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摘要】五四运动爆发后，日本主流舆论将其定性为“排日运动”,多指责中国青年学生排斥日本，认为英美势力与中国亲英美派政客煽动青年学生促成了“暴动”。部分日本在华媒体人和以吉野作造为代表的日本新知识分子以及大阪报刊《大正日日新闻》却肯定了五四运动体现出的进步思想，呼吁日本民众理性看待中国的民众运动。其中，《大正日日新闻》1920年新年号连载“中国名士之对日意见”,这些意见集中介绍了五四运动、新思想运动的真义，体现了五四运动后日本知识界对中国新思想的关注，同时也呈现出日本对华观的多面性与复杂性。
【关键词】五四运动;中日关系;吉野作造;《大正日日新闻》
五四运动前后日本知识界对中国的关注和认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推行“大陆政策”导致中日两国摩擦不断。在此期间，中国民众发起了三次大规模抵制日本侵略的运动，三次运动从形式到思想呈现递进发展的趋势。中日两国也互相关注彼此的动态，其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中国思想文化新动态引起日本知识界的关注，二是日本新知识界在与中国知识界的往来中较为主动，三是在华日本新闻记者成为日本知识界主动沟通两国的重要力量。
在海外，特派员的社交人脉是其情报能力的重要体现，许多新闻媒体人存在跨社兼职情况。刚到北京的日本人也多参加“支那语同学会”学习中文。通过这两条路径，日本在华媒体人关系网得以建立。记者间的信息共享，成为日本能够快速获悉五四运动的具体细节，也是各报刊、媒体对中国认识、态度较为一致的原因之一。
日本主流舆论对五四运动的“排日”形象塑造 日本因美国排亚法案，对“排日”十分敏感。“二辰丸案”的发生是中国民众首次采用抵制日货的方式抵制日本侵略。“二十一条”的提出，引发了以上海为首的南方民众抵制日货，这也是较大规模抵制日本侵略运动之一。因此，当五四运动期间爱国学生、商人发起新一轮抵制日货运动时，日本舆论迅速将其与日本在国际上的境遇联系起来，认为中国的“排日”活动与美国乃至世界“排日”运动有关联。各大报刊杂志纷纷动用在华特派员密切关注运动情况。日本外务省亦电令各驻华领馆人员，对中国学生运动情况开展调查。日本驻华领馆调查称，中国各地基督教青年会、英美教会等势力存在煽动学生和资助“排日”运动的行为。
日本报刊总结了英美势力参与“排日”的两条路径：一是为运动提供资金、场地及各种便利。二是通过英美在华文化事业输入“排日思想”。“排日思想”成为日本政府的关注重点。日本报刊认为，“排日思想”源于中国外交的“事大主义”，部分政客采取亲英美而排日的外交策略，不仅在国际会议上追随英美抵制日本，而且鼓动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抵制日本。日本舆论大多认为，中国亲英美的官僚是“排日”运动的主推手，是中国学生、商人组织的背后势力。
日本方面注意到，抵制日本侵略的宣传逐渐从知识阶层扩展至下层民众，甚至采用童谣、图画等通俗易懂的形式传播，效果显著。
除了开展相关调查，日本外务省亦电令日本驻华公使馆、各领事馆与中方多次交涉，要求取缔中国各地学生运动。他们认为，中国各地取缔学生运动的反应并不积极，而且大多数地区的警察未采取强硬措施取缔学生运动，反而在情感上同情学生，更加认定 “排日运动”背后存在官方的推动。总之，五四运动爆发后，日本方面倾向于将中国的青年学生视为“排日运动”的主力，并认为中国官僚主推、英美势力煽动共同促成了运动的发展和持续，“排日思想”在中国以燎原之势扩展开来，离不开中国官僚“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这种认识透露出日本方面对中国青年乃至民众的歪曲、误解。接受日本主流舆论影响的多数日本人不相信抵制日本侵略运动是中国民众的自发行为，中国民众的自主意志被忽略。
日本民主知识界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反应与评价 日本在华特派员的报道，是日本国民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之一。部分日本在华媒体人认识到，舆论界较为统一的对五四运动的曲解和诋毁，不利于日本国民认识真正的中国。为此，日本在华的有识之士在这一时期主动与中国新知识界建立联系，将中国学生运动的真实情况传达给日本国内媒体，清水安三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除了在华媒体人，日本年轻一代的中国学研究者中也出现了关注五四运动与中国新思想的人物。作为日本中国研究的重镇，京都大学成立了著名的中国学研究组织“支那学会”。“支那学会”中以内藤湖南等为代表的传统京都学派，研究意趣在古代中国；实际运作《支那学》的青年一代，如青木正儿等则表现出对中国新文学运动、新思想运动的关注，并试图从中了解中国思想文化革新的意义与价值。青木正儿敏锐地捕捉到五四运动体现出的中国思想界的变化，并认为是中国的思想变革、文化变革自下而上地推动了政府决策的变化。与五四运动几乎同一时期，日本大正民主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的领袖人物吉野作造尤其肯定五四运动所体现的进步思想。
吉野作造肯定了五四运动当中包含的对内反对军阀官僚政治、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尤其认识到五四运动期间抵制日本侵略的民众运动主要源于日本错误的官僚外交政策。他呼吁，日本国民应更全面真实地认识五四运动和中国青年学生。这在当时日本主流媒体、报刊杂志的一片批判和谩骂当中，显得难能可贵。然而，虽然吉野作造认识到中日两国关系交恶的根源是日本官僚军阀统治下的错误外交政策，却不主张与本国官僚军阀展开斗争，这也体现出吉野作造个人思想上的软弱性。
《大正日日新闻》与五四运动 《大正日日新闻》诞生于日本大正民主运动期间著名的舆论事件——“白虹笔祸”后，《大阪朝日新闻》总编鸟居素川隐退，大批新闻记者随之离开，《大阪朝日新闻》自此屈服于国家权力，其宗旨从倾向激进转为倾向保守。日本原本就不宽松的舆论环境被进一步挤压，促成了民主进步报刊《大正日日新闻》的诞生。在高压舆论环境下，该报社坚持办报宗旨，报道了批判日本政府、要求言论自由以及劳工罢工、抗议运动和争取普选权斗争的情况。因出资人为日本关西地区财商，参与对华贸易，其报道不仅关注本国的民主运动，还非常重视中日关系，特别是该社内许多记者与中国渊源颇深，时常关注中国思想文化动态。
创办翌年新春，《大正日日新闻》就围绕中日问题刊载特辑“中国名士对日意见”，遍邀中国政界、新文化界人物集中发表对中日问题的意见。它也是日本首家直接对话中国学生的报刊，独家刊出中国学生运动中心组织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对日声明，介绍中国学生运动的真义。
日本舆论对五四运动的另一误解，即认为中国的新思想运动促进“排日思想”的传播。中国正在发展的新思想，是抵制侵略，谋求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的真正和平，是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国际思想与民族自决的民族主义思想。这些都对日本舆论所宣称的“排日思想”作了清晰明确的反驳。关于中日矛盾如何解决的问题，陈独秀认为不可依靠政府空论，日本转变对华外交政策，摒弃侵略主义才是化解之道，并批判了日本侵略扩张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大正日日新闻》，中国思想界向日本读者传达了中国新思想运动的真实含义，即新思想运动是中国青年的进步运动，尤其是产生了民族自主自决的精神，即反抗侵略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势力的精神。
综上，五四运动的爆发在日本舆论界引起震动，在其主流舆论对五四运动大加“讨伐”期间，日本部分新闻人、新知识人、学者相对公正地发声，他们将所观察到的中国五四运动的真实情况介绍到日本，对中国民主运动的认识也相对客观。《大正日日新闻》作为日本大正时期民主媒体的代表，呼吁理性认识五四运动，这份报刊所登载的中国学者的文章也体现出中国新思想的代表人物同样关注日本舆论的动向，中日两国知识界通过这份报刊实现对话，这是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例证。
摘自《河北学刊》2025年第1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