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金操，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文理学院。
【摘要】1942年“里斯本丸”沉船事件曾是一场众说纷纭的罗生门，因日本方面有意歪曲，该事件的最初报道与事实出入甚大，直到香港军事法庭对相关战犯审判工作完成后，背后的历史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二战结束后不久，修正日本扭曲的社会记忆及推进相关纪念活动的开展成为中英两国间的共识，但受历史环境和国际关系制约，国民政府与英国在交涉过程中不乏试探与博弈，友善的初衷浮于纸面。随着历史不断沉淀，在新千年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确立以来，围绕“里斯本丸”事件开展的纪念活动不断推进，促使其发展成为“两国关系的宝贵财富”。探究“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不仅有助于廓清历史真相，更能深刻揭示出政治力量对重要事件的形塑过程。歪曲的历史记忆由人为造成，但真相并未随时间流逝而湮没，“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即是如此。
【关键词】“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历史记忆;英国战俘;中国渔民;日本法西斯
虚假记忆的建构 “里斯本丸”原是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名下的民用货船。抗战前后，该船主要在东亚、东南亚、南亚海域执行运输任务。1942年9月，伪“港督”矶谷廉介在日本政府要求下，开始着手向日本本土运送羁押在香港战俘营内的白人战俘。“里斯本丸”号承载人员于9月26日集结完毕。27日，“里斯本丸”正式起航，是9月离港的第二艘战俘运输船。未料几日后的10月1日，船只在航行至舟山列岛附近时，因遭美国潜艇攻击而沉没。消息一出，引发舆论关注。最先报道“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是日本媒体。10月8日，日本官方喉舌《朝日新闻》刊登两则相关报道。第一则报道中，隐瞒该船运送大量日军，即具备军用船功能的事实。日方首先披露，该船遇难并非因自身或环境原因，而是“遭美潜艇袭击而沉没”。在此基础上，第二则报道意在论证“英美敌军”的不人道。与此同时，为日方掌控之中国沦陷区媒体也在借“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大作文章。
显然，在沉船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很快主导其所掌控下的舆论，刻意塑造出一段有利于日本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的历史记忆。侵华期间日本对占领区舆论的管控十分严格，周边报纸均无刊登对日方不利言论之条件，故日方想当然地认为可以独享该事件的叙述权和解释权。由于反法西斯阵营各国仅能基于日方提供的只言片语了解和跟进“里斯本丸”事件，故很难明晰事件全貌。鉴于所知讯息有限，英国在最初围绕沉船事件与日方展开交涉时，一直秉持措辞谨慎的态度。
事情很快发生转机。三位被中国渔民营救的英俘被成功护送至安全区域后，日方极力隐藏的真相被初步揭露。英俘伊文斯等抵达重庆后，英方大使馆相关人员通过三人口述了解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经过。依据三位英俘传递回来的讯息，《泰晤士报》于次日刊登一则通讯，重点强调以下信息：其一，“里斯本丸”受袭当天傍晚，日方下令封闭战俘所在船舱，导致若干战俘在船只沉没前非正常死亡；其二，日本弃船离开后并未打开封闭的船舱，战俘们自行撕开密封帆布，才为获救争取到一线生机；其三，包括伊文斯等三人在内，不少战俘在游至日方救助船只时，日方并未理会；其四，一些本可以获救的战俘在落水后被日本无故射杀；其五，有不少英俘在中国渔民的帮助下获救；其六，日方救助船虽然也救起一些人，但并未全力施救。此外，英方通讯还首次公布了获救英俘的姓名和被俘前的职务，以便向国际舆论明确通讯确实来源于当事人，且内容真实可靠。自此，英国政府终于通过英方当事人，掌握到关于沉船事件的可靠讯息。
既已明了事情经过，英国政府一改往日交涉时的谨慎态度，开始借沉船事件抨击日方的卑劣行径。收到抗议后，包括日本驻瑞士公使铃木、日本陆军省次官富永恭次和外务省次官松本俊一殿在内的一批高层官员着手研究解决方案，在此期间，他们都极尽可能为日本相关人员开脱。日本外务省于5月20日通过瑞士驻东京公使馆，对英国政府的抗议文书进行正式外交答复。同时，陆军省俘虏情报局也出台文件，对英方抗议声明所提内容逐条批驳。为应对英方驳斥，俘虏情报局还向外务省提出三点“建议”。
“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凭借信息垄断的优势，通过舆论媒体，迅速构建起对日本形象绝对有利的社会记忆，借此对抗美英等国的反法西斯同盟。当英方通过伊文斯等三位英俘了解到事情经过后，立即着手批驳日方虚假宣传，希望通过澄清事实等方式打破日方宣传的影响。
在日本有意建构扭曲记忆以对抗反法西斯同盟的情况下，单凭外交手段，很难达成重塑相关记忆的目的。暴行暴露后，日本非但没有迷途知返，反而竭力扭转事件走向。1943年，日本大阪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大东亚战争记录画报》后篇收录了三篇与“里斯本丸”事件有关的文章。显然，此时日本政府的主要宣传目的已由最初的凸显“英美敌军的不仁道”转变为“尽可能孤立、打击美国”。
至此，日本社会对“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认知并没有因英方交涉而有丝毫改变，沉船事件依旧是不同国家各执一词的罗生门。
沉船事件本事 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英国政府主导的香港军事法庭对相关战犯的审判工作宣告完成以后，“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全貌才第一次较为完整地呈现在公众面前。
1942年10月1日凌晨2时45分，在“里斯本丸”航行至距离中国舟山列岛之东汀岛8海里海域时，天气骤变，似欲降雨，海面能见度极低。为防止触礁，船长经田茂向东偏北60度方向调整航向，船只驶向离海岸线较远的深水区。早7时10分，早已埋伏在附近海域的美军潜艇“鲈鱼号”向“里斯本丸”发射鱼雷，船身被数枚鱼雷击中，其中有两枚发生爆炸，使船只失去继续航行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日方不仅未在船身添加任何战俘运输标志，还在船首、船尾甲板上分别加装一门本不该出现在非军事船只上的火炮，加上日军频繁在甲板上活动，极易让观察者误认为该船是在执行军事命令。
“里斯本丸”遇袭后，相关人员很快向外传递求援信号，并以船首火炮还击。收到求援信号后，负责警戒舟山附近海域的上海方面根据地队第6警戒队迅速组织救援。紧接着，第1、7、8警戒队也在上根队司令部的要求下加入救援行动。如此，“里斯本丸”避免被即刻击沉，得以又在海上漂浮约一天。由于受损严重，即便关闭船尾舱门，依旧不能阻止船身进水、下沉。
据经田茂事后回忆，“17点左右”他通过旗语接到一个命令。该命令未涉及战俘群体，表明上根队最高指挥官在一开始就未有救助战俘之打算。在用救生艇运送三次日军后，6警队最高指挥官矢野美年大佐乘该舰队旗舰“丰国丸”抵达，从“栗”舰长手中接过现场最高指挥权。矢野美年并未改变此前所接命令，8时左右将剩余日本部队和乘客转移到附近舰只后，日方仍未将救护战俘纳入考虑范围。这无形中助长了留在船上的两位日本军官杉山中尉、和田少尉的虐俘气焰。
当晚19时多，在“里斯本丸”上与经田茂、杉山、和田商议解决方案的矢野美年刚一离开，和田秀男便在大副陪同下找到经田茂，要求封闭战俘所在船舱，被经田茂劝阻。第一次封舱要求被拒后，和田仍不死心，于21时纠合船上最高指挥官杉山，再次找到经田茂，以指挥警卫看管战俘是其职务，船长无权干涉为由命令封舱。因有杉山支持，经田茂命令大副执行了封舱命令。
如果说封舱之举是泯灭人性，残忍杀害努力自救以求一线生机之战俘的行径则称得上是丧尽天良。“里斯本丸”上的英俘是运往日本的重要劳动力资源，即便是出于该方面考虑，日方也应积极施救，更遑论国际人道主义理念的约束。“里斯本丸”即将沉没之际，预感危机将至的战俘协力逃出船舱，跳海求生。泅水战俘本应轻松获救。但据战俘回忆，日方人员不仅不主动施救，当他们好不容易靠着救援绳索爬上日舰时，日本士兵迅速将他们“踢进水里”。事实上，日方采取的最普遍做法并不是“踢”而是开枪射杀，这在幸存战俘的回忆中有充分表述。
“里斯本丸”沉没的地点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县东极乡，这里的渔民有救助落水者的传统。船只沉没的动静很大，惊动了岛上居民。当渔民发现落水英俘后，果断实施救助，与正在实施射杀的日本官兵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渔民的加入超出日方预期，使现场局面愈发复杂。由于中国渔民的干预，日方负责人出于控制局面等考虑，下令停止射击。此后，日本方面停止了对英俘攀靠日本舰只的阻拦，并逐渐开始主动解救泅水战俘。
根据10月3日晚21时45分矢野美年发给上根队指挥部的电报，沉船次日，日方在青浜、庙子湖等岛屿上共搜捕英俘414人，连同被中国渔民隐藏且最终被成功送至大后方重庆的伊文斯等三人以及日方在中国渔民影响下救起的644人，共有1061名英俘因中国渔民的出现而免于随船湮没。这便是“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真相。
中英对沉船事件的纪念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各国人民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喜悦中，暂时忘却战争带来的苦痛。受大环境影响，“里斯本丸”事件幸存者最先想到的并不是开展对逝者的缅怀，而是践行对恩人的答谢。
香港军事法庭审判结束后，英国政府也很快将如何答谢中国渔民提上日程。1948年4月12日，英国驻华大使特意致函中国外交部次长叶公超，商议答谢事宜。英国政府感谢中国渔民的营救及其“以最大爱心给幸存者们食物、衣物和照看”的善行，并特地为渔民筹备专款。赠款仪式的落实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对坚固中英当事者群体间的友谊亦大有裨益，这一建议本应得到鼓励，但相关文件转送至国民政府国防部审核时却遭否决。
1948年国民政府深陷国共内战的泥淖，故其并不愿意节外生枝。为稳妥起见，国民政府提议委派浙江省政府委员周向贤代表渔民赴上海英国舰队司令部领取赠款。对英国而言，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接收沦陷区时掀起的劫收风潮“闻名当世”，贪腐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英国政府不放心将此款项交给其官员。加之如果不能当面向渔民致谢，赠款仪式的纪念意义便会大打折扣，故英国政府未再回复国民政府，英舰造访一事不了了之。但在英国政府影响下，国民政府也于1948年10月25日下发对东极渔民的褒奖令。
派使者至东极乡当面赠予渔民专款的方案既不能实施，英国政府只能另想他法。1949年2月17日，英国政府在香港举行悼念“里斯本丸”英俘官兵遇难仪式，英港当局决定借机在香港皇后码头举行答谢舟山渔民典礼。答谢仪式由港督葛洪亮亲自主持，英国政府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客观来看，这次酬谢仪式存在很多不足。即便如次，港督葛洪亮在现场千余人面前亲自宣扬中国渔民的正义形象，并通过隆重仪式表达英港当局感戴渔民救护英俘情谊的举措，依旧能在寄托幸存战俘情感、巩固幸存战俘与渔民间的情谊上发挥积极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奉行孤立、封锁新生人民政权的政策，新生政权不得已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两大阵营意识形态的对立极其尖锐，中英关系难以融洽，这也影响了两国官方、民间交流活动的开展，进而影响到“里斯本丸”沉船纪念活动的深入推进。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宣告世界两极格局的结束，开展“里斯本丸”纪念活动的外部条件初步具备。2004年中英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揭开两国关系“黄金十年”的序幕，“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各界人士对沉船事件的关注推动了“里斯本丸”纪念活动的深入推进。如今中英两国人民围绕“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开展的纪念活动仍在不断推进，舟山本地热心人士与幸存英俘及其后人间的书信往来不断，并相约让双方下一代延续这份宝贵情感，使新生一代成长为“情感维系的传承者”，以确保“这份跨越中英两国的友谊长存”。
“里斯本丸”事件是日本所制造的战时悲剧。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曾主导构建出关于“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虚假记忆。后来，英国政府通过中方护送至大后方的幸存英俘了解到事情经过，开始要求日本政府调查并公布事情真相。但由于此时日方建构的记忆已成功主导日本政府各机关工作人员的思维和意识，英国政府并未达成对事件正本清源的目的。直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笼罩在日方谎言迷雾中的真相才为世人所知，英方重塑相关记忆的工作才宣告完成。稍显遗憾的是，不仅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会受政治影响改变走向，记忆的修正亦会因政治力量的介入而有所迟滞。相比于官方路径，“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民间路径即被救英俘与中国渔民之间的情谊自始及今，它在修正被政治力量遮蔽的历史真相之余，揭示出人性的温度和善意，这或许也是沉船事件至今仍为两国人民纪念的原因所在。
摘自《史学月刊》2025年第2期，原文约2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