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铁权，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民国时期，拉西曼应南京国民政府之邀请多次来华，先是关注中国的卫生事业，撰写“卫生报告”;继之试图展开与中国的技术合作，由他完成并呈送国联的《拉西曼报告书》引发了舆论界的强烈反响。围绕不同时期拉西曼担当的不同角色，社会各界的态度和认知存在明显差异，折射出彼时国人对西人援华的复杂心态。拉西曼“卫生报告”之实施实现了国联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促进了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而《拉西曼报告书》因日本的强烈反对为国联搁置，但也为国人进一步探究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谋求发展提供了启发与参考。
【关键词】拉西曼;医疗卫生;技术合作;《拉西曼报告书》
拉西曼的中国之行 路德维克·拉西曼，亦有译为拉西门、赖西曼、罗其曼、雷奇曼者。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卫生杂志》和《申报月刊》上，皆有对他的简要介绍。1921年，拉西曼受命进入国际联盟，负责组织卫生股。自此，拉西曼从一位医学家、教授转入政界、外交界，其活动舞台和空间也旋即由欧洲拓展到世界各地。
中国是国际联盟成员国之一，但起初与国联联系不多。1922年年初，国联卫生委员会日籍委 员宫岛幹之助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三次卫生委员会会议上，提交了关于远东地区肺炎、鼠疫情况的报告，建议国联予以介入。卫生委员会经研究，于同年11月派遣英籍国联秘书处卫生股副股长诺曼·怀特前往，调查远东各港口流行病的影响范围、检疫制度及预防疾病的法规等情况。怀氏次年7月返回马赛，他将此行之调查报告呈送卫生委员会，报告述及远东地区的传染病及其防治情形。他提议重拟《卫生公约》，在远东地区设立一个国际传染病情报机构。1925年冬，拉西曼奉命赴日视察公共卫生事务，任务完成后顺道至哈尔滨参观中国东北之防疫，后由伍连德陪同前往北京、汉口、上海等处考察。这是拉西曼首次来华。在北京时，拉西曼与内务总长龚心湛及多位卫生行政官员、医界人士围绕卫生防疫、海港检疫等事宜展开讨论，他希望北京政府向国联正式请求予以援助。当时中国内战不息，北京政府自顾不暇，将此束之高阁。1926年元旦，伍连德偕同拉西曼抵达新加坡，出席远东传染病防疫局第一届顾问委员会会议。会议呼吁国联卫生委员会派遣专家，与远东各国政府合作研究卫生问题。拉西曼返回日内瓦后，于同年4月26日向卫生委员会提出正式报告。他指出，北京政府已是危机重重，若西方国家能像苏联一样，声援中国革命运动，将有助于未来中国新政府立稳根基。在北京停留期间，拉西曼与政界、医界人士多有往来，奠定了日后合作的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与国联的联系得以加强。1929年1月31日，薛笃弼致函拉西曼，希望得到来自国联的卫生援助。3月7日，国际联合会行政院第54届会议就派遣卫生专家赴华展开讨论，最终决定同意中国政府之请求。之后，双方就内中诸多细节进行了反复磋商，最终确定了来华的时间和大致行程。
1929年10月拉西曼启程，国联卫生部医学专家白度拉、国联秘书处吴秀峰等随同。抵华后，拉西曼先后到南京、上海、天津、北平等地实地考察。此番考察结束后，拉西曼起草了较为详细的“卫生报告”。
基于卫生领域取得的显著成效，南京国民政府希冀将与国联的合作延展到其他领域。1931年4月，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致电国联，提出设立全国经济委员会， 同年5月国联召开第十三届行政会议，会上中国政府之提议获得一致通过。随着日本侵华的逐步加深，南京国民政府寄希望通过技术合作不断增强自身实力。1933年6月，宋子文在伦敦致函国联秘书长亚普诺尔，重申两年前中国向国联提出之技术合作条件。此时欧美正处在经济危机中，也需要尽快复兴国民经济，故也愿意加强与中国的进一步合作。7月18日，国联行政院中国技术合作委员会在巴黎开会，会议决定派拉西曼为国联驻华技术联络员。
拉西曼于9月8日启程来华，同行者有秘书马克斯博士、格陆凡尔等，10月2日抵达上海。次日，全国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拉西曼积极予以协助。自此， 拉西曼开始了他在华的新的角色——“对华技术合作专家”、技术联络员。1934年3月拉西曼决定返回日内瓦。赴欧前，拉西曼将其起草的《国联与中国技术合作报告书》（简称《拉西曼报告书》）副本交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一份递交国联。返回欧洲后，拉西曼未能再来华履职，直至1939年被国联解职。
抗战全面爆发后，拉西曼对中国一直报以支持态度，并利用国际舆论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他多次为南京国民政府出谋划策，可以说为中国的抗战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对拉西曼援华的不同认知 基于不同使命，拉西曼受命来华后主要聚焦卫生领域，而后范围有所拓展，深入到农业、工业、交通等领域。从国联离职后，他同情并支持中国革命。围绕拉西曼角色的前后变化，国内舆论界对其的态度有所不同。
围绕拉西曼担任卫生部顾问，医界的反响不一，持支持立场者多，反对的声音也有。如果说拉西曼参与卫生合作引发了医界领域的争论，他介入技术合作则引发了包括医界、文化界、学界等在内的社会各界的一片反对之声。除了卫生部顾问、“对华技术合作专家”两个国联委派的角色之外，拉西曼还有一个角色：中国革命的支持者。拉西曼为波兰人，生于波兰被三国瓜分之时，见证了国家被列强统治之下的窘况，早年求学时便积极投身政治，组建政治团体，参加各种爱国活动。近代中国在列强侵略下所处的坎坷状况，与波兰当年的境况极为相似，由此也引发了拉西曼对中国革命的极大同情。兼之，通过技术合作，他和中国政界、医界、文化界人士多有交往，与宋子文、兰安生、刘瑞恒等私人关系非同一般。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随着日本侵略的逐步加深，他同情中国革命，寄希望借助国联为中国发展提供支持，日本对他越来越反感。1934年4月拉西曼返回欧洲，途经日本神户时拒见记者，亦未登岸。拉西曼返回欧洲后一直关注中国事务。对于拉西曼的这一角色，国内舆论大都予以称道。
拉西曼的“遗产”：从“卫生报告”到《拉西曼报告书》 拉西曼的中国之行，形成了两个重要文献：一是担任卫生部顾问期间的“卫生报告”，一是“对华技术合作专家”时形成的《拉西曼报告书》。这两则文献堪称拉西曼“遗产”，前者聚焦卫生，后者则囊括经济、交通、农业等多个领域。
拉西曼考查中国北方卫生行政后，起草了较为详细的报告，内容分中央与各省两部分， 经国民政府行政院讨论通过。“卫生报告”出台后，日本同仁会迅速将其编译出版，题为《中华民国医事卫生之现状》，1930年6月1日出版发行。随后，国内的报刊陆续予以刊载。
基于拉西曼的“卫生报告”，南京国民政府向国联正式提交了一份合作计划书。1930年3月5—8日，国际联盟卫生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大会，会议研究了中国与国联卫生组合作事宜。拉西曼的“卫生报告”成为国联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参考，并得以付诸实施。在国联的大力协助下，南京国民政府按照西方模式尝试建立医疗卫生实验机构，从外国人手中收回海港检疫并建立规范体系，引进先进的防疫技术，培养医疗卫生人才，对中国的医疗卫生和防疫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拉西曼报告书》共十一章五万余字。1934年5月17日，国联中国技术合作委员会召开第四届会议，会议主题是研究《拉西曼报告书》，及该技术代表申述其自任命以来至本年4月1日止在华工作之各详细文件。大会通过了拉西曼之报告书。随后，根据当年3月17日国联行政院与中国技术合作委员会之决议案，将报告书送达国联各技术机关，广为征求意见。报告书出台后，日本外务省发布声明予以反对。西方舆论对报告书则大多予以赞赏。《拉西曼报告书》出台后，国内各报刊纷纷发表评论。
《拉西曼报告书》中关于农业问题的探讨着墨最多，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探讨。较之前的“卫生报告”而言，《拉西曼报告书》的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可以说更为全面。抛开内容的可行性，报告书的主旨是进一步扩大中国与国联的合作，而这必然影响日本的在华利益。对以英国为首的国联来说，从根本上也不想改变自身在华的地位和利益。因日本的强烈反对和多方游说，国联将《拉西曼报告书》束之高阁，导致其未能在华“加以审察而实行”，最终成了一纸空文。但不可否认，围绕《拉西曼报告书》的讨论引发了诸多学人的积极参与，以其为标的，从而深入探究解决中国各方面问题、谋求中国发展之路径。从这个角度而言，《拉西曼报告书》有一定的参考启发意义。
揆诸拉西曼几度来华前后引发的舆论，反对者、赞成者皆有之，还有折中者。全面反对固然不对，完全赞成亦不足取。应客观、慎重考量拉西曼不同时期担当的角色及其影响：其一，拉西曼奉国联之命来华，故其在华的一言一行必然贯彻国联的指令，指责其带着有色眼镜，处处为西方辩护，不免有些“苛责”于他。拉西曼在中国的时间并不长，其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不可能很透彻，因此其言论中也就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或错误。其二，对拉西曼来华，国内舆论可谓纷繁多歧，不同时期评价截然不同，但大都基于自身的政治立场，掺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其三，“波兰犹太人”拉西曼对中国如此“热心”，或许与其个人境遇、阅历相关。拉氏身处国家之坎坷命运，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景况可谓“同病相怜”，医生出身使其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对中国抱以同情态度，借助国联对中国予以支持。总之，对拉西曼的中国之行及其取得的成果，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评判。
摘自《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