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察应坤，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文史哲》编辑部。
【摘要】20世纪30年代，以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为代表的“村治派”引发的“村治思潮”及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强调重视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对国家发展道路的影响，同时他着意打破在当时政界与知识界盛行的以欧美现代化为标杆的一元进步发展观，极力消除在社会中弥漫开来的丧失主体意识的“中国落后”观念，始终坚持中国文明的独特特质和独特发展之路。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要摒弃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化路径，坚持政治化的主权国家和道德化的基层自治相统一，走文化复兴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
【关键词】村治派;梁漱溟;乡村建设;文化复兴
村治派共识：“乡村建设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近代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以谋求与西方发达国家平等对话或与之抗衡。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人主张从乡村社会改革入手进而达致国家实施全面变革。这一团体起初以北京《村治月刊》社为中心推动村治理论建构及实践，先后在河南开封建立了河南村治学院、在山东邹平成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因此被时人称为“村治派”或“乡村建设派”。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村治派思想观点的集大成者。其中“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的主张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立论原则、中心议题、关键内容，这一主张受到“村治儒宗”、村治派的开创人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或者说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民族自信力”的提出在当时非常前沿和具有主体性思维。在当时乡村建设同人看来，梁漱溟一向所感触的不外两大问题：一是人生问题，二是政治问题或社会问题。
具体的“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的路径就是村治、乡村建设。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在他们看来村治或乡村建设是解决近代中国出路问题的唯一办法。强调乡村基层政治的重要作用，不仅仅需要接续包含民本思想在内的良善政治传统，且和民治民主民权这些现代化政治价值也密切关联，还要克服既往只是停留在政治价值理想层面的局限，落实在制度的刚性保证上。
在梁漱溟看来，乡村建设既是对过去维新时代启蒙的反思，更是对五四以来激进政治的反动。他解释说，乡村建设运动与以往的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不同的地方有三点。第一，过去运动的主张和要求过于广漠、空泛和抽象，乡建运动是因为农村经济崩溃激发而起的，运动的追求目标既符合民众期盼让人感到亲切，又因贴近生产生活而比较实际。第二，近年来实因为农业破坏引起连锁反应而百业俱衰，要复苏经济，必先振兴农业，这是农业生产者、工商业者、社会各阶层的共同要求。第三，从客观条件分析，这是一条可以走通的路，经济建设明朗的方针路线和切合实际的具体计划均由此可得。
无论是早期村治派理论大家还是参与后来实质性乡村建设实践者，对于乡村工作的重视以及他们建基于对民族历史脉络充分自觉的乡村建设实践工作，对于实现民主政治、挽救国家衰亡、寻找民族出路、抗衡国际竞争的重大意义方面是一致的。这种由民间团体所倡导的建设规划和实践路线，通过团体组织与实践、理论探讨与宣讲、媒介推广与传播等多种渠道逐渐为行政当局所注意。换言之，这种原本边缘化的思想和实践，逐渐进入主流视野范围，影响了国民政府高层的思想态度，部分举措被政府采纳。
其后，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召开，更是在举国范围内掀起了乡村建设的风潮，引人注目，扣人心弦。但随之而来对此项工作提出批评的声浪亦是接踵而至。可这些批评都没有成为村治派拓展村治事业的障碍，相反，梁漱溟在逐步总结实践经验与思考过程中，不断吸取各派之长，形成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成为村治派的行动领袖和阐发理论的灵魂人物。
亲儒还是亲法：与东方文化派的分歧 梁漱溟自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暴得学界大名后，不时处于被各方学问家批评的境遇中。经历过前期批评与反批评的争辩后，梁漱溟面对表扬与批评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免疫能力，自我立论立场已达稳定状态。正是这种哲学思辨和乡村建设实践的双重修炼，使得梁漱溟能够保持定力，以踏实心态把精力和专注力用在乡村建设的行动上，处理乡村建设中的具体问题，总结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并没有吝惜自己的思考和笔墨，接手《村治》杂志主编以后，几乎每期都以通讯、读后附志、跋语或者按语的方式，来回答读者、作者、学生、乡村建设工作同行或批判者的发问与质疑。
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方面。这与当时存在的三个思想潮流有关系。“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并存有自由主义西化派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东方文化主义三大思潮。
针对梁漱溟的村治主张首先发起公开批评的，是来自和梁漱溟处于同一东方文化派别的陈嘉异。梁漱溟接办《村治》后，于1930年4月1日对新闻界发表谈话。陈嘉异率先对梁漱溟的主张提出质疑。另一个提出意见的是张廷健。张廷健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获得文学士兼政学士学位，是心理学家和伦理学研究专家，执教于朝阳大学、华北大学等，提倡发扬中国固有伦理、中庸精神，养成民众道德，以促成民众政治的实现。张廷健基于当时知识界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讨论发表《来论》一文，就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阐发了自己的意见。
应该说，在重视中国固有价值的主张方面，梁漱溟与陈嘉异、张廷建等是一致的。但陈嘉异主张“师统政治”“党治”“民治”三者溶于一炉，仍然没有摆脱前现代社会以人身依附为主要特征的宗法社会共同体意识，或者说陈嘉异的这一路径具有明显的“亲法”倾向。当然他的这一倾向是在当时“救亡”思潮刺激和“西学东渐”文化的冲击之下而显现的，他选择的路径是基于“大共同体本位”的，因此有激进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内。梁漱溟所倡导的乡村建设之路是从“乡规民约”的“小共同体”做起，然后逐渐发展到“天下为公”的“大共同体”。梁漱溟与陈嘉异等人的分歧，虽然具体表现在观念上主要是坚持“斩截的一方文化复兴”，还是主张“融合东西方文化”，但这一分歧讨论的实质要义是要回答：在宏观方向上，如何应对西方价值观对整个儒家价值观合法性的挑战；在微观路径上，如何为乡村社会在“西潮冲击”下找出一条发展之路。而主张中西融合，以东方文化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依然有一种近代挫败感，因此对于欧美文化多少有一种潜意识的自卑，以至于“面子上都不能不对西方文化致敬”，对于苏俄带来的革命成功也有一种茫然的羡慕。梁漱溟提出三路向说，亲身力行乡村建设，意欲打破以欧美为先进的单向一元化思维模式，承继王鸿一所提出的“民族自信力”之说，复兴中国文明一以贯之的独特发展之路，提振中国人民走自己道路的坚定信心，具体路径就是“政治的民治化，经济的社会化”。
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梁漱溟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主要集中在1933年与1934年间。西化派以吴景超、陈序经两位健将为代表，以《独立评论》为舆论阵地。
梁漱溟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具体看是讨论工业与农业发展孰先孰后、城市与农村孰轻孰重的问题以及如何在城乡分配何种比例资源的问题，更深层次上是从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讨论中国所要走的道路是不是应该追随发达国家的步伐，是在依附还是“去依附”的格局中寻求发展计划。自由主义西化派坚定不移地把欧美作为现代化发展的标杆，以欧美现代化作为普遍的价值基准，把工业化、都市化作为积贫积弱的中国突出重围的必由之路。也因此，他们急于摆脱在其看来是把近代中国带入落后困境的“以农立国”“农本政治”路线，对梁漱溟等倡导的“乡村建设”则多加批判，甚至不屑一顾。他们所忽视的一个关键问题，或说他们没有看到其理论和中国当时实际历史情境的脱节，并且把中国发展划分为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把工人和农民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都不是脱离于自己的母胎而形成的，也不可能脱离自身国家当时所处的社会条件而展开行动。欧美的工业化、都市化之路所具备的条件已经不会再次重现，中国也不可能再有类似的机会步其后尘。后发国家面临急速的现代化进程，更加需要一个成熟有效的政治组织整合国家资源，以免在工业化体系建设过程中形成对国际资本的依附而失去经济主导权继而陷入发展陷阱。
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早期马克思主义左派经济学家对于乡村建设运动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后文简称《农村周刊》）和《中国农村》杂志上。1933年秋天，陈翰笙在上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陈翰笙担任理事长，吴觉农任副理事长，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冯和法和孙晓村任理事。1934年秋天，该会出版一种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刊物——《中国农村》月刊。这本杂志批判改良主义，主张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制度，改变土地所有权，使土地归农民所有，与苏区的土地革命遥相呼应。时任《农村周刊》主编的千家驹等人采取了先树靶子再批判的策略。1934年8月4日，《农村周刊》刊登李鼐一的文章介绍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8月11日和25日，又连续刊登陈文治的《评“邹平乡村建设的根本理论”》和徐若英的《邹平乡村建设理论批判》两文，对李鼐一文提出批判，中心论点就是必须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消灭军阀制度才能谈有效建设中国农村。由此开始，拉开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左派经济学家与邹平乡村建设运动者的集中论战。
左派经济学家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认为国民经济的出路在于生产组织的彻底现代化，必须以规模经济效益为条件，因此极力反对以小农农户为主体的农业生产和以小农农户为主体的农业合作化之路，并且认为地主以及租佃制度是中国革命的最大阻碍。梁漱溟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战，具体是“理想的建设”和“现实的革命”两种理论之争，争讨后面潜伏的实质性问题是：着手寻求变革是不是要全面触及社会变迁，摧毁社会中一切旧的支配阶级。左派经济学家对当时社会所下的论断是中国当时肩负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双重重任。在这样的语境下，“阶级斗争”的理论就成为了其坚持社会革命的舆论武器。因此，他们对梁漱溟的批判充满了斗争的火药味，对其“保守的态度”“地主的立场”“改良的主义”“宗法的观念”展开了全面批评。然则其后不久，刘少奇对薛暮桥等人的批评恰恰说明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共高层对乡村建设的主张和团体有一种政治策略辩证法的积极认识。1938年1月，梁漱溟与毛泽东在延安会面，尽管各自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和一般性，但对于中国变革的动力或者主力是“中国农村”是“底层农民”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刘少奇的批评实际上纠正了薛暮桥等人原来所坚持的与农村“断裂”、与改良主义团体对抗倾向的进一步深化。中共延安时期的乡村建设理念和方式都颇为柔和，被称为“不激进的革命”，正是对薛暮桥等人的理论和主张在实践上的纠偏。
梁漱溟所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与其他三派的交锋论争，实际上是当时中国知识人对于近代西方冲击所带来的知识和实践困境的多样性反应。这些论争因时局动荡并未充分开展而终归潜流。论争的切口是中国农村往何处去，问题的落脚点实质上是讨论中国发展的独特道路问题，即聚焦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处理历史变迁、文化传统、资源约束和民族特性这四大问题。随着讨论的深化和细致，不管是相互争辩的哪一个派别或者团体，都形成了三个基本共识。其一，分散的小农经济很难抵挡外部商业资本对农产品市场收益的攫取，必须将农民组织起来，将金融、交通等农业产业增值收益留在农民手里，真正让农民获得更多收益；其二，在当时整体积贫积弱的条件下，分歧各方都希望有一个强势的国家组织来推动社会变革，所提出的观点都是对中国如何走上现代化所提出的有益思路，均是当时国家在发展政策执行中值得注意的关键点；其三，尽管多有分歧，但对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均抱持积极的态度，对中国的现代化前景和国家的进步怀有乐观的期望。
西化派和左派经济学家的理论依据分别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大高度意识形态化、理想化的理论，加上东方文化派的思想主张，在当时的中国思潮中都是强势的，都有不同的政治势力支撑和推崇。他们在基于传统农业停滞状态这一认识，推论出中国农业无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源泉。因此，他们无从考虑增加对农业投资，更谈不上优先考虑发展农业部门，更多地是把注意力集中投放在解决工业问题上。（下转第81页）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闭环的，但是实践是开放的。无论是强调现代工业经济发展还是重视阶级斗争或者主张兼采东西之优，都不能忽视近代中国尚处于前现代农耕社会的实际，也不能忽视在各个国家追逐现代化“有增无减”态势下中国应该具备的一种主体性态度。
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强调并重视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对现代国家能力建设和国家发展道路的影响，同时他也注意到了以资本逐利为核心的现代化路径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他着意打破在当时政界与知识界盛行的以欧美现代化为标杆的一元进步发展观，极力消除当时在社会中弥漫开来的丧失主体意识的“中国落后”观念，始终坚持中国文明的独特特质和独特发展之路。与三大派的争锋论战并没有削弱梁漱溟作为行动者的定力，他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必须从中国小农经济的实际处境出发，必须坚持政治化的主权国家和道德化的基层自治相统一；国家要能够把政治触角延伸到乡村社会，以国家正式政权组织的形式建立起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有效地响应基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行动者创造新的社会结构的需求；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共生需要走文化复兴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独立、理性、变革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对于道德原则的一贯坚持、捍卫和前瞻性。梁漱溟与乡村建设批判者的论争涉及中国发展道路中的重农思维、工业路径、历史逻辑、民族精神、文化主体性等多个面向，不乏真知灼见，蕴含了诸多关于中国走上现代化进程的独特性内涵，对今天我们在大历史观视野下深入理解、综合测度、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乃至整体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群体知识、思想资源和理论借鉴。从这个意义说，读懂了中国农村，也就理解了现代中国。
摘自《东南学术》2025年第1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