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晓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19世纪80年代，有关天津水师学堂的讯息已见诸英文报道，其中特别关注严复在这所学堂的支柱地位，以及严复的翻译才能。各年度《字林西报行名录》《亚洲年鉴与行名录》等资料，呈现了以严复为中坚的天津水师学堂华洋教习群体的面貌。严复与洋文教习之间多有同窗、校友、师生之谊，但与汉文教习宋恕、会办洪恩广关系不睦。除天津水师学堂职责外，严复还有兼差，主要涉及军事教育、地方事务和海防。严复主办的《国闻报》,报道天津水师学堂消息，登载学生时事政论译作，与水师学堂事宜有关联性。1901年9月前后，严复离开天津水师学堂。
【关键词】严复;天津水师学堂;《字林西报行名录》;《亚洲年鉴与行名录》
天津水师学堂的英文报道 1880年天津水师学堂设立后，外界对这一海军学堂的关注逐渐增多。天津水师学堂的创设，很快引起各国政府的关注。美国也很快注意到天津水师学堂。1888年5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美国国务卿托马斯．Ｆ．贝雅德发出专函，报告天津水师学堂情况，还附上学堂招生启事的翻译文本。田贝的报告虽有错误之处，但该报告体现了美国对这所海军学校的关注，并注意到严复在水师学堂的关键作用。1888年12月31日，美国驻天津领事石米德也向美国政府报告了天津水师学堂的情况。1898年，英国商会联合会聘请查尔斯·贝思福来华考察商务。10月14—24日在津期间，贝思福参观了天津水师学堂，并对参观情况进行记录
创办于天津的英文《中国时报》对严复及天津水师学堂也非常关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严复的翻译能力在1888年就受到各方关注。
在关于水师学堂的记载中，严复无疑是“中坚力量”。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中的支柱地位，也可以从天津水师学堂总办、华洋教习群体角度观察。
天津水师学堂的华洋教习 天津水师学堂内设有驾驶学堂、管轮学堂和练船三个教学部门，驾驶学堂培养指挥军官，管轮学堂培养轮机军官，练船是学生完成理论课程后的海上实习场所。1896年，天津水师学堂又添设俄文馆。在水师学堂筹设之初，李鸿章在复函驻德公使李凤苞时提到，“拟仿设练船学堂，但始基甚难，师徒皆少，拟俟现订英水师官琅副将、法水师官明亚到后，次第创办。 严宗光可胜斯任”。在聘请严复外，还计划在海军军官英国人琅威理和法国人明亚到津后再行商议。从实际情况看，《天津水师学堂事略稿》记载的早期总教习为洋员法国人高文。高文在北洋任职时间很短。根据《字林西报行名录》《亚洲年鉴与行名录》以及直隶总督王文韶为水师学堂师生请奖奏折等资料，可以清晰呈现天津水师学堂华洋教习的基本面貌。历年《字林西报行名录》记录了天津水师学堂总办情况：从吴仲翔、吕耀斗到严复。19世纪80年代，《字林西报行名录》对天津水师学堂教职人员记录简略，除了记录严复教授航海学的情况外，还记录了萨镇冰和霍克尔、希耳顺、麦赖斯等洋文教习的情况。1890年起，《字林西报行名录》对天津水师学堂情况记录较为细致。学堂中的华洋教习基本保持稳定，西人教习主要有霍克尔、希耳顺、麦赖斯等。华人教习中，严复占有突出的地位，历年行名录都有记录，而在 1896 年以后的记录中还特别标注“严复（原名严宗光）”，表明《字林西报行名录》了解严复更名的情况，但掌握这一讯息的时间比严复实际更名时间晚。需要说明的是，《字林西报行名录》虽没有天津水师学堂汉文教习的记录，也未记录学堂全部洋文教习情况，但其价值不是教习名单的完整性，而是从其记录了哪些教职员观察这一行名录对天津水师学堂的认知。
《亚洲年鉴与行名录》所记录的天津水师学堂情况非常简略，但基本可与《字林西报行名录》相互印证。在历年记录的信息中，严复占突出位置。严复升任总办后，1897年起该行名录不再记录严复授课的情况，最后一次记录天津水师学堂教职员情况的时间是1902年，由于信息更新迟滞，该记录反映的是1900年水师学堂教职员情况。《亚洲年鉴与行名录》主要记录了天津水师学堂西人教习姓名。天津水师学堂中还有来自美国的马吉芬。1882年1月25日，朝鲜以金允植为“领选使”，率使团到达天津。金允植在3月9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天津水师学堂教习情况。1884年12月24日，李鸿章为天津水师学堂请奖的奏折，记载了水师学堂的教习群体（不包括西人教习）情况。
天津水师学堂完整的教习名单尚未发现，仅能从直隶总督奏折中了解人员大致情形。1898年6月19日，王文韶上奏折，请奖水师学堂教习及员司（不包含总办和西人教习）25人（另有学生6人）。其中，洋文教习12人，任职为正教习的仅有伍光建、王邵廉2人。汉文教习5人，与初期人数规模略同。此外，还有西人洋文教习等，共同构成了天津水师学堂教职员群体的名单。同日，直隶总督王文韶还奏请奖励天津水师学堂总办，得到光绪帝朱批允准。当时，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为严复，会办有洪恩广、王修植两人。至此，1880—1900年天津水师学堂的总办、华洋教习等群体及其变动情况，可以较清晰地呈现，严复与天津水师学堂同事之间的关系得以在此基础上展现。
严复与天津水师学堂同事 天津水师学堂的洋文教习，或为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的同窗、校友，或为其在英国皇家海军学校的校友，并由严复招募而来；后期则多为天津水师学堂或北洋系列学堂的毕业生，与严复也多有交往与联系。然而，严复与水师学堂教习之间的往来情况，已有研究关注不多。
霍克尔、麦赖斯与严复共事15年以上，由于资料缺乏，严复与他们两人的交往情况无法展开讨论。但是严复知人善用，发挥了他们的才智。严复与希耳顺的关系，虽没有直接资料，但从有限的材料看，两人关系融洽。除洋员外，天津水师学堂洋文教习与严复多有同学、校友、师生之谊。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有不少知交。此外，严复与同事也有相当不睦的例证。
天津水师学堂期间严复兼差事宜 严复任职天津水师学堂早期，除负责本学堂事务外，还常担任水雷学堂、北洋武备学堂考试的典试官。后来，水雷学堂裁撤，改办水师学堂管轮学堂。1886年8月1日，北洋武备学堂大考，严复负责试卷出题、阅卷、评定优劣等。
在天津水师学堂成立初期，直隶总督李鸿章赴大沽阅水师学堂操练，严复时有跟随。按照体制，谒见北洋大臣李鸿章，须由直督召见或由本人禀见，因此在天津《时报》中记录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严复多次禀见李鸿章或跟随李鸿章巡阅水师学堂的信息，反映了严复禀见直隶总督李鸿章的频次，在月余左右。
1898年8月9日，严复兼任北洋海军公所（俗称水师营务处）会办。当年，直隶总督荣禄奏请设立洋务局，严复参与了天津洋务局事宜。甲午战后海军重建，严复也多有参与，特别是向德国订购的舰船驶抵大沽时，无论是作为水师学堂总办，还是水师营务处会办，严复都是舰船验收委员。
在戊戌维新时期，严复因《国闻报》而遭致弹劾，光绪帝谕令对《国闻报》归属、水师学堂学生译报等事项进行调查。此后，水师学堂学生译外报并登载于《国闻报》不得不戛然而止。
有关严复离开天津水师学堂的时间问题，研究者多以1900年7月严复离开天津为时间点。事实上，严复离开天津水师学堂的时间应在一年后的1901年9月。1900年11月2日，李鸿章致电已寄居上海的严复，措辞极为严厉。严复如何回复，尚未找到记录。严复的自述，则显示他脱离天津水师学堂的正式时间，应在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前后。
天津水师学堂作为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创办的北方海军学堂，受到各方关注，特别是严复在水师学堂的支柱地位备受关注。作为北洋海防体系的一环，历任天津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会办、总办的严复，始终有不少兼差，与军事教育、地方事务和海防密切相关。1876年9月，严复曾在北洋短暂任差；1880年8月第二次抵达天津，自此在天津水师学堂任职20余年，严复自称“吾系卅年老天津”。在天津期间，严复与同事、友人、旧日师生以及在津外国人等交游往来情况，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
摘自《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6期，原文约3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