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海波，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摘要】认读杂字是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识字传统之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进程中对这一传统的态度前后有变，由涤故更新逐渐转向继承发展。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新编的识字教材政治色彩浓厚，对适应民众生活的古旧杂字相对忽视。全民族抗战时期，随着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受阻，中国共产党因应民众识字需求和认读习惯，发掘利用乡民熟稔的杂字，通过改变杂字的编纂方式、部分内容和教读方法，既延续明清以来注重实用的“文字下乡”传统，又注入了革命的智识与情感。对乡土杂字的利用改造，虽是中国共产党识字运动史上的低音，却为革命的启蒙动员建立了新通道，也为新中国的大规模扫盲提供了实践经验。这套改旧作新的文字学习路径，对政治动员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张力有所调适，是中国共产党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次守正创新。
【关键词】乡土杂字;陕甘宁边区;识字教育;政治文化;知识社会史
古旧杂字的延续与新编字书的缠绕 清末科举停废以后，中国教育长期处在变动之中，在外来西学文化持续输入的同时，原有私塾传统也在挣扎求存。不同政治势力和社会团体，将文字普及与国家富强挂钩，新编出版大量识字教材，但在官定或精英规划的框架之外，民间社会自有一套行之已久的读写传统。其中杂字这一形态将民众生活的常用字汇辑，依韵成句编排，以满足日用识字需求，延续传递实用的文字知识。杂字虽遭士大夫的鄙夷，但这类读物自明清以来盛行各地，晚清民国时仍在基层社会具有广泛影响。
1916年，教育总长范源廉调查北京各私立小学，发现各小学未采用教育部审定的教材，而是沿用《六言杂字》等书，与教育部定章不符，遂令学务局派员详查。1918年天津《大公报》报道，有的小学将教科书弃置不用，反而以杂字诸书代之。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提出识字运动乃挈纲领、树初基之法，因之开展强迫性的识字运动，以期塑造新民。对旧杂字，教育行政机关则通过“视学”等行动予以禁止。但在四川乐山等地，纵有督学前往没收处理旧书，仍有私塾纯以杂字为教材。
禁而不止的杂字认读现象并非毫无缘由。民间之所以沿用杂字，原因之一是这类读物所教的文字适合民众实用。且杂字一类的读物以其韵文编排，易学易记，符合初学者的认读水平。总之，民众的认读偏好实具韧性，想改造积久成习的认读习惯，以新的识字文类或新的读法开启民智，势必充满阻碍。
从接受方来看，不论是政治权力抑或社会力量的识字扫盲，与民众的识字需求和识读习惯都不尽协调。质言之，清末民国，虽然各种力量舍旧逐新推行识字教材，查禁或规避杂字，但切合民众日用和认读习惯的杂字在基层仍有相当根基。正因如此，明清杂字书在民国被大量翻印，内容多照旧式重刊或字句稍加调整。民国报刊广告和实地调查中，旧书杂字随处可见。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共产党人中不乏认读甚至教授杂字者。他们不仅熟稔杂字，并察觉杂字在民间社会具有重要的识字效用。
早期共产党人对基础识字的重视程度超过正规的渐进式教育，但在残酷的战争和阶级斗争中，不可能承袭传统的余绪，而是革故鼎新，采用内容和形式皆有别于杂字的新教材。1931年，湘鄂赣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文化问题的决议，已显示激烈的反传统倾向，决议要求统一审定印发教材，内容以阶级教育为原则，字句宜简短且带有鼓动性。1933年，闽浙赣苏维埃文化部的报告指出，使广大群众具备看苏维埃法令、研究政治问题的识字能力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为迅速唤醒民众，推广革命理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采取禁读老书的政策，并以俄为师编制系列新教材。除了刊印流通的新课本外，还有村落间传抄的新读物。
这些新编课本，形式上并非民众熟悉的整齐字句的韵文，而是分册析课，明显受教科书体裁影响；内容上较少日常生活用字，多以归类的革命语词、阶级斗争的语汇，力图将民众从自然人塑造成政治人。然而，在推行使用新教材的过程中，老书的生命力依然顽强。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也并非完全忽视传统杂字。1928年，在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紧急扩大会议上，与会人员讨论党、团内文盲占多数，文件难以贯彻的问题，有人建议用杂字的形式编辑以共产主义、社会进化史、阶级斗争为内容的读本。1933年，国民党方面的一篇通讯，也谈到赣南苏区编写的读物。同年，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发售的各种识字书中，还有《五言杂字》《四言杂字》等。
综合来看，清末民国，尽管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力量为改造民众，编纂出各类识字教材，推陈出新。但从接受方来看，民众的识字诉求、读写习惯未必得到有效涵纳，基层识字教学仍多延续传统。杂字一类的古旧读物，由于其形式和内容适合民众，仍旧持续广受欢迎。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军事斗争和政治动员中，虽对传统杂字偶有留意，但倾力在识字读物上“革命”，形式上多采用叙事问答的散文，而不是民众习惯的韵文；内容上偏重阶级斗争和军事战争，与民众日常生活有所隔阂。换言之，识字规划与民众意愿的张力，始终是识字普及过程中面临的症结。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利用改造杂字，使之服务于革命需要，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旧形式新内容：陕甘宁边区对杂字的改编 1939年，陕甘宁边区明确要求每人识1000字。边区生活的各类日常空间，甚至灶王爷的牌位上都写满字，民众随身携带“字拖拖”、识字本，见字就抄，见人就问，有空就划。这一时期边区文字工作最突出的是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这种激进的废除汉字尝试，外受拉丁化浪潮促动，内与左翼思潮结合，在20世纪30年代勃兴。1940年，由于抗战动员的迫切需要，陕甘宁边区将新文字纳入冬学中的读写实践，并于1941年在全边区普及。1942年，新文字在冬学运动中的实践缩小到延安县。1943年春，新文字的推广基本停止，开始全面检讨。1944年年底，文教大会转变路径，在新文字冬学之外，提出要走群众“需要”和“自愿”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识字史上“显”的一面，然而也要留意识字史上“隐”的部分。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如何在变革趋新废除汉字之时，转向复归汉字传统，寻找群众“需要”和“自愿”的文字道路。
中国共产党为何会转而利用旧形式的识字读物，尤其是改编杂字，需要更深入的考察。从新文化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前，部分知识分子不断发掘被鄙弃的民间文化，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利用乡土文化孕育了基础。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倡导文化战线上的民族化、大众化，创造性提出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以此为契机，“旧形式”的利用问题不仅被提出，且具备了合法性，编写杂字也因此有了政策依据。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不久，杂字改编者之一的董纯才分析，当时识字教育最主要问题是学与用的脱节。因学、用分离，语词传授的效果不佳，亦使发掘适应民众需要的识字读物显得必要。
除此之外，陕甘宁边区自身的杂字识读传统也不容忽视。陕甘宁边区自清代以来就广泛流行利用杂字识字，而且当地杂字还可能为改编者提供参照。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辑教材的人员主要是董纯才和辛安亭。从个人经历看，他们生于废科举前后，出生地域素有编读杂字的传统，个人或有直接认读杂字的经验。这两位教材负责人所编杂字，与各自曾接触的四言、五言杂字对应，恐怕并非巧合。应当留意的是，1940年应是边区最早出现改编杂字的年份，虽然彼时所编杂字只是《边区民众读本》的一部分。不久之后，有人批判借助古书杂字的编法，认为这种对旧形式的利用是在“开倒车”。不过，以1944年年底的文教大会为转折点，杂字的改编出版、教读使用逐渐呈现新气象。1945年之后，边区总体上形成了两种形式的民众识字课本。这两类课本相得益彰，尤以改编杂字为大宗。在此期间发生的转变，与《解放日报》对编写“旧形式新内容”课本的过程性报道分不开。事后，编者辛安亭认为，给成人、青年与儿童编写识字教材，内容和形式都要有所区别，杂字的改编并不是简单的新旧改造，而是涉及知识的收集、编辑、反馈和完善。在编出的杂字中，有些读物的用途颇为专门。在教育厅统编之外，各地的自编行为也不断涌现，甚至还有村落参与编写；杂字的改编主要面向成人、青年，也针对某一群体、特定功能的识字。
这一转变是传统识字方式延续、新文字运动受阻等因素合力的结果。借助民众熟稔的杂字形式，中国共产党将民众识字需求和习惯置于重要位置，改编杂字成为宣教与受教的双向过程。虽然新编杂字语句押韵、分类编排的形式与传统杂字无甚差别，但内容不仅囊括日用常见文字，还引入革命、翻身的政治意识。在废除汉字消灭文盲之外，另辟了一条调适日用寻常与革命动员之间张力的汉字启蒙通道。这类新编杂字的规模数量、波及范围、发展纵深都不容小觑，更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还推进了杂字教法、读法的革新。
识旧如新：新杂字的教读使用 陕甘宁边区曾开展“文化下乡”与“书报下乡”相结合活动，理由是作品再好，没有送到百姓手里也是枉然。因此，教读使用新杂字，先要确保书籍能够深入乡村。以西北区新华书店为例，其书报发行网虽不健全，但也开设延安、兰州总店，每个地委均有分店，各县城还多建有支店，形成总店—分店—支店的散发体系及更底端的分销网络。在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发行网之外，其他销售通道也值得留意。民众对新杂字不仅有旺盛需求，各级新华书店为主体的销售网以及其他各种渗入基层的流动灵活销售，保障了民众可轻易获得这类读物。边区的不同媒介，如党报、书店、货郎担、戏剧演出等都向基层宣传新杂字，而以戏剧最为喜闻乐见。当然，新杂字在基层的传播，尤其不能忽视教员宣讲。
1946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当年冬学工作的指示信，要求各县接信后行动起来。在其指示中，已不再将改编杂字视为“古书”。过去鄙俗的识字杂字，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改造革新，已不单是文字的认读查用，还是一套唤起民众的动员机制。这种识字启蒙从重“记诵”转向偏“讲授”，同时，公众（集体讨论）与私密（个别教学）相融，尤其增添了互动的“练习”，并要求教员、读者不能囿于书本，要有调查实践。这种“识旧如新”的教读方法，将识字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来探索，识字不再只是个体的读写能力习得，而是增添了可辩、可论、可调查研究的体验。可以说，这套旧瓶装新酒的文字传授路径，既保障了民众实用性识字，也为革命作了启蒙动员。不过，也要注意这类读物限于实用，读者群体由传统的以童蒙为主转为以成人为主，预设儿童年龄太小，不能起到“立竿见影”效果，由此导致相对忽视儿童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处处推陈出新，但在诸多层面仍延续乡土传统。在识字上依然改编使用杂字，其间虽有顿挫，但总体上席卷全国。各地教育厅、文教局（科）还新编了诸多杂字，甚至细致到“补充本地、本校、本班”情况的杂字。此类因地制宜的杂字受众广泛。
借助各种方法和路径，中国共产党以民众需求和接受为导向，对杂字的生产编纂、教读使用予以改造革新，逐步形成“旧学新知”的读写机制。改造后的杂字，学与用结合、政治动员和民生日用协调，构筑了一套“旧形式新内容”的汉字启蒙形态。
相较于新文字运动，改造乡土杂字扫除文盲，仍是中国共产党识字史上的“低音”。这一尚不为人所熟知的识字路径，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波及其他边区，直至全国，形成扫盲上废汉字与保汉字并行的教读实践。由此可见，尽管革故鼎新是中国革命的显著标志，但其中亦呈现中国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也正是因为在读写实践中找到古为今用的接榫，施教者除旧布新，受教者温故知新，才使得传统识字文化与革命文化彼此契合，从而为中国革命的勃兴和最终胜利提供智识与情感基础，形成故物与新知兼具、延续与创造并存的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
摘自《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6期，原文约2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