的竞争，而是更为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的冲击。是西学东渐背景下东西方文化之争和小农经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激烈对话，是保守与革命，守旧与创新之间的较量。最终在文化层面表现为中西合流，革命代替了保守，创新超越了守旧。经学和政治愈发分崩离析。从“尊经”到“读经”废止，经学向“专家之学”转变也呈现出明显的渐进特征。近代制度性“读经”论争时，亦有力量试图继续推动“经学”走向大众，但效果了了，“经学”的“专学”角色逐渐形成，此后经学逐渐回归学术层面，其政治性渐趋消散。随着“经学”时代的落幕，“经学史”时代的到来，儒家学术亦面临转型的新挑战，逐渐进入“现代儒学”阶段。
纵观近代以来的制度化“读经”论争，可见反对“读经”者本身不是纯粹反对“读经”这一具体的活动，而是反对制度化“读经”，即读经政治化。近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审视，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的自我满足、自我怀疑与全面抛弃、重新检阅与批判性继承的漫长过程。随着中国社会发展，对于中国文化的精神内审经历了从模糊、可有可无的阶段，推进到无比迫切地需要从传统中国发掘中华传统文化优秀基因的阶段。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然包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扬弃与继承。
与这一时代形成对比的是历经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军北伐等系列政治、思想、社会制度、军事层面的变革，情况判若两样。此时科举已然废止，割断了儒家经籍、经学和政治之间的纽带，“经学”对新兴知识分子不再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思想层面，各种主义大旗下吸引了大量知识分子和学生，经学已然不再是性命之学。除了复辟者将“经学”引以为幌子外，“经学”再无力左右中国社会思潮，无法与居于主流地位有革命性质的系列主义相抗争，失去了社会基础。
清末民国时期的“读经”论争，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于无论参与者是否赞同读经，其出发点或多或少都表现为如何使得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是对中国未来发展路径的论争，是西学东渐背景下，日渐凸显颓势的中学面对新兴西学冲击的不同反应。是以再读经典凭借先贤智慧应对新问题、新形势以重振中华，抑或以全新视角审视经典，融入新世界体系，发展新社会生产力以再造中国，造就现代中国的尝试。这一特征在20世纪30年代的“读经”与否论争中呈现得尤为明显。历史证明将中国未来发展完全寄托于古圣先贤无疑是削足适履。
随着儒家一家独大地位的不存，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运转逻辑中的诸多流派，逐渐重新获得和儒家文化共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地位和机会，传统学术逐渐向现代学术过渡。这正是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缩影之一。在尊重历史科学地位、历史发展规律以及不隔断历史的前提下，那些曾经被“罢黜”的百家，已在新的时代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被重新认可，共同推动中国社会文化的新发展。
摘自《思想战线》2024年第6期，原文约2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