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志，王维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爱尔兰的永久中立与对国家统一的追求密切相关：1949—1956年间，爱尔兰的对外政策目标优先级依次为实现国家统一、保持中立地位、增强军事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爱尔兰一方面以北爱分治为由拒绝加入北约，将维护欧洲安全和反对苏联作为说辞请求美国提供武器支持；另一方面又因担心损害其中立原则而拒绝接受共同安全援助，而美国的首要目标恰是要消解爱尔兰的中立原则，促使爱尔兰加入北约。爱美外交关系改善的转折点是爱尔兰加入联合国及其总理科斯特洛访美，此后爱尔兰的外交政策便开始偏离中立原则。可见促成爱尔兰这一转变的最大外部推手就是美国，推动爱尔兰在外交乃至军事上走上“亲西方”的道路，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冷战的进一步扩大。
【关键词】爱尔兰;中立;冷战;爱美关系
爱尔兰走向中立与美国的最初反应 爱尔兰对曾经的宗主国英国的“叛逆”，是爱尔兰国民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历了长达8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后，1921年爱尔兰与英国签订了《英爱条约》，这标志着爱尔兰南部26郡成为法律上拥有国家主权的“自由邦”。然而，条约又规定“效忠英王宣誓”，北爱六郡“主权暂停实施”，这一切都意味着爱尔兰追求主权独立仍旧任重道远。此后十余年间，爱尔兰自由邦内部就国家道路选择展开了持续而激烈的争论。最终，作为国家中立和主权独立狂热拥护者的共和党领袖德·瓦莱拉充分利用1931年英国通过的《威斯敏斯特法案》，说服爱尔兰议会通过了1937年新宪法，宣布主权范围包括北方六郡，收回英军根据《英爱条约》在特定港口享有的特权，废止英国和爱尔兰自由邦内政之间的联系。
1938年4月，英国与爱尔兰签订新的《英爱条约》，英国放弃了使用爱尔兰港口等特权，这让爱尔兰在面对战争时选择中立具备了可能性。客观来讲，爱尔兰对北爱只有名义上的主权，导致爱尔兰难以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参战。权衡再三，爱尔兰正式决定走上中立道路，抑或说爱尔兰的中立被赋予了民族认同以及宪法和国家精神的特殊意义。1939年，新的世界大战再次如箭在弦。出于本能，爱尔兰将首要目标确定为保证生存，于是继续保持中立地位便成为首选路径。为此，国防部长艾肯甚至对所有战争新闻实施严格审查，压制对同盟国或轴心国存有偏见的言论。
二战期间，美国对爱尔兰中立的态度经历了从同情转向厌恶的显著变化。起初，美国并未明确表现出对爱尔兰中立的不认可，这与美国自身中立立场密切相关。1939年9月，包括美国在内的约20个国家都宣布了中立。1940年，美国驻爱尔兰特使格雷到任，他努力帮助爱尔兰从美国获取武器。随着爱美走近，德·瓦莱拉甚至曾向自治领大臣麦克唐纳暗示，爱尔兰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一个英美担保下的统一的中立国家。然而，仅仅一年时间格雷对德·瓦莱拉及其所推行的中立政策的态度便由同情变成了极力反对。不过，他并没有因此阻止爱美两国往来，反倒极力促成艾肯率领爱尔兰使团访美，目的是通过爱美交涉让爱尔兰认识到既想保持中立又想获得援助是不现实的。1941年4月，艾肯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会面。其间，艾肯明显意识到罗斯福对中立的反对态度，两国在爱尔兰中立问题上的矛盾浮出水面。自此，美国对爱尔兰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将爱尔兰购买武器、船只等战略物资与它的政治立场挂钩。1942年12月美国对德宣战后，对爱尔兰中立的容忍度进一步下降，甚至试图为美军在爱寻求军事基地。
由于爱尔兰与英国存在特殊关系，爱尔兰在二战期间很大程度上只是名义上中立，事实上亲同盟国。不管爱尔兰怎样在不严重损害中立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倾向于同盟国，但美国仍旧因为爱尔兰的中立而耿耿于怀。这一不满情绪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初期。
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后，遏制共产主义、组建西方联盟、保卫“自由世界”成为美国外交的指导思想，美苏冷战的阵营化特质令中立国的处境更加艰难。随着东西方冷战烈度的日益加剧，为应对苏联威胁、确保“绝对安全”，美国加快构建全球反共同盟体系，中立国自然成为被争取的对象。为此，美国一方面要阻止“自由世界”国家和盟国中立，另一方面则是拉拢或迫使中立国成为自己的盟友。马歇尔计划出台后，爱尔兰很快就收到了邀请。这对疲于应对经济困难局面的德·瓦莱拉政府而言正是时候。1947年7月初，在并未咨询反对党和公众意见的情况下，爱尔兰政府无条件地接受了邀请。相比之下，瑞士却提出了三项条件以保护传统中立地位。由此可见，迫切需要经济援助的爱尔兰政府并不认为参加马歇尔计划会妨碍其保持中立。但事实是，爱尔兰加入了一个完全由西欧国家组成且由美国提供支持的国际组织，这对它固守“不偏不倚”的中立原则显然不利。
爱尔兰坚守中立与爱美关系停滞不前 1948年年初，科斯特洛政府赢得爱尔兰大选的同时，美国正酝酿建立一个欧洲集体安全防务组织，爱尔兰预感到自己将会在受邀名单之中。虑及国内的政治要求、国防预算开支以及保持外交政策独立性等因素，科斯特洛政府未雨绸缪，公开表示在分治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之时不希望加入一个可能导致英军出现的军事联盟。1949年1月7日，爱尔兰政府收到了加入北约的邀请，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意识形态上，爱尔兰都完全有理由加入。爱尔兰并非坚决拒绝加入北约，而是将国家统一作为加入北约的前提条件，以此迫使美国和英国在北爱分治问题上做出让步，或者说，为了实现国家统一，爱尔兰可以牺牲中立。但华盛顿并未就此放弃。美国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在同年6月的一份文件中将爱尔兰归入“潜在的盟友”行列中。
1950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首次提出了苏联的任何所得都是美国所失的零和博弈观念。两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进一步意识到了冷战转变为大规模热战的危险性。当时的杜鲁门政府明确认为中立是有利于苏联的，越多的国家走向中立，对美国越是不利。正因如此，美国必须竭尽全力阻止其他国家选择中立，并促使中立国放弃中立。具体到爱尔兰，对杜鲁门政府来说，该国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具有明显的战略意义。由此，保证爱尔兰政治独立成为战后美国的重要目标。于是，将爱尔兰以某种形式纳入美国主导下的集体安全体系成为杜鲁门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关键目标。
正是在这样的战略考量下，美国着手制定对爱尔兰的政策。不过，美国对爱尔兰的政策明显表现出目标和手段的不匹配：既要消解爱尔兰中立，又不想介入爱尔兰统一问题；既愿意发展美爱关系，又担心被爱尔兰作为对英国施压的杠杆，进而影响美英关系发展；既希望爱尔兰加入北约，又不愿为此向对方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因为统一是爱尔兰外交的首要目标以及爱尔兰对美国的诸多预期，可以想见接下来的爱美关系难以得到迅速推进。
美国对爱尔兰外交政策走向特别是爱尔兰坚守中立的担忧，不无道理。1951年德·瓦莱拉重新执政，新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任的对外政策，特别关注统一问题，而且更加倾向于坚守传统的中立立场，爱美关系因此停滞不前。
爱尔兰新政府深知美国非常希望爱尔兰放弃中立加入北约，因此便自然而然地将统一问题与之联系在一起。艾肯一改战时中立态度，利用各种机会向美国官员表示，爱尔兰并不像瑞士和瑞典那样是一个具有中立传统的国家。对爱尔兰来说，统一问题是外交决策的决定性因素。统一比中立更重要，保持中立地位是争取实现统一的一种策略。只要爱尔兰没有实现统一，就无法与英国达成任何集体安全安排。反之，一旦爱尔兰加入北约，会被认为是变相接受了爱尔兰永久分裂。然而，不管爱尔兰在统一问题上如何努力，美国都不为所动。美国对北爱分治一事的基本立场是爱尔兰和英国均为友好国家，美国不宜插手英爱之间的“家事”，应尽量避免与爱尔兰讨论该问题，不想因此陷入尴尬境地，更不愿为了爱尔兰与英国产生嫌隙。而且，在美方看来，对爱尔兰来说保证国家安全比追求统一更重要。美国国务院更是倾向于认为英爱可以找到突破北爱分治问题而让爱尔兰加入北约的方案，前提是爱尔兰真心希望加入北约，而不是以此作为对美英施压的工具。爱尔兰处理对美国关系时并非完全专注于统一问题，维护国家安全亦是新政府的重要目标。德·瓦莱拉政府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发展。
简言之，1951—1954年德·瓦莱拉执政期间，爱尔兰政府通过各种手段促使美国帮助解决北爱分治问题，请求美国提供武器援助并试图持续从美国获取经济援助。在爱美两国就上述各项事宜交涉的过程中，两者之间的根本对立主要表现为美国拒不介入爱尔兰统一问题以及爱尔兰在分治情况下对中立原则的坚守。正因如此，这一时期的爱美关系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爱尔兰偏离中立背后的美国因素 1954年6月，爱尔兰迎来了由统一党、工党、农民政党组成的第二党际政府，科斯特洛出任总理。当时的爱尔兰在国际社会处于明显的孤立状态。由于北爱问题的复杂性，英国一直密切关注爱尔兰的外交动向，并与之探讨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技术合作。但鉴于爱尔兰的中立国属性，这些合作并未涉及军事层面。作为欧洲一体化的旁观者，且由于战时中立遭受排挤，爱尔兰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显得若即若离。尽管与德国、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却没能达成贸易协定。在维也纳以东，爱尔兰甚至没有派驻外交使团。在此种情况下，爱美关系就成为了爱尔兰通往国际舞台的一根浮木。
爱尔兰新政府尽管高度重视爱美关系，但是在结束北爱分治与爱尔兰加入北约问题上，爱美两国间的分歧并没有得到弥合。爱尔兰新任外交部长科斯格雷夫继承了艾肯对分治的基本政策，继续在英美两国内部发动宣传攻势，组织反分治运动。通过对地中海、中东和南亚地区的英美权力转移形势的分析，新政府更加坚定地认为依靠美国影响英国是可取的，因此加强了在美国的活动。
更令爱尔兰人感到沮丧的是，英美虽常有意见分歧但大多浮于表面，而非实质。实际上，美英两国在各个层面上的政策协调均十分密切，极少采取对方坚决反对的行动。他们预感到关于爱尔兰的问题，杜勒斯等人都会询问英国的意见。不仅如此，在分治问题上，刚刚执政的美国共和党政府并无同情爱尔兰的倾向，甚至比民主党人更倒向英国。当时的爱尔兰驻美国大使馆参赞布伦南对此深有体会。反过来，当时刚上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爱尔兰虽是一个反共国家，但更关注统一问题。由于北爱分治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爱尔兰加入北约一事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后始终处于搁置状态。不过，这时的美国政府仍旧希望爱尔兰能够在实现统一后加入北约，并借助该国的反共情绪，使其在未来的冲突中与美国通力合作，包括从军事的角度利用爱尔兰国土。
科斯特洛政府时期，促使爱美关系发展的最大推力来自爱尔兰加入联合国，这也是促使爱尔兰偏离中立原则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战结束后，爱尔兰多次申请加入联合国，其主要目的是将北爱分治问题推向国际社会，引导国际舆论，从中寻找解决办法。自1946年起，美国便明确表示希望爱尔兰早日加入联合国。如前所述，1950年8月15日美国国务院对爱尔兰政策文件更是明确将推动爱尔兰入联作为手段之一。然而，苏联一边多次否决爱尔兰的入联申请，另一边又连续提出14国同时入联提案。20世纪 50年代上半期，美国始终反对苏联提出的“一揽子计划”。由于美苏两国在上述问题上针锋相对，爱尔兰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始终未获批准。直至1955年9月，爱尔兰再次被纳入多国同时加入联合国的“一揽子计划”。几经波折，在加拿大和印度的调解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终于就入联名单达成一致。12月 14日，爱尔兰作为十六国之一成功加入联合国。自此，爱尔兰的外交政策重心逐渐转向联合国大会，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在爱尔兰看来，这是一个将爱尔兰展现给世界、令爱尔兰问题得到重视、使爱尔兰国际地位有所提升的机会。但危险在于作为联合国成员国，爱尔兰将不得不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表达立场或者说“选边站队”，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置身事外，令保持中立姿态变得愈加困难。加入联合国后，爱尔兰的亲西方立场表现得十分明显。
促使爱尔兰中立政策发生改变的另外一个因素，是1956年3月科斯特洛访美。科斯特洛的此次访美卓有成效。其间，他不断重申爱美关系的历史渊源以及爱尔兰对美国国家知识与文化生活的贡献，并反复强调没有一个欧洲小国在美国的影响力能与爱尔兰相提并论。此次访美让科斯特洛清晰地意识到，在当时的世界形势下，英国越强大对爱尔兰越有利，因为苏联的地位会相对受到削弱。世界和平对这个几乎不设防的小国而言至关重要。在此情况下，打败或遏制苏联是最重要的。此外，美国不可能为了得到爱尔兰的友谊而甘冒与英国分裂的风险。因此，爱尔兰必须证明自己在反苏问题上的重要性和建设性意义，以此赢得美国政府的重视，从而为解决北爱分治问题争取对方的有利态度。
基于以上判断，爱尔兰制定了以与英美、联合国和欧洲国家关系为主轴的外交政策，利用自己的道德影响力、联合国投票权，采取支持英美而遏制苏联的行动。至此，爱尔兰已然偏离了传统的中立政策，在政治上完全偏向西方阵营。不久后，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匈牙利事件接踵而至，为爱尔兰的新外交政策提供了试验场。
事实证明，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后只是爱尔兰偏离中立原则的起点。自1959年开始，爱尔兰军队至少参与了联合国在12个国家采取的军事行动。实际上，仅仅保持军事中立对爱尔兰来说也绝非易事。如今，爱尔兰是北约事实上的军事伙伴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它完全采用了北约的指导思想、作战理念、指挥程序和武器弹药。在此种形势下，一旦发生战争，爱尔兰几乎无法维持所谓的“军事中立”。
1949—1956年的爱美关系变动表明，这一时期爱尔兰的对外政策目标呈现出的基本形态是统一第一，中立次之，军事力量发展再次，经济开发最末。该特征反映在爱尔兰的对美政策中，则表现为坚持以北爱分治为由拒绝按照美国的意愿加入北约，一再将维护国家安全和反对苏联作为说辞试图诱使美国提供武器援助，又因担心损害中立原则而拒不接受美国共同安全援助。反过来，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目的则是消解爱尔兰的中立立场，促使对方加入北约，至少保证在战时获得这个中立国家尽可能多的合作。最终，爱尔兰没有加入北约，美国也相应地拒绝向爱尔兰提供武器援助，且不愿意在接受共同安全援助的相关承诺方面对爱尔兰做出让步。
尽管如此，20世纪50年代中期爱尔兰的对外政策还是逐渐偏离了中立原则。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爱尔兰对外战略的优先目标是实现国家统一和保证国家安全。为了获得国际社会对结束北爱分治的支持，并依靠联合国保障自身国家安全，爱尔兰积极申请加入联合国。然而，联合国和平机制奉行集体安全思想，采用的正义战争理论更是衍生出了一套类似于国内法的犯罪—执法模式。该模式对要求在交战双方间维持不偏不倚的中立形成了明显排斥，这也是为什么反对中立的美国全力推动中立国加入联合国的重要原因。爱尔兰对这一点十分清楚，但相对于维持中立地位而言，爱尔兰更看重的是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安全。最终，在1955年美苏就各国申请加入联合国问题上达成重要妥协的大背景下，爱尔兰成功加入联合国。正是从那时候起，爱尔兰一边继续坚持所谓的“军事中立”，一边不断介入各种国际争端，相应地在对外政策上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亲西方特别是亲美倾向。美国则趁机进一步拉拢爱尔兰，大力加强与对方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显然，亲西方尤其是亲美倾向的渐趋增强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爱尔兰在未来战争中的中立选择。一言以蔽之，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爱尔兰逐步偏离中立的过程中，美国是最大的外部推动力量。
“冷战”可以被视为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中间状态。其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偶尔会利用中立来建构缓冲地带以防止某一国家倒向对方阵营。但更多时候，它们对中立持指责和批评态度，甚至希望将中立国彻底拉到自己这一边。二战结束后，爱尔兰中立面对的最大困境便是美国利用爱尔兰的国家统一愿望和安全需求不断寻找机会促使其偏离中立传统，倾向于西方阵营，甚至成为该阵营的一部分。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爱尔兰与美国关系的加强乃至后来不断向欧共体（欧盟）和北约走近，西方阵营的力量得以壮大，这至少导致东西方之间在外交层面的缓冲地带进一步缩小。易言之，爱尔兰在外交乃至军事上的“亲西方”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冷战的进一步扩大。
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原文约1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