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书颖，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
【摘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公众了解中国的愿望增强，但英国媒体缺少驻华代表。英国政府内部就如何报道中国抗战也存在不同意见。军方出于战略考虑，主张通过媒体反映中国抗战的问题。英国政府为配合对华政策，决定引导媒体在客观报道的基础上尽可能维持对中国抗战的正面报道与声援，并进一步出台计划，鼓励对中国抗战的宣传。由此，英国公众接受的中国形象更加多面，开始对削弱中国抗日力量的因素有所关注。英国政府报道中国内部状况的谨慎态度赢得部分中国舆论的好感。尽管如此，战时英国媒体对中国的宣传与报道未使英国政府的对华认识和对华政策发生根本改变。
【关键词】太平洋战争;英国;宣传;报道;对华政策
英国政府关于如何报道中国抗战的讨论 英国的战时宣传是由政府、媒体、记者及相关人士共同构建的。1940年，英国政府颁布特别法令，赋予内政大臣在新闻管控上的权力，但国内新闻稿件只有涉及国家安全时才需提交审查，这一规定的解释较为宽泛，主要视战争和舆论形势而定。英国报纸坚持新闻自由理念，报业大亨虽然占有全国相当数量的各类报纸，但其个人政见并不完全反映在报纸上。在战时体制下，英国政府对舆论有所顾忌，主流媒体也通常愿与政府配合。
近代英国报纸长期占据传播媒介主流，二战前夕，虽然广播、电影等新兴媒体对英国的传统报业形成冲击，但仍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英国人每天阅读报纸。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英国媒体较早声援中国，呼吁英国政府采取措施，捍卫世界和平。英国报界派遣记者撰写纪实性文章，揭露日军侵华暴行，报道中国英勇作战。尽管如此，英国公众对中国仍然缺乏深入了解。
1940年英国工党领导人克里普斯访问重庆后，或曾斡旋《泰晤士报》派出记者赴渝数日，收集新闻素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两国成为盟国，英国开始对中国抗战的前途予以更多关注，公众了解中国的愿望增强。1942年下半年，英国在中国后方缺乏新闻记者的问题凸显。11月，英国新闻部驻华代表施敏思致电该部远东司的下属机构远东处巴特勒，建议英国新闻部督促《泰晤士报》尽快将同年离华的记者麦克唐纳调回重庆。1943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向英国外交部报告，麦克唐纳离开后，《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由美国人福曼兼任。相较美国记者的在渝活动，英国记者较不活跃。
如何报道中国抗战以利于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也是这一阶段英国对华政策的重要问题。1941年年初，英美通过参谋会谈确立“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继续奉行这一战略，同时英军在远东和太平洋战场经历一系列挫败，引发中国朝野的批评。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内部也对中国抗战有怨言。
1942年年初，英国新闻部及外交部新闻司开始提醒《泰晤士报》等英国主流媒体客观报道中国抗战。当时英国报纸刊登的中国新闻，主要来源于中国的政府公报及新闻报道。英国路透社发往中国的部分电讯也由中国驻英大使馆选编。当时中国远征军正在缅甸作战，英国媒体更不愿揭露中国抗战存在的问题。
5月13日，英国新闻部召开记者会，说明了英国媒体的涉华报道存在的问题及危害。6月，英国外交大臣向新闻大臣指出，外交部重视中国的士气问题，并建议新闻部适时向新闻界阐明英国对华政策，使其既不贬低中国的作战贡献，也不过分美化中国。同月，外交大臣向内阁提交一份关于中国的备忘录，其中一节专门报告中国抗战士气及中国与盟国的关系。在同期举行的相关会议上，英国陆军部建议新闻部指导新闻界客观报道中国抗战，避免误导公众。
7月，英国陆军部接到英国驻华武官报告，在当时盟军失利的情况下，英国媒体以中国政府公报为重要依据的中国抗战报道及其国际传播，令中国对英国更为傲慢，这一态度与中国的现实并不相符，成为中英合作的一大障碍。因此，英国陆军部进一步提议，动员一批了解中国的记者撰写相对客观的新闻稿，带动英国新闻界放弃对中国抗战的感性态度，抵制美化中国战绩的倾向。
对于军方的意见，英国新闻部远东司司长瓦莱特表示，英国不应总是抱怨中国以夸大的官方公报为宣传手段，因为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英国应重视来自中国的批评。随后，新闻部与外交部达成一致意见，就涉华报道问题与英国新闻界保持接触，但不对陆军部的提议采取进一步行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对中国抗战的报道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英国的立场，也触及中英关系与盟国战略问题，引起相关部门的持续关注与讨论。熟悉中国事务的英国官员意识到，当英国短期内无法在远东取得军事进展或向中国提供实质性援助时，便要做好一段时期内中英“口头敌对”的准备。在此期间，英国的对华态度将左右中英长期关系。因此，英国需维持声援中国的政策。随着战事发展，英国也希望加强对中国抗战的宣传报道，以配合其战略目标。
英国政府鼓励对中国抗战的宣传与报道 随着盟国对德战争的有利进展，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942年11月29日发表广播演讲，谈及盟军在阿拉曼战役中取胜，强调英国的作战决不止步非洲，英国将在新的战线发挥作用。由于远东的战争预计晚于欧战结束，需要通过各类宣传促进公众认识其重要性，接受英国对日作战带来的更多牺牲，同时展现英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另一方面，对于公众普遍认为英国在远东战场跟随美国，英国政府也希望借此机会增进公众对其远东利益及政策的理解。
1942年，曾任英国驻日大使馆新闻专员、熟悉中日两国事务的瑞德曼出任英国新闻部远东司司长。1943年，新闻部制定《对华宣传计划》，不仅确立面向中国的宣传目标，也专门说明英国国内对中国抗战的宣传工作。该计划强调对华宣传的重要环节，是在英国国内发展对远东的认识，鼓励对中国的报道。《对华宣传计划》为英国政府部门及英国联合援华基金会等机构的宣传工作提供了指导。
《对华宣传计划》出台后，针对中国后方缺少英国新闻记者的问题，英国新闻部也致力推动报界派遣代表前往中国。瑞德曼判断，英国报界与官方一样了解重庆的情况，对于一份英国报纸而言，关于中国有三个尚可发挥的主题：中国的作战、中国的政治体制以及中国共产党。然而，中国近来几乎没有重大战役，国民党也严格控制军事消息的发布，掌握中国的政治动态极其困难，国民党的审查制度使本就不多的素材几乎不可能从重庆传递出去，而试图追踪和报道中国共产党的记者或一无所获，或“惹上一堆麻烦”。因此，报界不愿投入人员和成本拓展中国业务。
为此，瑞德曼多次向报界指出中国的故事值得发掘，并劝说路透社增派驻华代表，试图引导报界给予中国更多关注。
需要注意的是，《对华宣传计划》发布后，巴特勒向英国新闻部报告，认为该计划意在引导英国舆论称赞中国，而不在于发展一种关于中国的有见地的认识，故建议英国应将宣传的重点放在帮助公众为更多的付出与牺牲做好准备，而不是进一步点燃公众对中国的同情，以利于在战后问题的解决上贡献更多英国的智慧。另一方面，英国新闻部计划在争取新闻界肯定中国抗战的同时，展现英国舆论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关注与期望，间接鼓励中国的自由主义人士和亲英人士，抑制轴心国势力和极权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这一主题也在英国驻华记者的报道中有所体现。
英国政府对驻华记者报道趋势的因应 自1942年开始，虽然驻渝英籍记者仅有斯坦因一人，但他的多篇报道有力推动了英国国内对战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认识。9月7日，著名国际学术团体太平洋学会刊物《远东观察》刊登斯坦因文章。10月12日，《曼彻斯特卫报》对斯坦因的报道发表评论称，重庆方面关于战后计划的讨论与华盛顿和伦敦一样活跃，不平等条约废除后，中国更是意图在东亚发挥领导力，而重庆方面也意识到中国的内部状况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前途。斯坦因的部分报道引起国民党的不满。在《远东观察》1942年9月7日刊登的另一篇文章《重庆展望未来》中，斯坦因介绍了中国内部对战后复员、工业、农业等问题的关注和讨论。文章刊出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的电台拒绝播发斯坦因的新闻稿。中方电台禁止播发斯坦因的稿件后，斯坦因与国民党的关系不断恶化。斯坦因与国民党的摩擦是促使英国政府争取报界增派驻华记者的原因之一。
1944年，驻华外国记者与国民党的关系日趋紧张。4月，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向蒋介石递交请愿书，呼吁放宽新闻审查。5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行后，斯坦因作为成员之一，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为期数月的访问，并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见面或长谈。斯坦因的采访报道稿件受到国民党的严格审查。此时，适值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溃败，引发英国舆论的变化。12月独山失守后，《曼彻斯特卫报》直言中国形势每况愈下。
1944年，英国多地舆论开始表现出对中国内部政治和经济状况的不安以及对国民党是否全力对日作战的怀疑。这一趋势是受到斯坦因等英国驻华记者的影响。针对这一现象，英国在同年出台关于有限报道中国内部问题的指导文件，要求宣传部门引导媒体以相对友好的方式指出中国的问题，并对中国的境遇和战时成就表示理解和肯定。10月，美国政府决定从中国召回史迪威后，美国舆论掀起一阵批评中国的热潮。日本媒体乘机渲染史迪威策划从蒋介石手中夺权，企图离间中美关系。尽管如此，美国战争信息署不希望在史迪威事件上袒护国民政府，而是支持指出国民政府的不足。同时，美国战争信息署提醒本国新闻部门注意，相关报道的出发点在于促进中国持续抗战，避免对中国抗战进行负面评价。
对此，英国新闻部认为，史迪威事件前后，中美两国在中国军队的指挥和作战问题上矛盾越来越多，并转移到中国内部的其他问题，英国通常认同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只是不希望因此引起中国的不快，影响英国对华宣传工作。于是英国新闻部指示相关部门，切勿放大中美争端或站在史迪威一边，英国从来不处于向中国建言的有利位置，故应利用史迪威事件对华示好。同一时期《泰晤士报》《每日邮报》等英国媒体的相关报道显得较为克制。1945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讲话。随后，《泰晤士报》刊文对蒋介石此次演讲给予高度评价。这与薛穆就蒋介石的新年讲话呈交英国外交大臣的报告内容基本一致。此后，英国媒体对于中国政局多有友好报道。
抗战后期，延安的消息不断冲破国民政府新闻检查的藩篱。斯坦因离华后，于1945年1月2日在《新闻纪事报》发表《中国的封锁之后：共产党建立新民主》一文，迅速引起英国媒体的关注和讨论。尽管英国朝野对中国共产党具有一定好感，英国政府在相关报道上持谨慎态度，并通过舆论支持国民政府及其政治改革，使部分中国人对英国的态度有所改观。英国新闻部判断，1944年以来，中国对英美态度的差距在缩小，英国在华声望有所恢复，这与英国在涉华舆论上应对得当不无关系。
新闻报道所呈现的中国形象是经过筛选和剪裁的。太平洋战争期间，英国政府试图通过宣传中国的抗战形象增进中英关系，中英之间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疏解。英国对中国抗战的宣传与报道也促进了英国公众对远东战场和中国的了解。英国新闻部曾指出，涉华报道的重要基础在于认识到中国不是所有都好，也不是所有都坏或神秘莫测，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既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并首要关注自身利益，部分利益还与英国存在冲突。英国军方出于战略考虑，主张通过媒体反映中国抗战存在的问题，英国驻华记者对中国内部状况的报道也不断深入，使英国公众接受的中国形象更加多面。根据英国新闻部的舆情调研，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英国公众对中国的感情与苏联类似，是一种普遍的友好与同情，随着战争推进，英国公众则对削弱中国抗日力量的因素有所关注与担忧。
战时英国对华援助有限，为维护其远东利益，在对华宣传方面较为主动，或仅为权宜之计。战时英国对华宣传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英国真正将中国置于平等盟友地位，涉华报道的深入也未使英国认识到未来中国之于远东和世界的重要影响，从而使英国在远东的殖民政策和立场发生改变。战时英国对华宣传固然无法弥补其对华政策的不足，但英国对华政策的发展却日益依赖宣传工作及其带来的认知变化。
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4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