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一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摘要】“诺亚洪水”作为《圣经》中家喻户晓的故事在中世纪便备受关注，但当时鲜有学者讨论诺亚洪水的成因。16世纪时，受到摩西神学的影响，一些非主流知识分子开始尝试借助自然知识解释诺亚洪水的成因，在当时民间形成了一股思潮，但因为过于激进，其观点并未得到主流思想界的认可。17世纪末18世纪初，受新科学知识的影响，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延续16世纪关于诺亚洪水成因的讨论，并试图协调现代宇宙论与《圣经》,用新自然科学知识解释诺亚洪水。这一尝试在当时欧洲思想界引起广泛热议，许多学者都参与到这场论争中，“诺亚洪水”成为人们讨论的核心话题。启蒙运动冲击了基督教的权威，《圣经》彻底走下神坛，诺亚洪水论争的宗教层面被弱化，自然科学层面被凸显，并在历史书写中形成一种新的诺亚洪水叙事。近代早期的诺亚洪水论争折射出近代科学与宗教的复杂关系，反映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弥散性力量，形塑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诺亚洪水;现代宇宙论;历史书写;科学革命
中世纪到近代早期对诺亚洪水的解释 在古代中世纪，人们视《圣经·旧约》为上帝意志的体现，里面的每句话都是上帝借摩西之口所表达的，因此《旧约》所载并非传说故事，而是真实存在的事实，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自公元2世纪以来，学者们就对《圣经》中的微言大义做出各种阐释，并形成了一种系统严密的释经学传统。解释诺亚洪水自然也在这一传统之中，不同时代的学者对诺亚洪水的解释同时也折射出不同时代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早在古代晚期，基督教内部一些教父便曾试图从预表论的角度阐释诺亚洪水，将《旧约》与《新约》相对应。如查士丁认为诺亚象征基督，方舟象征十字架，而那场旷世大洪水则代表了末日。这一观点被后来的基督教教父接受，比如奥利金把在诺亚方舟不同格子中放置动物视为基督徒精神发展的不同阶段，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用方舟象征教会，金口约翰认为诺亚洪水象征着洗礼，而带来橄榄枝的鸽子则代表着圣灵。虽然教父们对诺亚洪水的解释各有侧重，但基本都将其视为一种寓言，并与现实中的具体事物相联系。在中世纪，这种寓意解经的释经学非常流行，并延续至17世纪。
与此同时，在基督教学者内部也存在另一种与之相对应的阐释方式，即将诺亚洪水视为完全真实的历史事件，并对其进行实证性的探究。到了中世纪晚期，这一思潮更为流行。但鲜有学者讨论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洪水的成因，这主要是因为大洪水作为上帝意志的体现，无需证明原因，神迹不能用理性去窥测。值得注意的是，15—16世纪在自然哲学领域已经出现一些新的理念和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并未被纳入诺亚洪水的解释框架中。
到了16世纪晚期，才开始有学者尝试将诺亚洪水引入自然哲学领域展开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帕多瓦的药剂师卡米拉·厄库里亚尼。像厄库里亚尼这样用自然哲学解释诺亚洪水在当时并非孤例。在当时的一些民间小册子里，也开始出现各种用占星术解释诺亚洪水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16世纪之前鲜有学者关注诺亚洪水的成因，但是关于普通洪水形成的自然原因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厄库里亚尼等人所用知识不外乎来自亚里士多德和盖伦等古典作家，并没有太多新的内容。为什么在16世纪出现了这样一种将自然哲学用于讨论诺亚洪水的倾向？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将其放在当时的语境下去讨论。
中世纪以来虽然不乏各种自然哲学的讨论，但这些讨论并不涉及神学问题。在中世纪，神学和自然哲学是相互分离的，自然哲学的论文主要关注自然世界，为自然现象提供合理解释，超自然的现象不在其解释范围内。神学家一般也并不运用自然哲学知识去解释神学问题。而在神学讨论中，神学家大多也不会涉及自然哲学的问题。
然而，在16世纪以后自然哲学与神学之间的壁垒被打破，宗教改革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宗教改革尤其是之后的宗教战争带来了信仰上的分裂，一些学者为应对宗教分歧，主张寻找一种更为普遍的真理，力图将自然哲学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之上，以此弥合分歧，并与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相对抗。另一方面，宗教改革之后，《圣经》成为唯一的权威，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圣经》，字面解经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在这一背景下，将自然哲学引入《圣经》尤其是《创世纪》的解释之中在当时颇为流行，并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潮——“摩西哲学”或“摩西科学”。
除了宗教改革后摩西哲学的兴起，16世纪所发生的一些自然灾害也促使厄库里亚尼等人从自然哲学的角度思考诺亚洪水的成因。
从中世纪到16世纪，对于诺亚洪水的解释经历了从探讨微言大义到引入自然哲学思考洪水成因的转变，这一变化反映了自然哲学与神学之间的界限从泾渭分明变得模糊不清。不过直到17世纪，这种结合虽然存在且较为流行，但并未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直至17世纪下半叶，将自然哲学纳入神学讨论的尝试越来越普遍，一些新的自然科学知识也被用于解释诺亚洪水的起源。
17—18世纪关于诺亚洪水成因的大辩论 虽然早在16世纪已经有人尝试将自然哲学引入神学的讨论中，用自然知识解释诺亚洪水的成因，但是这种尝试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认可。17世纪以来这类尝试日渐增多，学界关于诺亚洪水的讨论也日益丰富。尤其是受到新科学发现的影响，一些学者尝试用这些新的科学知识来解释诺亚洪水，其中尤以伯内特、伍德沃德和惠斯顿的研究最为流行，他们的著作也引起当时学界的极大争议和讨论，成为近代早期科学史上的一股重要思潮。
伯内特、伍德沃德和惠斯顿看似为诺亚洪水提供了一个世俗化的解释版本，但其落脚点仍然是宗教。他们的著作一经出版，便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流行于欧洲，同时也引起了极大争论。一些学者纷纷撰文反驳他们的观点，但也有一些学者认可其研究，并进一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讨论诺亚洪水。
无论是反对者还是拥护者，他们都在自然哲学领域讨论诺亚洪水。这与16世纪厄库里亚尼的时代大不相同，因为那时任何将自然哲学与神学相结合的尝试都会被教会斥为异端，无需进行过多的驳斥。但是到了17世纪末，无论支持还是反对，都需要在自然哲学的框架下来讨论这些问题，反对者为了捍卫大洪水是神迹的观点，不得不从自然哲学领域寻找伯内特等人的漏洞，而支持者也需要从自然哲学领域去发展伯内特等人的理论，自然哲学成为18世纪讨论诺亚洪水的一个基础。
由此可见，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关于诺亚洪水的讨论已经与之前有所不同：一方面，这些讨论不再仅依靠一些经验知识来研究大洪水。另一方面，《圣经》在伯内特等讨论者看来也不再是唯一的权威，而是从神圣正典降格为一种历史文本。这一转变表明自然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传统科学史叙事塑造了这样一个线性发展脉络：科学发源于古希腊，中世纪时受到抑制，后随着科学革命而复兴，并在19世纪职业化过程中最终取得胜利。在这一叙事主导下，近代科学思想如何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近代科学史的主线。而在近些年，一些学者开始反思科学与宗教的简单二元对立，关注近代科学兴起中的宗教因素。以近代早期关于诺亚洪水的讨论为例，随着17世纪末以来新自然科学知识的兴起，无论支持用自然科学解释诺亚洪水，还是反对这一尝试，都需要用科学知识来捍卫自己的观点，科学知识成为讨论问题的共识前提，这正反映了当时科学思想的弥散性影响，反映了科学与宗教间的互动交汇。
塑造新的诺亚洪水叙事 诺亚洪水已成为18世纪文人圈的一个热点话题，只不过不同学者对诺亚洪水的解释有所不同。诺亚洪水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应归因于这一话题背后丰富的宗教内涵，它与当时宗教改革后引起热议的“罪与救赎”“末世说”“人的能动性”等话题相勾连，不同教派的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宗教立场解释诺亚洪水的成因。比如伯内特、伍德沃德和意大利的瓦利斯内里都试图用自然哲学的方法研究诺亚洪水的成因，但是他们对洪水破坏力的理解存在差异。伯内特和伍德沃德认为大洪水对自然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重塑了地球环境，而瓦利斯内里则认为大洪水只是破坏了人类的肌体，并未重塑自然环境。这两种观点看似在自然哲学领域讨论诺亚洪水的后果，但其背后反映了不同教派对罪与救赎的不同认知。伯内特、伍德沃德代表了一种新教的观念，即人类可以自我救赎。他们将诺亚洪水的后果转移到自然领域，认为人类可以通过改进技术来改善自然环境，从而实现自我救赎，如当时流行的新的施肥方式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改善了土地贫瘠的状态。而代表天主教观念的瓦利斯内里则将大洪水的后果限定在人类身上，强调人无法通过改进技术来实现自我救赎。
除了诺亚洪水话题背后的宗教内涵，这一话题也与当时兴起的博物学密切相关，其中尤以伍德沃德的化石共同体最具代表性。
诺亚洪水这一话题并不局限于《圣经》的文本，而是辐射到宗教、科学等诸多领域，从而成为18世纪塑造文人共同体的一个核心概念。伯内特、伍德沃德和惠斯顿等学者关于诺亚洪水的探讨以及支持者和批判者的不同反应推动了新的自然知识的传播，他们不仅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而且在欧洲范围内培养了一批爱好者。借助自然哲学的方式讨论研究诺亚洪水，使得他们不仅学到了新的自然知识，也学到了在日常交流中讨论自然哲学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诺亚洪水问题的传播。这些关于诺亚洪水的新探讨在历史书写中也有所表现，借助这些关于诺亚洪水的新知识，历史学家们塑造了一种新的诺亚洪水叙事。
在中世纪《圣经》具有最高权威，因此在历史书写中关于诺亚洪水的描述应与《圣经》内容相吻合。但在中世纪的史书中鲜有学者具体讨论洪水，如洪水的来源、洪水前后的环境变化等，直到17世纪仍然很少有史学家涉及这些问题。17世纪末，在欧洲文人圈中诺亚洪水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许多学者都参与到这一话题的讨论中，并形成了各种新的知识。这些新知识也被当时的历史学家吸收，纳入当时的历史书写之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英国东方学家乔治·萨尔主编的《普遍史》。
18世纪伯内特、惠斯顿和伍德沃德所创造的新的诺亚洪水知识，借助其跨国性知识网络的传播，成为当时欧洲文人圈热议的话题。启蒙运动冲击了基督教的权威，人们对大洪水命题的兴趣也发生了转变，这一知识的宗教因素被弱化，而自然科学的层面得以凸显，并被吸纳到历史书写中，塑造了一种新的诺亚洪水叙事。
自中世纪以来，自然哲学与神学分属两个领域，自然知识不能解释神学问题。16世纪受宗教改革影响而兴起的摩西哲学试图弥合两者的鸿沟，厄库里亚尼正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不过当时这一思潮并未受到官方教会认可，因此只是作为一股潜流在民间流行。18世纪以来，受新自然科学发现的影响，伯内特、惠斯顿和伍德沃德等精英学者开始借助自然科学知识解释诺亚洪水，试图将新的现代宇宙观引入大洪水的讨论之中，诺亚洪水成为当时欧洲文人圈热议的话题。18世纪下半叶，关于诺亚洪水的讨论成为一种新的普遍知识反映在历史书写上，并被塑造成一种新的诺亚洪水叙事。近代早期从自然哲学角度讨论诺亚洪水经历了从底层知识分子到精英知识阶层再回归一般知识阶层的过程，看似形成了一个知识的闭环。但是，在这一知识流动的背后世界观已经发生了变化。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基督教仍占据主导地位，厄库里亚尼希望用自然知识解释《圣经》。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圣经》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权威，需要去论证。因此，伯内特、惠斯顿等学者试图将现代宇宙论与《圣经》相结合，以此来理解《圣经》，回答罪与救赎这样的宗教问题。启蒙运动后，基督教走下神坛，讨论诺亚洪水也不再是欧洲文人圈的公共话题，伯内特等人研究的宗教层面被弱化，自然科学的层面被凸显，并且在历史书写中形成了一种新的诺亚洪水叙事，进一步影响到一般知识阶层。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经历了从相互分离到互动交汇再到新的分离的转变。
在今天，诺亚洪水作为一个故事，已不再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对于史前大洪水的讨论也已经完全是一个纯科学的命题。现如今“人类世”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摒弃历史叙事中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在更广阔的时间尺度上重审历史，成为当下学者所思考的重要问题。近代早期关于诺亚洪水的讨论正好可以看作“人类世”思考的早期探索，他们率先思考了人类是否有能力去改造全球性的自然，这也为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由此可见，诺亚洪水虽然已经远去，但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诺亚洪水叙事。在今天，这一叙事被赋予了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环保主义的新内涵。
摘自《山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12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