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超，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摘要】在近代早期英国出版的农业书籍、农业手册中，农业知识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包含着适应了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权力与秩序关系。进入16世纪后，中世纪晚期以来的乡村知识共同体趋于解体，印刷文本代替了口语知识，土地调查员的数量化成果也代替了集体记忆形成的农业知识。在古典农业学术复兴、农业知识贵族化和知识交流形成网络的环境中，近代早期的农业作家撰写出一批“理性的”农业作品，实现了农业知识的“格言化”“系统化”和“简约化”发展，也构建了农业知识体系的等级化秩序。农业专家又将资本主义农业知识体系“嫁接”到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中，强化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也为构建全球性帝国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农业书籍;资本主义农业知识;近代早期;“农业革命”
“完美的知识”与乡村知识共同体的解体 历史学家依据国家叙事中的“共和国”理念，提出乡村中存在着一种“由劳作、宗教崇拜、再生产和休闲娱乐所组成的微型共和国”。在基思·赖特森看来，“微型共和国”主要围绕地产管理、领主与佃农关系和家庭管理形成了乡村“共有的知识”。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迈克尔·克兰奇和亚当·福克斯确认了虽然中央法庭曾试图通过书面文字的方式“排挤”口语知识，但是中世纪晚期乡村知识共同体的形成具有高度的地方性，13世纪后口语习惯仍然是乡村知识形成的主要途径。乡村知识共同体形成的另一途径是地方记忆的构建，重复的仪式是构建记忆的基础。
中世纪晚期的知识共同体形成模式在进入16世纪后逐渐受到冲击。从15世纪开始，庄园经济解体的过程中出现了领主自营地转变为租赁土地的现象。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人口的增长与国内外贸易的繁荣又刺激着领主重新收回土地管理权。领主强化对土地财产的管理突出表现为公有土地被圈占，同时圈地运动所代表的新式土地资源管理模式也意味着传统的乡村知识共同体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
地主也利用知识共同体的“危机”时刻建立起一种新式的个人知识权威，这就是在16世纪兴起的土地调查员一职。在反圈地人士眼中，土地调查员的形象往往不佳。但土地调查员的工作是为领主收回自营地管理权、加强土地资源管理服务，并且他们所产生的知识成果是带有明确边界的土地地图和档案，而这恰恰是领主管家无法胜任的。
土地调查员的诞生是改变乡村知识生产的关键所在，旧式的集体农业知识生产受到冲击，受雇于地主个人的土地调查员取代了口语和记忆传统。地主和土地调查员在农业知识生产上的“集权”导致了16世纪大量的农民控诉现象。在这一背景下，菲兹赫伯特在1523年出版了《土地调查和革新之书》和《农事书》。菲兹赫伯特毕业于伦敦律师公会，他在父亲去世后继承了德比郡的地产并长期操持家族产业。可以说，拥有法律知识和农业实践经验的菲兹赫伯特是一位典型的16世纪英国乡绅。
面对乡村知识共同体“危机”，菲兹赫伯特在《土地调查和革新之书》中提出，应当重新定位“土地调查员”的职责。即提供关于地产的完整知识，并提出改善土地管理和农业实践的具体建议。
菲兹赫伯特曾表示，自己的目标是在领主的土地与佃农之间建立“完美的知识”。在菲兹赫伯特这里，农业知识的生产仍是一种集体的行为，邻居间农业知识的交流代表了一种传统乡村知识体系中的“集体性”要素，只是菲兹赫伯特希望乡村邻里间的集体知识能够与更为个体化的知识生产者（土地调查员）和农业生产方式相契合。
与菲兹赫伯特有所不同，托马斯·塔瑟在1557年出版的《好农事的五百点》中则对普通农民在知识生产中的地位表达了强烈的质疑。在塔瑟的农业知识模型中，农民只是习惯知识的接受者，他们不能理解农业生产背后的规律。如果说菲兹赫伯特并未将掌握农业知识的专业人士置于普通农民之上，那么塔瑟则进一步将普通农民排斥在了知识生产的“信任名单”之外。
在制造“完美的知识”的过程中，17世纪初古物学家约翰·诺顿编写的《土地调查员的对话》则从农业专家的视角，进一步将领主与佃农置于对立关系之中。
菲兹赫伯特曾经力图在个体化的资本主义农业知识生产中融入“集体性”的要素，但是在从“完美的知识”到“真实的知识”的发展过程中，口语化的农业知识被数量化的档案文献替代，集体的农业记忆也被领主—土地调查员组成的知识联盟否定，16世纪的地主和土地调查员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依靠口语传统和集体记忆而组成的乡村农业知识共同体，资本主义农业知识体系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超越”地方知识：资本主义农业知识等级化的构建 1639年，著名农业专家加布里埃尔·普拉斯针对英国“农民缺乏足够的知识”以及“土地抛荒”中的常见技术问题开出了诊断书，他认为受教育的乡绅应当帮助农民建立理性的、可实验的农业知识。1649年，密德兰农场主沃尔特·布莱斯指出，农民父子之间代际传承的知识、“在做中学”的农业知识学习方式并不能适应农业革新的新形势，提出新式的农业知识传承方法。与传统社会中以口语知识和集体记忆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机制不同，新一代的农业专家推崇的是所谓可计算的、具有实用性的以及可验证的“理性的”农业方法。首先，“理性的”农业知识是文艺复兴时期古典农业学术复兴的结果。其次，“理性的”农业知识服务于乡绅的需求，成为一种贵族化的农业知识。最后，“理性的”农业知识的形成离不开知识群体网络的交流。
古典文献的传播、贵族型的农业需求以及哈特利布圈的形成加速了农业书籍的制作，推动了“理性的”农业知识的传播，但是也进一步明确了农业知识的等级化。在此过程中，地方农业知识仍然处于被需要状态，但是人们需要的是经过乡绅和新贵族“理性”改造的知识。“理性的”知识既满足了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需求，也是农业进一步商业化的结果。
农业知识系统化的努力受到文艺复兴时期教育中“常识书”编写传统的影响。当时的各类学校都会教导学生如何摘录知识权威的言论，形成所谓的“知识集”，以帮助学生“记忆”知识。到了17世纪，农业知识分子开始利用“常识书”写作范式搜集自然知识，其中最著名的成果是1686年理查德·布鲁姆的《贵族的休闲》一书。
随着农业环境的日益多样性、农业文献的不断增多以及殖民地农业知识的传入，“系统化”的知识改造模式也逐渐难以维持，农业知识“编辑”需要新的模式。在新的知识需求推动下，16世纪末期，休·普拉特从法国农业学者那里引入的植物营养学得到了发展。从1699年开始进行农业研究的塔尔为英国创立了植物营养学理论，他最著名的成就是发明了条播机。
塔尔的知识创造的价值在于带来了改造地方知识的第三个方法：简约化。如果说真正的农业科学是从塔尔这里诞生的话，那么农业知识阶层掌握的理论与农民所从事的实践活动也在这里分离开来了。农业知识在经历了从“格言化”到“系统化”再到“简约化”的过程后，便与地方知识分离了。农业知识越来越具有“普世”意义，但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农业知识完成了等级化的塑造。被超越了的“地方知识”不再强调“从做中学”，而是把农业科学的理论作为农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来源，长期以来兴盛的农民的传统知识在19世纪成为“隐藏的知识”，有待于20世纪人类学家再次发掘。
“国家计划”与专家对农业知识体系的塑造 在16世纪的最后十年英国不断遭受饥荒困扰的时代背景下，伦敦乡绅普拉特在走街串巷中寻找“治疗”饥荒的民间方法。与更早些的农业作家菲兹赫伯特和塔瑟关注家族地产的管理不同，普拉特具有“强烈的社会经济视野和环境危机意识”，这让他创造的系统的农业知识有“一种道德哲学”的特质。
普拉特从民族国家的层面解决饥荒问题的努力，反映了这一时期农业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学者们一般认为，从16世纪初到17世纪后期，英国形成了更为中央化、紧密型的国家结构和制度。在近代早期，一方面是国家济贫制度、治安法官制度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是大量反圈地控诉、流民群体的涌现，国家制度的巩固和完善正是这一矛盾的体现。近代早期所涌现出的诸多农业作家在“制造”农业知识的过程中，离不开国家这个无形的“计划之手”在背后的推动。同样，日益复杂的国家治理需求，仅靠官僚体系来维持可谓捉襟见肘。伊丽莎白时期虽要求各地为流民建立工作场所，但到了女王统治末期，也仅有四分之一的地方付诸行动。面对农业社会的管理困境，都铎王朝开放了专家参与治理的渠道。从这个角度来看，农业专家利用知识生产的机会促进了民族国家的成长。农业专家还将农业革新理念引入公共利益话语之中。
农业专家的知识创造为国家繁荣提供了公共知识。自16世纪以来，英国的农业专家普遍具有推动农业知识向社会传播的热情。推动农业知识的公开化在哈特利布这里达到了高潮。作为经历了内战的知识分子，哈特利布也把重建因内战而受损的国家作为知识研究、交流的重要目的。他开创的“哈特利布圈”虽然关注的是当时所有的“天赋”知识，但是农业作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然成为该圈关注的重点。不过，哈特利布圈的专家所塑造的国家公共知识也具有等级性。农业专家还推动了农业知识的“英国化”。在近代早期全球市场形成的过程中，英国农业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如何在与外国农业产品的竞争中获胜成为农业知识生产中关注的焦点。
文艺复兴开始以后，英国农业专家就注重翻译欧洲大陆农书，古代罗马农书也在英国广泛传播。但是从17世纪开始，英国农业作家逐渐对外国农业手册的传播感到不满。在英国农业知识的本土化过程中，外国农业知识的转化虽然受到了民族主义情感的某种抵制，但农业专家们依然对外来农作物和农业方法的引荐与本土化保持了乐观的期待。在政局动荡的17世纪中后期，英国农业专家主动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并形成了农业革新的“国家议程”。
在近代早期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农业专家将资本主义农业知识体系“嫁接”到了国家制度之中，为中央政府强化地方管理、助推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扩张奠定了基础。需要说明的是，近代早期的农业专家并非“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依附于王室、贵族的“中间人”。农业专家一方面对地方性的、习惯性的农业知识进行改造，以适应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等级化的、制度化的农业知识又成为专家参与国家治理的工具。
从16世纪开始到18世纪早期，英国农业知识经历了从传统乡村知识共同体到“编辑”资本主义农业知识再到农业知识国家化和商品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英国农业知识界制作了大量的农业书籍，在资本主义农业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传统的以口语知识和集体记忆为基础的乡村农业知识在近代早期逐渐解体，以印刷术和土地调查员为代表的新的农业知识载体、农业知识阶层兴起。这种变化满足了资本主义农业带来的新式土地管理、职业结构调整的需求，有利于地主阶级更加清晰地掌握自己的资产、明确自身的权力，为圈地运动制造了更多的合法性。
17世纪的农业专家利用国家的力量推动了农业知识从地方性的、习惯性的知识转变为跨地区的、同质化的知识体系。在识字率仍然不高的近代早期英国，成长在口耳相传的农业习惯中的普通农民显然无法接受更为系统化的农业知识，而陆续出现的农业协会、农业期刊更是有利于农业知识为农业专家所垄断。农业专家在促进地产管理、农业知识传播以及农业知识体系化的过程中，又把知识体系置于民族—国家的视野中，形成一种基于公共利益、经济革新、合作性知识生产的民族主义农业话语体系。农业专家与“国家计划”的结合是构建农业知识体系等计划的最后一环。
1730年之后的农业知识叙事继续沿着近代早期所形成的路径发展，即农业知识必须纳入资本主义知识叙事中，那些不能被纳入知识叙事的“地方习惯”遭到了无情的抵制、压制乃至被消除。随着18世纪英国殖民扩张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推进，英国的农业知识叙事在更广的范围内演变成了“生态殖民主义”和“生物剽窃”，成为今天全球诸多农业发展困境的来源之一。
摘自《山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12期，原文约2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