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临希，国家清史编纂委会暨文旅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
【摘要】与17世纪西欧国家划界同步，清朝自顺治五年开始陆续在漠南、漠北之间划定旗界，使内外蒙旗以瀚海为间隔，但就隔离思维、标界方法和管理模式而言，这仍是王朝传统的“边”,而非近代产物的界。对应康、雍、乾地图，外无国界，内无内外蒙古界，并未走出天下秩序所笼罩的疆域模式。清中晚期，随着官方将蒙古分为内外，学者绘制的地图出现国界和内外蒙古界，进而在宣统元年首现版图“秋海棠叶”形象比喻，促使朝廷重视地图所表达的主权边界。但因蒙古方位存在文化偏差，加之内外蒙古界未经测绘，清末民初地图均错置此界，无法准确表示内、外蒙古范围。界线不明确也迫使清末朝廷仍以传统天下模式划分藩部疆界，缺乏对边界的直接掌控，成为俄国渗透外蒙古的内因。以边界为衡量，清朝从传统天下秩序转向近代主权观念并非始于《尼布楚条约》,而是从清晚期开始，至清末也未完成，体现了清朝疆域模式的二重性。
【关键词】天下秩序;主权国家;边疆治理;外蒙古;地图学史
旗界：清初藩部的固定 自先秦以来，边疆一直是王朝周边的模糊地区。儒家信奉“天子得道，守在四夷”，意为华夏疆域随着政治辐射力消长，强则纳入四夷，衰则缩减，但王道的影响力是无界的。这种华夷圈层显示出中国传统王朝以文化而非界线区分“天下”的内外，“夷”的活动区域是内外之间的模糊地带，没有一条清晰的界线。虽然历朝与周边地区均有划界之举，但一贯以文明覆盖范围取代明确地理范围，皇帝仍是“有疆无界”的天下之主。明朝依托长城巩固边防，但不视之为国界。长城不是一条线，而是囊括两侧边镇、卫所的防御体系，它区分的是文化意义上的“华夷”，即农耕与游牧两圈层。
边界性不强曾是世界普遍问题。在17世纪以前，欧洲各国的领土范围并不明确。随着测绘科技发展，地图又成为界定和表达领土范围的工具——边界与地图在近代边界转型中呈现出一体性。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大规模划界行动并未比西欧迟滞。
之前由于察哈尔部控制着大兴安岭以北至瀚海一带，清朝的实际控制区尚在大兴安岭以南。外扎萨克蒙旗的固定历时较长。在曾经杂居的地缘条件下，族间战争、掠夺、袭击以及入侵他族这些流传已久的习俗，都因界限的强化而不再符合正义。由此在17世纪，中国北部从东到西的广大范围内，游牧民族都强化了边界。划界给蒙古诸部带来一段和平时期，直到准噶尔汗国进攻喀尔喀打破平衡。漠北诸部逃往漠南，康熙皇帝于三十年（1691年）举行多伦会盟，喀尔喀蒙古正式成为清朝的藩部，使清朝有效统治漠北。以上过程彻底改变传统王朝以长城区别的“华夷”，明确纳藩部于疆域之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边界向北跨越。
但漠北定界较晚。噶尔丹败亡后，喀尔喀各部陆续回归漠北开始编旗，但因清、准之间战乱不断，喀尔喀各部游牧地处在连续变迁的状态，牧地一直未固定下来。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清廷才对扎萨克图汗部、赛音诺颜部、土谢图汗部进行踏勘，使三部地界得以固定。车臣汗部在漠北最东端受其他各部影响较小，在乾隆四十四年、五十七年两次划定旗界。至此，喀尔喀四部成为“钦定旗地”，瀚海戈壁北缘的旗界得以固定。大规模划定旗界带来一项重要的副产物：漠南、漠北沿边的旗界组合成习惯线，形成内、外扎萨克蒙古分界的雏形。
隔离：清前期的瀚海为界 在藩部划界同时期，朝廷更重要的是与邻国、属国订立条约边界。康熙二十八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确定中俄东段边界。随后，穆克登额踏勘确定中朝边界，雍正朝确定中俄中段边界。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又在西端进行“清准划界”谈判，确定喀尔喀与准噶尔的分界。学界纵观历史过程，高度评价清前期这一划界时代。但时人尤其是清前期统治者头脑中的天下观念是否已向主权边界意识过渡，有待考证。
康熙五十八年，中国首个大规模实测地图在传教士帮助下制作完成，康熙帝极为重视。借此宣扬清朝作为中国传统王朝的正统性。此后，雍正、乾隆两朝又完善测绘，分别将地图扩增至十排和十三排。此三大实测地图代表了当时制图的最高水平。但三图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众层面都不能塑造疆域和边界意识。
转型：清中晚期内外分界显现 经过划界，漠南、漠北各旗成为限定内外扎萨克蒙古的地域，蒙古区域称谓由此发生变化：清前期，内、外蒙古指不同管辖方式下的人群；清中期，旗界的固定作用促使“内、外”转向地域意义，开始指代漠南和漠北。嘉庆朝《大清会典》确认了这种表述的官方性。自此，可以正式称呼漠南诸旗所在地域为内蒙古、漠北诸旗所在地域为外蒙古。官方对蒙古地域的分类方法改变，瀚海两侧从南北转向内外意义，这是一种观念认知的革新。清廷用内外表示扎萨克蒙旗归附先后和亲疏关系，在制度上体现为年班、联姻等制度的频次差别。当内、外蒙古指代漠南、漠北后，更固化了地域的远近与亲疏。而这个内外之界，便是内外蒙旗之间粗陋的旗界组合而成的隔离带。可以说，蒙古界分内外，实际上就是以清朝天下秩序分隔藩部的疆域模式，而不是明确线性化管理的近代产物。
清中期，内外概念和称谓变化终于反映在地图上。康、雍、乾帝王主导的实测地图仍然延续王朝天下的“有疆无界”，在清中晚期学者手中发生重大转型。道光十二年（1832年），與地学者董方立绘制、李兆洛刊刻的《皇朝一统舆地全图》出版，疆域版图才转为有可描述的形状。此图虽以三朝实测地图为基准，但参酌国外地图，使图中出现了封闭的边界线，首次呈现中国疆域的近似轮廓。自此开始，版图形状直观化。
遗憾的是，此图的内外蒙古线性分界观念在同辈知识界尚未普及。魏源《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瀛寰志略》将天下秩序降为万国秩序，堪称“开眼看世界”的范例。但魏源书中《海国横图·第一》仍无国界，徐继畬书中《皇清一统與地图》虽出现国界，却删去经纬。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两图的蒙古部分：其一，均用内蒙古指称漠南、外蒙古指称漠北，说明当时的内外蒙古概念已经普及；其二，两者对内外蒙古的区分也比“董李图”倒退，魏源仅以戈壁图标区分内外蒙古，无清晰分界；徐继畬将内外蒙古之间用条带状瀚海区分，延续统治者划隔离带的边界观念。两图中均有各省界线，说明时人对内外蒙古都不具有线性分界思维。道光十二年“董李图”的国界观念以及漠南、漠北蒙古分界线观念，在此辈学者中还未普及，“开眼看世界”的人却未能开眼看中国。究其原因，时人重行省而轻藩部，缺乏蒙古地理知识。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侵略加剧，“董李图”对边界性的追求才后继有人。何秋涛《朔方备乘》在咸丰十年（1860年）出版，其附带的《中国与俄罗斯交界图》以“董李图”为底本，绘制出中俄交界线全段形态，体现编者 “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的思想。同治二年（1863年），胡林翼、严树森主持的《皇朝中外一统舆图》出版。此图沿用“董李图”比例尺与经纬度双重网格绘制法，外以虚线标明俄罗斯界，内以虚线标明内蒙古、西套蒙古、新疆与外蒙古的分界，形状与误差均类似“董李图”。另外，此图也明确将漠南标为内蒙古。后世认为“董李图”与“胡严图”两图“最为精核，皆具经纬度数，而胡林翼等图尤详”，因此“胡严图”流传较广，为以后编绘全国舆图提供了较好的基础资料。
同、光、宣时期，“胡严图”成为制图样本广为流传，使边界直观化，更使经纬度成为地图绘制的主流。无论是绘图和印刷方式，还是比例尺的有无，都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中国古代地图的转型。但由于测绘规模和技术所限，两图仍有缺憾。
随着光绪朝边疆危机引起广泛关注，朝野均意识到绘制更精准的地图是国防必需。各军事学堂普遍增设测绘和地图学专业，教授数学、制图、天文、测量等课程。同时，各地设舆图总局、分局，重视地图对国家疆域的价值。光绪十四年（1888年），会典馆决定重新进行全国测绘以编制符合中外变局下的新地图——光绪朝《皇舆全图》。光绪二十四年全图编成，但仍无陆地边界线，也无内外蒙古界。这表明朝廷的边界观念比清中期加强，对地图的政治属性尤其慎重，对未勘界的区域保留权力。凡此种种，皆是朝廷观念迈向近代的表征。
错置：天下秩序与主权边界的二重性 随着朝廷对边界与地图表达的慎重，地图管理机构随之改进。光绪三十二年，民政部组建后，下设疆理司承接户部的土地管理职责。朝廷将测绘地图、审核地图分成两个部门，各自隶属陆军与民政系统，实行双轨管理，足见对国家地图的重视。疆理司成为储存、调阅各种地图之处。随着收储中外地图的增多，该司附设图志馆。图志馆追求的是将内地、边疆地图一起管理，打破理藩院专责蒙旗地图的旧法。只是图志馆草创，不管在经费上还是在藏书上，都存在比较大的困难，其功能与结构还不完善，在宣统朝国家地图的完善尚需时日。（下转第104页）
（上接第94页）但从朝廷对地图功能与疆域的认知方面看，清末中国正在走出王朝天下秩序，迈入主权边界型的近现代世界。
光绪朝会典馆的编修工作培养了很多制图学者，他们促进了民间机构制图热潮的兴起，其中以邹代钧为代表。
“邹图”在清末影响广泛。究其原因，《蒙古游牧记》《朔方备乘》等地理著作流行已久，清末士人的蒙古地理认知已大大加深，版图因此固定为直观可视的形状，不随地图出版机构不同而变动。这较“董李图”“胡严图”、光绪《皇舆全图》再次产生观念飞跃，终于使版图可意象化，催生图示性的“国家感”，给民众带来可意象化的领土观念，并很快被形象化为“秋海棠叶”。随着地图标定国界带来的意象化，版图形状呈现出一种图示性的国家感。罗汝楠《中国近世與地图说》是清末民初與地课程教材，这种形象化随着新学广泛建立和教材普及，在青少年中日益流行开来，成为国家象征的流行说法。但邹图标定的内外蒙古界线仍有很大问题。直至1917年即外蒙古宣布“独立”六年后，民国各级政府和中国民众均无法通过地图直观确定内、外蒙古界的真实形状，进而不能确认当时外蒙古的实际范围。
虽然清末中国已经处于后世所称的近代，但从朝廷对藩部地域范围的具体描绘和管理方法以及科阿分治的划分方式看，清末中国仍保持着一定的王朝天下秩序。虽然朝廷不断与周边签订各种划界条约，但边界向近代主权国家所要求的清晰化转型，终清一代也未完成。
雍正朝签订《布连斯奇条约》《恰克图条约》后，外蒙古与俄罗斯交界位置大体保持稳定。但朝廷始终以“隔离带”方式管理边界，尽量使我国居民远离国境，仅令沿边各蒙旗派兵丁巡边。相对我方疏漏，俄国却积极向远东移民实边。这种趋势随着西伯利亚铁路贯通而加速。双边沿界态势的严重失衡，给中国的边疆管理造成极大损失。这大概是清朝在辛亥覆灭之际无法阻止俄国全面控制外蒙古的原因之一，也是清朝为近代边界转型不完善所付出的代价，成为外蒙古分离的内因。
摘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原文约23000字。
